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運澤（1903-1987），字彙川，1903年生，安徽鳳台人，漢族。父廖鴻文，別字子賓，為同盟會會員，1908年參加過熊成基領導的新軍起義。廖家有地產40畝，自給尚餘。廖澤周幼年時先後就讀東鄉廖家灣國民學校、上海私立學校、安慶省立職業學校。
1923 年，廖運澤在安慶職業工讀學校就讀。10月，曹錕通過賄選當上北洋政府大總統，安慶學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倒曹”運動。廖運澤率安慶職業工讀學校同學和其他大學的學生一起，扛著校旗和大幅標語，在黃家操場集會。
安徽督軍倪嗣沖開展鎮壓學生運動。安慶學生運動領導人之一的柯慶施獲悉通緝名單中有廖運澤的名字後，急忙告知廖運澤，要他趕快逃走。當時的廖運澤毫無思想準備，四顧茫然地問：“往哪裡逃？”柯慶施說：“到廣東投奔孫中山，上黃埔軍校去！”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柯慶施的建議。
黃埔軍校
1924年1月，廖運澤由袁家聲、廖梓英介紹加入國民黨，同年3月再由其二人保薦投考黃埔軍校，同年5月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三隊學習，同隊的有陳賡、杜聿明、李仙洲、侯鏡如、王之宇等。同年11月底畢業，分配至第二期學生總隊部當教育副官。次年2月參加了第一次東征，擔任東征軍總指揮部警衛連隊長，東征途中，廖運澤負責總部的警衛工作，保衛首長的安全，與校長蔣介石和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接觸較多｡在棉湖戰役中，隨周恩來投入戰鬥。廖作戰勇猛又機智，給周恩來的印象很深，曾兩次與他長談，做他的工作｡東征勝利結束後，黃埔軍校在潮州辦了分校，廖運澤擔任了學生隊第一隊隊長。東征後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學生隊第一隊隊長。6月，又參加了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叛亂。1926年6月，經陳賡和曹淵介紹，廖運澤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同年7月黃埔軍校潮州分校解散後，廖運澤調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任第五期政治大隊第四隊少校隊長、第三隊中校隊長。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又策動駐湖北宜昌的武漢國民政府所轄的國民革命軍獨立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叛變。夏鬥寅乘武漢國民政府北伐國民革命軍主力前往河南、武漢兵力空虛之機，於5月上旬發表反共通電，叛變武漢國民政府。他自宜昌東下，進兵嘉魚、咸寧，切斷長沙至武昌的交通，然後北上進攻武漢，一直攻到距武漢僅20公里的紙坊。武漢政府形勢危急。5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任命十一軍二十四師師長葉挺為前敵總指揮，率所部和工人糾察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員、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前往阻擊。
