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运泽（1903-1987），字汇川，1903年生，安徽凤台人，汉族。父廖鸿文，别字子宾，为同盟会会员，1908年参加过熊成基领导的新军起义。廖家有地产40亩，自给尚余。廖泽周幼年时先后就读东乡廖家湾国民学校、上海私立学校、安庆省立职业学校。
1923 年，廖运泽在安庆职业工读学校就读。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北洋政府大总统，安庆学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曹”运动。廖运泽率安庆职业工读学校同学和其他大学的学生一起，扛着校旗和大幅标语，在黄家操场集会。
安徽督军倪嗣冲开展镇压学生运动。安庆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柯庆施获悉通缉名单中有廖运泽的名字后，急忙告知廖运泽，要他赶快逃走。当时的廖运泽毫无思想准备，四顾茫然地问：“往哪里逃？”柯庆施说：“到广东投奔孙中山，上黄埔军校去！”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柯庆施的建议。
黄埔军校
1924年1月，廖运泽由袁家声、廖梓英介绍加入国民党，同年3月再由其二人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同队的有陈赓、杜聿明、李仙洲、侯镜如、王之宇等。同年11月底毕业，分配至第二期学生总队部当教育副官。次年2月参加了第一次东征，担任东征军总指挥部警卫连队长，东征途中，廖运泽负责总部的警卫工作，保卫首长的安全，与校长蒋介石和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接触较多｡在棉湖战役中，随周恩来投入战斗。廖作战勇猛又机智，给周恩来的印象很深，曾两次与他长谈，做他的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黄埔军校在潮州办了分校，廖运泽担任了学生队第一队队长。东征后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学生队第一队队长。6月，又参加了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1926年6月，经陈赓和曹渊介绍，廖运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同年7月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解散后，廖运泽调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第五期政治大队第四队少校队长、第三队中校队长。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又策动驻湖北宜昌的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夏斗寅乘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国民革命军主力前往河南、武汉兵力空虚之机，于5月上旬发表反共通电，叛变武汉国民政府。他自宜昌东下，进兵嘉鱼、咸宁，切断长沙至武昌的交通，然后北上进攻武汉，一直攻到距武汉仅20公里的纸坊。武汉政府形势危急。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率所部和工人纠察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前往阻击。
1927年5月，邓演达调廖运泽到北伐军叶挺的第二十四师第72团当副团长，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二十四师72团副团长（团长许继慎），廖运泽参加了武汉反击夏斗寅叛变战斗，在追击战中，被叛军子弹打中腿部，栽倒在一坟墓后，鲜血浸透了军裤，伤势很重｡担任总预备队的独立师已向第一线开进。75团的许光达、廖运周、方刚3位军官在行进中发现了已昏迷过去的廖运泽，就立即找来门板，由许、廖二人将他抬下火线，急送往汉口医院抢救。以后，许光达只要有空就上医院探望廖运泽，用自己的薪俸买来水果､炼乳等，让他增加营养。叶挺部队一举击溃夏斗寅叛军。武汉政府形势转安。
南昌起义
1927年夏，“宁汉合流”清党反共，形势急转直下，武汉笼罩着白色恐怖。7月下旬，已兼任十一军副军长的叶挺率部队向南昌开进。廖运泽、许继慎被迫离开武汉，同行的还有在第十师蔡廷锴部当团教导员的共产党员徐石林。为了避开敌人耳目，3人都换穿上便衣，悄悄离开汉口，乘轮船东下｡船到九江，许继慎由夫人陪护去上海继续养伤，廖､徐二人改乘南浔线上火车去南昌。
叶挺见到廖运泽很高兴，他知道廖运泽能攻善守，可独当一面，是一员骁将，于是命廖运泽代理72团团长。该团团部设在南昌丁公路上省女子职业学校，担任警卫任务的是第一营三连，连长林彪。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武装起义。
