引語

在明朝中期以後，朝廷內外的奢侈之風盛行，禮制更是被人們所拋棄，於是很多士大夫就用筆描繪出了明初的社會風氣，說其是明朝“風俗淳美”的黃金時代，旨在批判窮奢極侈、僭禮逾制的社會風氣。

但是，士大夫們所描繪的“風俗淳美”的社會有一定的理想成分在，但並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明初，朱元璋登上皇帝位，畫了一個“圈”，鎖住了百姓。這個“圈”是什麼？就是大力推行“教化”之道，對社會各個環節進行全方面的整頓，並且用“禮制”和“法制”來規範百姓們的行為，讓百姓“各司其職”，最終營造出一個“循禮守儉”的社會風氣。

朱元璋畫像

“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漢族”的文化碰撞

元末明初是歷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元朝廷一些“區別對待”的政策，造成了各階層的文化矛盾異常尖銳，衝突更是不斷，最終爆發大規模的紅巾軍起義。

元朝是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來的一個朝代，統治了神州大地數百年，一些北方遊牧民族風俗習慣則是在內地產生了深刻影響。

明初，方孝孺曾經在文章中談到，江南被元朝佔領後的一些社會狀況，中原文雅的禮儀風俗受到蒙古人粗獷豪放之風的浸染，不過短短數十年的時間，宋朝的遺風就蕩然無存。

一些讀書人為了得到一官半職，辮起了頭髮，穿上了短衣，學說蒙古語，很少有人能夠堅守本族的風俗習慣。

所以，以至於元朝出現了一種

“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的社會狀況，後朱元璋雖建立了明朝，但社會風氣整改並沒有實行，所以明朝風氣依舊如此。

元朝

而且，由於土地兼併嚴重，明初的無業遊民群體巨多，而朱元璋作為遊民階層的代表性人物，自然知道遊民對於社會的危害。

明朝是一個農業大國，如果百姓都遊手好閒，不從事農耕，那將會是個致命性打擊。所以，明朝社會種種的矛盾，讓朱元璋不得不實行一系列的政策，整改社會風氣，讓百姓各守本業，所以朱元璋畫了一個“圈”，準備鎖住百姓。

清除北方遊牧民族留下的生活風習

在元朝，不管是士大夫，還是普通的老百姓，為了迎合統治者的觀念，也是為了生存，所以無不辮髮椎髻，頭上戴的是深簷胡帽，身上穿的是褲褶窄袖的衣服，而且婦女們更是身穿上了窄袖短衣，下身穿著裙裳，這與中國傳統的衣著打扮是大相徑庭。還有不少人不用漢名用蒙古名，說蒙古語，從他們身上已經看不出中原民族的色彩。

為此，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己任的朱元璋自然不會坐視不管，可是該如何清除這些生活風習呢？

朱元璋也是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下令“復衣冠如唐制”，上述行為一律禁止，不許內地百姓穿著蒙古式服裝，不許辮髮椎髻，也不許說蒙古語言，也不許用蒙古姓名。

唐朝服飾示意圖

在傳統的觀念上，中原的民族是十分重視喪葬事宜。但是在明初，還有一些地方的居民沿襲元朝的習俗，遇到喪葬事，大宴親友，只管酒餚厚薄，大愉大樂，對死者卻毫無哀慼之情，甚至還有人採用了蒙古習俗，將死者焚化後投於水中。朱元璋認為這是極其嚴重的“傷風敗俗”行為，於是下詔令嚴禁。

再有，我們知道蒙古族有個收繼婚風俗，就是“弟收兄妻、兄據弟婦”，而最終導致了“夫婦無別，綱常大壞”，朱元璋認為這是“古今大變，中國之不幸”，下令徹底禁止，而且規定不聽從詔令的人員，一律“罪不容誅”。

在進行一系列禁止政策實行後，蒙古族遺留下的風習可以說是基本解決了，社會也算回到了正常的途徑。但是朱元璋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的態度，也導致了很多優秀文化的因此消失，比如音樂領域的“胡虜之聲”，朱元璋是直放棄。

“衣食住行”全方面進行改革，“衣”、“住”是重中之重

在清除蒙古族留下的風習後，朱元璋可以說是解決了畫“圈”、推行教化的障礙，於是他著手開始畫“圈”。

首先，朱元璋對“衣食住行”的改革，想以此形成貴賤有別、上下有等的社會生活秩序，而其中以服飾、住宅的改革最大，甚至有點“強制性”。

在日常生活中，服飾是最能顯示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身份等級的。所以，朱元璋下令讓大臣們制定出一套極其繁瑣的服飾標準，皇帝、后妃、親王、公主、官員、百姓服飾都各不想同，而且冠服的式樣、圖案、顏色都有很大差別。

按照服飾的規定，玄、黃、紫這三種顏色以及龍風圖案屬於皇室成員專用，其他人一律不得穿著；官員可以使用雜色纊絲、綾羅、彩繡；而百姓則只能穿用綢、絹、紗、布，而且首飾、鐲只能用銀的，而不得用金、玉、珠、翠製作。