1927年5月，鄧演達調廖運澤到北伐軍葉挺的第二十四師第72團當副團長，後任國民革命軍第11軍二十四師72團副團長（團長許繼慎），廖運澤參加了武漢反擊夏鬥寅叛變戰鬥，在追擊戰中，被叛軍子彈打中腿部，栽倒在一墳墓後，鮮血浸透了軍褲，傷勢很重｡擔任總預備隊的獨立師已向第一線開進。75團的許光達、廖運周、方剛3位軍官在行進中發現了已昏迷過去的廖運澤，就立即找來門板，由許、廖二人將他抬下火線，急送往漢口醫院搶救。以後，許光達只要有空就上醫院探望廖運澤，用自己的薪俸買來水果､煉乳等，讓他增加營養。葉挺部隊一舉擊潰夏鬥寅叛軍。武漢政府形勢轉安。
南昌起義
1927年夏，“寧漢合流”清黨反共，形勢急轉直下，武漢籠罩著白色恐怖。7月下旬，已兼任十一軍副軍長的葉挺率部隊向南昌開進。廖運澤、許繼慎被迫離開武漢，同行的還有在第十師蔡廷鍇部當團教導員的共產黨員徐石林。為了避開敵人耳目，3人都換穿上便衣，悄悄離開漢口，乘輪船東下｡船到九江，許繼慎由夫人陪護去上海繼續養傷，廖､徐二人改乘南潯線上火車去南昌。
葉挺見到廖運澤很高興，他知道廖運澤能攻善守，可獨當一面，是一員驍將，於是命廖運澤代理72團團長。該團團部設在南昌丁公路上省女子職業學校，擔任警衛任務的是第一營三連，連長林彪。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部分國民革命軍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武裝起義。
起義前夕，廖運澤奉召到起義總指揮部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參加了起義前召開的兩次秘密會議。會議由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主持，葉挺、賀龍、朱德、葉劍英、聶榮臻、劉伯承、朱克靖等高級將領和陳毅、周士第、唐天際、孫一中、廖運澤等數十位中級軍官參加會議。
按照預定部署，廖運澤率領全團以“演習夜行軍”的名義接近敵人駐地，奪取衛兵的武器。以4個連的兵力衝進23團營房，以1個營的兵力衝進第24團的營房。當時正值炎夏，敵方官兵都在院子裡鋪席睡覺，身邊沒帶武器，倉促應戰，一片混亂，一陣高似一陣的衝殺聲中，敵軍嚇破了膽，稀裡糊塗就當了俘虜，很快被全部繳械。
1927年8月1日上午 8時左右，城內槍聲全部停止，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宣告成功。
南昌起義後，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令緝拿組織南昌起義的中共領導人。8月30日，戰鬥全面打響，葉挺親臨前沿指揮，決心背水一戰，當日拿下會昌。黃昏後，廖運澤率團和兄弟團配合，經過激烈戰鬥，攻佔了各大山頭，爾後用雲梯強行攻入會昌城。未及休息，又全部到城北大山頭佈防，準備迎擊敵軍主力部隊。
次日上午11時，尾隨而來的敵軍向起義軍發起攻擊，強行攻下了北大山頭。在葉挺親自指揮下，廖運澤帶領72、75團向北大山敵人陣地發起反衝鋒，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白刃爭奪戰。戰鬥一直打到晚上8時以後，敵軍傷亡慘重，被迫撤退。後起義軍在湯坑陷入了敵人的重重包圍，彈盡糧絕，通訊中斷，有的營幾乎全部拼光。部隊在突圍時被打散，廖運澤與周恩來、葉挺等領導人失去了聯繫。從此以後，隨著政治風雲的變幻，廖運澤再也沒有見過葉挺。
1927年11月裡，廖運澤隻身去汕頭，幸遇他在黃埔潮州分校時的好友、時任駐軍營長的韋一明，得其冒險相助，逃脫了追捕，從汕頭搭乘英商輪船到了上海。聽說國民黨第三十三軍軍長兼北路宣慰使柏文蔚在法租界霞飛坊公館養病，他即去求見｡
柏文蔚原先是廖父加入同盟會的介紹人，廖運澤的叔父廖子英又在三十三軍任旅長，有著這一層世交關係，廖運澤的到來自然令柏文蔚很高興｡當然，廖隱瞞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並取得了柏的信任。