起义前夕，廖运泽奉召到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参加了起义前召开的两次秘密会议。会议由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主持，叶挺、贺龙、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朱克靖等高级将领和陈毅、周士第、唐天际、孙一中、廖运泽等数十位中级军官参加会议。
按照预定部署，廖运泽率领全团以“演习夜行军”的名义接近敌人驻地，夺取卫兵的武器。以4个连的兵力冲进23团营房，以1个营的兵力冲进第24团的营房。当时正值炎夏，敌方官兵都在院子里铺席睡觉，身边没带武器，仓促应战，一片混乱，一阵高似一阵的冲杀声中，敌军吓破了胆，稀里糊涂就当了俘虏，很快被全部缴械。
1927年8月1日上午 8时左右，城内枪声全部停止，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宣告成功。
南昌起义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缉拿组织南昌起义的中共领导人。8月30日，战斗全面打响，叶挺亲临前沿指挥，决心背水一战，当日拿下会昌。黄昏后，廖运泽率团和兄弟团配合，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各大山头，尔后用云梯强行攻入会昌城。未及休息，又全部到城北大山头布防，准备迎击敌军主力部队。
次日上午11时，尾随而来的敌军向起义军发起攻击，强行攻下了北大山头。在叶挺亲自指挥下，廖运泽带领72、75团向北大山敌人阵地发起反冲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争夺战。战斗一直打到晚上8时以后，敌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后起义军在汤坑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弹尽粮绝，通讯中断，有的营几乎全部拼光。部队在突围时被打散，廖运泽与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失去了联系。从此以后，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廖运泽再也没有见过叶挺。
1927年11月里，廖运泽只身去汕头，幸遇他在黄埔潮州分校时的好友、时任驻军营长的韦一明，得其冒险相助，逃脱了追捕，从汕头搭乘英商轮船到了上海。听说国民党第三十三军军长兼北路宣慰使柏文蔚在法租界霞飞坊公馆养病，他即去求见｡
柏文蔚原先是廖父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廖运泽的叔父廖子英又在三十三军任旅长，有着这一层世交关系，廖运泽的到来自然令柏文蔚很高兴｡当然，廖隐瞒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取得了柏的信任。
在柏公馆里，廖运泽还见到了孙一中，他也是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两人心照不宣。柏文蔚在国民党内资格较老，可是他没有啥实力，随时有被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可能。当时他正想扩充势力，筹办学兵团，要廖运泽､孙一中等人帮助物色军事教育人才｡
于是，廖运泽先到南京，在马台街三十三军驻京办事处先住下来，挂出牌子。不久，许光达、孙一中、廖运周等都到了南京，他们协助廖运泽等同志抓住这支武装，争取在皖东立足｡
1927年底，三十三军学兵团在古城寿县成立，孙一中任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许光达任第一大队长兼政治教官，在党内是支部书记。学兵团公开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500名，利用孔庙学宫开学，教学内容除军事课和操练外，同时很注重政治课。这批学员都在20岁左右，不同程度上受到大革命风暴的影响，向往革命，全团颇具朝气。
1928年3月，北路宣慰使署发给学兵团500枝步枪，但每枝枪只配子弹5发，供练习射击。廖运泽､孙一中等已与中共寿县县委和瓦埠区委取得联系，计划发动武装起义。但隐藏在瓦埠区委内的叛徒向柏文蔚告密，因此廖运泽、孙一中、许光达等同志都被免职，但柏仅是令他们离开，并未扣押迫害。学员们遣散，大都回乡种田了，但后来他们中不少人都成为地方革命的火种｡廖运泽、孙一中、许光达、廖运周4人回到家乡廖家湾避风头。不久，正赶上农村收小麦、种黄豆的时节，他们决定借此机会发动村里的雇农搞夏收暴动，要求地主增加雇工工资。斗争虽取得胜利，但他们的身份已在村内外暴露，寿县政府派军警去抓他们，反动的民团也准备下毒手，他们不得已只得匆匆逃离。廖运周到方振武将军的部队当参谋；廖运泽和孙一中于当年8月去驻山东惠民的鲍刚的四十二军任高参；许光达去上海寻找党组织。