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朱元璋特別下令：“農民之家可以穿綢、紗、絹、布，可商賈之家只許穿絹、布，農民之家只要有人為商，就不許穿綢、紗。”

從此可見，朱元璋的改革不僅僅是改變社會風氣，還有“重農抑商”之意，而重農抑商是為了恢復明朝的社會經濟，這也是朱元璋畫這個“圈”的一個重要原因。

明朝服飾示意圖

在住宅方面，朱元璋也做出了嚴格的規定。按照《住宅》規定，像公、侯這樣的高級別的功勳貴族的住宅，應有前廳、中堂和後堂，其中前廳面闊七間或五間九架，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門屋三間五架，大門可以用金漆塗刷，可以使用獸面錫環。

一品和二品的高級官員家庭，廳堂的標準是五間九架，屋脊上可以裝置瓦獸，樑棟、鬥棋、簷桷都要繪飾成青碧色，門屋三間五架，大門上也可以用獸面錫環，但門板只能用綠油塗刷。

三至五品的中級官員家庭，廳堂限用五間七架，屋脊上可以裝置瓦獸，樑棟、簷桷可以用青碧繪飾，正門三間三架，大門只能用黑油塗刷，可以使用錫環，但不能用獸面。

而至於老百姓的家庭，一律不能超過三間五架，不許使用斗拱，也不能用彩色進行裝飾（也就意味著，百姓的房屋基本是統一規模的，只有“黑白”二色，何其單調）。

明朝住宅示意圖

除了服飾、住宅外，朱元璋還在酒具、傘蓋、語言問好制度方面，全方面地規定各種人員的行為，不許逾越，形成一個上下有別的社會。最重要的是，一些政策在無意間造成了明朝百姓單一的生活，沒有色彩的生活，只有“上班—吃飯—下班”。

規定百姓的日常行為

在上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朱元璋這個“圈”還是比較周密和嚴格的，推行教化，不但解決了蒙古族遺留下的風習問題，更是用“服飾、住宅”等方面形成了一個上下有別的社會。但是，這些僅僅是這個“圈”的伴唱，而主唱還是如何讓百姓們各守本業，勤勞耕種，官員們各司其職，不得逾越，以此來改變明初的社會風氣，同時恢復社會經濟。

我們都是知道，朱元璋早期可以說是個無業遊民，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作為遊民階層的代表者，朱元璋自然深知遊民對於農耕大國的危害，內心也憎恨遊手好閒之徒。

所以，朱元璋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方針，讓農民、士人、商賈、工匠都各守本業，對於四處遊蕩、不從事業的“遊民”則是採取嚴厲的打擊措施，一經發現，就是遷徙到邊遠地區生活。

明朝百姓示意圖

其次，在邊遠的農村基層，朱元璋就在村裡設立“老人”一職，實為皇權的代言人，代替皇帝去管理百姓，督促百姓農耕（實際上是有一定強制規定百姓的行為，監視他們的所作所為）。

《教民榜文》載：“今出號令，此後止是各該裡分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眾人聞鼓下田，該管老人點閘。若有懶惰不下田者，許老人責決。”

據說，朱元璋還在南京準清橋以北特地建造了一座逍遙樓，凡是賭博的、下棋的、養鳥的，以及遊手好閒的人員，都被拘禁在樓中，名為“逍遙”，實際上是把他們活活餓死。

普通老百姓是如此，作為國家的守衛，將士也是逃不過的。為了防止將士沉溺於娛樂，荒廢武藝，朱元璋不許將士進入青樓，還曾下令：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者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

由此可見，朱元璋畫這個“圈”，推行教化，旨在規範百姓的行為，讓他們各守本業，從事農耕，恢復社會經濟。

以“法制”支撐起這個“圈”

朱元璋不同於前朝的“寬縱”，反而是“以猛治國”，所以很多政策並不是一紙空文，動動嘴皮子罷了，而是付諸行動的。為此，很多政策以“法制”來推行，同樣的，朱元璋也是以“法制”支撐起這個推行教化的“圈”。

比如，上面提到的服飾、住宅方面的規定，如有違法者，《大誥三編》是這樣記載處罰的，“民有不安分者，僭用居處器皿、服色、首飾之類，以致禍生遠近，有不可逃者；一切臣民所用居處、器皿、服色、首飾之類，毋得僭分。敢有違者，本用銀而用金，本用布而用綾錦絲紗羅，房舍棟樑不應彩色而彩色，不應重錦而重錦，民床勿敢有暖閣而雕鏤者、違誥而為之，事發到官，工技之人與物主，各坐以重罪。”

由此可見，朱元璋的“教化之道”絕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而是依靠極其嚴酷的懲治措施來推行和維護，也就意味著沒有人敢觸動朱元璋的這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