在柏公館裡，廖運澤還見到了孫一中，他也是南昌起義後被打散的，兩人心照不宣。柏文蔚在國民黨內資格較老，可是他沒有啥實力，隨時有被蔣介石排除異己的可能。當時他正想擴充勢力，籌辦學兵團，要廖運澤､孫一中等人幫助物色軍事教育人才｡
於是，廖運澤先到南京，在馬臺街三十三軍駐京辦事處先住下來，掛出牌子。不久，許光達、孫一中、廖運周等都到了南京，他們協助廖運澤等同志抓住這支武裝，爭取在皖東立足｡
1927年底，三十三軍學兵團在古城壽縣成立，孫一中任團長、廖運澤任教育長、許光達任第一大隊長兼政治教官，在黨內是支部書記。學兵團公開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500名，利用孔廟學宮開學，教學內容除軍事課和操練外，同時很注重政治課。這批學員都在20歲左右，不同程度上受到大革命風暴的影響，嚮往革命，全團頗具朝氣。
1928年3月，北路宣慰使署發給學兵團500枝步槍，但每枝槍只配子彈5發，供練習射擊。廖運澤､孫一中等已與中共壽縣縣委和瓦埠區委取得聯繫，計劃發動武裝起義。但隱藏在瓦埠區委內的叛徒向柏文蔚告密，因此廖運澤、孫一中、許光達等同志都被免職，但柏僅是令他們離開，並未扣押迫害。學員們遣散，大都回鄉種田了，但後來他們中不少人都成為地方革命的火種｡廖運澤、孫一中、許光達、廖運周4人回到家鄉廖家灣避風頭。不久，正趕上農村收小麥、種黃豆的時節，他們決定藉此機會發動村裡的僱農搞夏收暴動，要求地主增加僱工工資。鬥爭雖取得勝利，但他們的身份已在村內外暴露，壽縣政府派軍警去抓他們，反動的民團也準備下毒手，他們不得已只得匆匆逃離。廖運周到方振武將軍的部隊當參謀；廖運澤和孫一中於當年8月去駐山東惠民的鮑剛的四十二軍任高參；許光達去上海尋找黨組織。
幾個月後，鮑剛懷疑廖、孫兩人是共產黨員，給了一些路費，禮送出境。廖運澤到蘇南無錫，在新五旅(原淮上軍第一師)當營長，在組織上脫離了黨。此後，他利用與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師生關係和黃埔同學間互相提攜的關係，先後在安徽霍丘､河南開封等地歷任暫編第二旅副團長，第九十五師的團長、補充旅旅長等職。內心痛苦而鬱悶的，從未忘卻自己的革命信念，惦念著已失去聯繫的戰友們。他曾設法與黨組織聯繫，終因種種困難而未成功。同年春，廖運澤任第三十三軍學兵團教育長，與中共脫離組織關係。後任第四十二軍高參，淮軍第一師新編第五旅營長，暫編第二旅副團長，獨立第四十旅上校團長，第九十五師補充旅少將旅長。
抗日戰爭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盧溝橋事變後，抗日軍興，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
1938年9月，廖運澤的黃埔一期同學李仙洲擢升為九十二軍軍長。他推薦侯鏡如接任自己原任二十一師的師長、廖運澤為副師長，部隊從前線撤回湘中瀏陽整訓。廖還兼任戰幹班教育長，他是堅決抗日的。
1939年底，新編第二十一師奉命開拔敵後，行軍千餘里，翻越重巒疊嶂的大別山，去皖北攻打濟南，抗擊日寇。廖運澤結識了戰幹班宣傳隊戊戌變法中譚嗣同的後裔譚菊華，譚菊華所在的戰幹班也隨部隊東進，她與廖運澤志趣相投，于軍旅中結為夫婦，證婚人便是侯鏡如師長。譚菊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不知道丈夫曾是共產黨員、南昌起義的戰將，但她感到丈夫與其他國民黨軍將領不同，不嫖不賭、不吃空額、不聚斂錢財，閒暇只愛讀讀書報。在皖豫邊區的抗日作戰中，廖運澤屢次打勝仗，在軍民中建立了一定的威信。