几个月后，鲍刚怀疑廖、孙两人是共产党员，给了一些路费，礼送出境。廖运泽到苏南无锡，在新五旅(原淮上军第一师)当营长，在组织上脱离了党。此后，他利用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师生关系和黄埔同学间互相提携的关系，先后在安徽霍丘､河南开封等地历任暂编第二旅副团长，第九十五师的团长、补充旅旅长等职。内心痛苦而郁闷的，从未忘却自己的革命信念，惦念着已失去联系的战友们。他曾设法与党组织联系，终因种种困难而未成功。同年春，廖运泽任第三十三军学兵团教育长，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后任第四十二军高参，淮军第一师新编第五旅营长，暂编第二旅副团长，独立第四十旅上校团长，第九十五师补充旅少将旅长。
抗日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军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
1938年9月，廖运泽的黄埔一期同学李仙洲擢升为九十二军军长。他推荐侯镜如接任自己原任二十一师的师长、廖运泽为副师长，部队从前线撤回湘中浏阳整训。廖还兼任战干班教育长，他是坚决抗日的。
1939年底，新编第二十一师奉命开拔敌后，行军千余里，翻越重峦叠嶂的大别山，去皖北攻打济南，抗击日寇。廖运泽结识了战干班宣传队戊戌变法中谭嗣同的后裔谭菊华，谭菊华所在的战干班也随部队东进，她与廖运泽志趣相投，于军旅中结为夫妇，证婚人便是侯镜如师长。谭菊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丈夫曾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的战将，但她感到丈夫与其他国民党军将领不同，不嫖不赌、不吃空额、不聚敛钱财，闲暇只爱读读书报。在皖豫边区的抗日作战中，廖运泽屡次打胜仗，在军民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
廖运泽的同学许光达已在延安总部工作，先后任中共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中央情报部第一室主任，主管抗日军政情报｡他两次拍电报给率领新四军四师转战于皖豫苏边区的彭雪枫将军，向他介绍了廖运泽的情况，并请代为转达自己对廖的问候。许光达同时希望彭雪枫配合我皖豫苏边区特委做好对廖运泽、廖运周的统战工作，共同抗日杀敌。彭雪枫即设法与二廖建立了联系。
1943年，廖运泽改任十四师师长兼阜阳警备司令。他尽力避免与新四军四师及抗日游击队摩擦，还暗中支援过弹药｡为此，曾令他们的上司李仙洲很不满。廖运泽在皖北压制打击以武鸣轩上校(黄埔六期生)为首的军统阜阳站的反共反人民活动，派兵查抄过武的办公室，令武鸣轩威风尽扫，请求调走。
廖运泽还处决了阜阳有名的大恶霸地主李连诺，老百姓们拍手称快。当地土豪劣绅惊恐不安，曾联名向李仙洲控告廖运泽，称他简直就是共产党，但此案后来不了了之。1943年初，蒋介石擢升李仙洲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命令李部进入鲁西南，接替东北军于学忠部。李仙洲多次以老同学关系劝廖运泽随其入鲁，但廖运泽考虑到避免与八路军杨勇部作战而婉言拒绝。
半年后，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任命廖运泽为骑兵第二军军长。廖惟恐官兵离心，指挥不了，要求将暂编十四师带到骑二军。汤恩伯同意了，并将廖运周的一一七师也划拨廖运泽指挥｡
1944年4月下旬，军司令部综合判断，认为敌人的主攻方向可能由颍上指向阜阳，即将发起进攻。廖运泽当机立断，立即改变部署，放弃涡河防线，集中主力于阜阳附近地区，全力保卫阜阳。5月初，在兵力部署刚刚变更3天之后，日军10000余人果然在空军掩护下，由寿县、正阳关向颖上前沿阵地发起猛攻。战斗打响后，在前沿阵地的军特务团按计划边战边退，每撤离一个地方就将电线杆砍倒，不给敌人利用。日寇误以为廖军败退，骄狂至极，以其担任左翼掩护的骑兵部队长驱直入，尾追廖军。廖运泽一看敌军侧翼暴露，出击时机已到，立即下令骑八师全部出动，给孤军深入的敌人迎头痛击。当骑八师在颍上境内的十八里铺附近与日军前哨部队遭遇时，200余日骑兵来不及还击就成了刀下之鬼，而骑八师几乎没有伤亡。日寇立即组织反扑，在3架飞机和数门大炮的掩护下，向廖运泽所率军队发动猛烈进攻。骑八师毫不威惧，组织力量反复冲杀，战斗十分激烈。这场厮杀，骑八师伤亡不少。正当阜阳守军严阵以待，准备与敌展开主力决战之际，敌人突然向后撤退。廖运泽当即令骑八师和军特务团乘胜追击，收复颍上县城、正阳关等地，敌人只好舍弃皖北向寿县方向逃窜。
战前，廖运泽和当地专员、县长们商量，动员城内市民向农村疏散，免遭敌机轰炸。将带不走的财物妥为安置，门上贴上封条。只要阜阳不失守，保证做到“原封不动”。战斗结束后，市民陆续回到家中，发现封条未动，财产未受损失，都盛赞廖军长治军有方。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重庆举行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在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军调处执行部三方代表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由北平飞抵济南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廖运泽等人到机场迎接。当廖运泽看到自南昌起义后阔别多年的老首长周恩来时，不禁激动万分。当周恩来走到他面前，廖运泽激动地刚喊出“周主任”时，周恩来便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关切地询问廖运泽在何部队供职，还特地介绍他和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见面。
眼看内战在即，廖运泽为不违背不与共产党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初衷，以 “戎马多年，身体不支”为由提出辞职。
解放战争
1946年，当内战全面爆发时，他的辞呈被获准。离开济南后，廖运泽回到南京玄武湖畔百子亭十七号闲住了两年。廖运泽每天除了早晚到公园散步、读书、看报之外，主要是在麻将桌上消磨岁月。黄埔一期同学陈大庆、王仲廉都成了他的牌友。后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同乡吴忠信又促他再度出山。当时廖运泽考虑国民党败局已定，如能掌握一部分兵权，伺机起义，于国于民都有好处。鉴于此，廖运泽同意了吴忠信的意见。顾祝同委任廖运泽为第八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在此期间，廖运泽与中共地下党进行了接触，并向涡北一带中共地方武装部队提供过通讯器材和物资。后因他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和酝酿起义的行动已被国民党当局察觉，远房的堂兄弟廖运昇、廖运周也先后率部起义，廖运泽被国民党国防部通缉。他逃亡到香港，后与香港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
1948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整师整军被解放军歼灭，蒋介石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千方百计收罗炮灰，妄图凭借长江“天堑”维持统治。经曾任过安徽省政府主席吴忠信的推荐，廖氏兄弟被启用。廖运泽担任第八绥靖区副司令兼颍上指挥所主任及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其弟廖运升为暂一纵队副司令，指挥所及暂一纵队司令部都设在安徽寿县的正阳关镇。
当暂一纵队驻正阳关之初，廖氏兄弟就开始与共产党联系，商谈起义事宜。
1948年9月授廖运泽陆军中将，不久转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后因国民党对廖氏兄弟起了怀疑，调运泽为衢州编练处副司令，实为人质，运泽接到委任状后未予理会，带家属去了苏州亲戚家。
1948年底，淮海战役在激烈进行中，国民党军队败局渐显，廖运周将军已在双堆集率部起义。身为国民党第八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的廖运泽当时正在南京百子亭家中养病，陈赓特嘱托廖运周给他写密信联系起义事宜｡中共中央情报部负责人又给廖运泽去信，表示“周(恩来)、贺(龙)二公很关心你们，欢迎你们回来”。由于廖运泽一直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消极避战，他已受到保密局特务的注意，住所被监视，但他还是与我南京地下党接上了头｡他安排好家事，告别妻儿，在随从卫士们的保护下潜往香港。住下后，按党的指示精神给旧部三一八师(该师底子为二十一师)下达手令，要他们在战场上起义。于是，三一八师近万名官兵听从老长官的手令，掉转枪口，给国民党军队又一打击。廖运泽为全国解放作出了一份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廖运泽于1952年初在香港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回南京，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廖运泽夫妇一家就定居在南京，受到党和政府的照顾关怀。廖运泽被安排为省政协秘书长(后改任省政协副主席)。南京第一任市长刘伯承、副市长宋任穷、唐亮、张霖之等领导同志都登门看望过廖运泽、谭菊华夫妇。周恩来总理每次到南京开会或视察时，都要向省领导询问廖运泽等人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期间，廖运泽两次抵制林彪党羽的威胁利诱，拒写“南昌起义是林彪领导的”假证明材料，表现了可贵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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