廖運澤的同學許光達已在延安總部工作，先後任中共軍委參謀部部長兼延安衛戍司令、中央情報部第一室主任，主管抗日軍政情報｡他兩次拍電報給率領新四軍四師轉戰於皖豫蘇邊區的彭雪楓將軍，向他介紹了廖運澤的情況，並請代為轉達自己對廖的問候。許光達同時希望彭雪楓配合我皖豫蘇邊區特委做好對廖運澤、廖運周的統戰工作，共同抗日殺敵。彭雪楓即設法與二廖建立了聯繫。
1943年，廖運澤改任十四師師長兼阜陽警備司令。他盡力避免與新四軍四師及抗日遊擊隊摩擦，還暗中支援過彈藥｡為此，曾令他們的上司李仙洲很不滿。廖運澤在皖北壓制打擊以武鳴軒上校(黃埔六期生)為首的軍統阜陽站的反共反人民活動，派兵查抄過武的辦公室，令武鳴軒威風盡掃，請求調走。
廖運澤還處決了阜陽有名的大惡霸地主李連諾，老百姓們拍手稱快。當地土豪劣紳驚恐不安，曾聯名向李仙洲控告廖運澤，稱他簡直就是共產黨，但此案後來不了了之。1943年初，蔣介石擢升李仙洲為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命令李部進入魯西南，接替東北軍于學忠部。李仙洲多次以老同學關係勸廖運澤隨其入魯，但廖運澤考慮到避免與八路軍楊勇部作戰而婉言拒絕。
半年後，魯蘇豫皖邊區總司令湯恩伯任命廖運澤為騎兵第二軍軍長。廖惟恐官兵離心，指揮不了，要求將暫編十四師帶到騎二軍。湯恩伯同意了，並將廖運周的一一七師也劃撥廖運澤指揮｡
1944年4月下旬，軍司令部綜合判斷，認為敵人的主攻方向可能由潁上指向阜陽，即將發起進攻。廖運澤當機立斷，立即改變部署，放棄渦河防線，集中主力於阜陽附近地區，全力保衛阜陽。5月初，在兵力部署剛剛變更3天之後，日軍10000餘人果然在空軍掩護下，由壽縣、正陽關向穎上前沿陣地發起猛攻。戰鬥打響後，在前沿陣地的軍特務團按計劃邊戰邊退，每撤離一個地方就將電線杆砍倒，不給敵人利用。日寇誤以為廖軍敗退，驕狂至極，以其擔任左翼掩護的騎兵部隊長驅直入，尾追廖軍。廖運澤一看敵軍側翼暴露，出擊時機已到，立即下令騎八師全部出動，給孤軍深入的敵人迎頭痛擊。當騎八師在潁上境內的十八里鋪附近與日軍前哨部隊遭遇時，200餘日騎兵來不及還擊就成了刀下之鬼，而騎八師幾乎沒有傷亡。日寇立即組織反撲，在3架飛機和數門大炮的掩護下，向廖運澤所率軍隊發動猛烈進攻。騎八師毫不威懼，組織力量反覆衝殺，戰鬥十分激烈。這場廝殺，騎八師傷亡不少。正當阜陽守軍嚴陣以待，準備與敵展開主力決戰之際，敵人突然向後撤退。廖運澤當即令騎八師和軍特務團乘勝追擊，收復潁上縣城、正陽關等地，敵人只好捨棄皖北向壽縣方向逃竄。
戰前，廖運澤和當地專員、縣長們商量，動員城內市民向農村疏散，免遭敵機轟炸。將帶不走的財物妥為安置，門上貼上封條。只要阜陽不失守，保證做到“原封不動”。戰鬥結束後，市民陸續回到家中，發現封條未動，財產未受損失，都盛讚廖軍長治軍有方。
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在重慶舉行談判，經過43天的談判，在10月10日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共“雙十協定”簽訂後，軍調處執行部三方代表周恩來、張治中、馬歇爾由北平飛抵濟南視察停戰協定執行情況，廖運澤等人到機場迎接。當廖運澤看到自南昌起義後闊別多年的老首長周恩來時，不禁激動萬分。當週恩來走到他面前，廖運澤激動地剛喊出“周主任”時，周恩來便熱情地握住他的手，關切地詢問廖運澤在何部隊供職，還特地介紹他和新四軍軍長陳毅同志見面。
眼看內戰在即，廖運澤為不違背不與共產黨在戰場上兵戎相見的初衷，以 “戎馬多年，身體不支”為由提出辭職。
解放戰爭
1946年，當內戰全面爆發時，他的辭呈被獲准。離開濟南後，廖運澤回到南京玄武湖畔百子亭十七號閒住了兩年。廖運澤每天除了早晚到公園散步、讀書、看報之外，主要是在麻將桌上消磨歲月。黃埔一期同學陳大慶、王仲廉都成了他的牌友。後時任國民政府委員的同鄉吳忠信又促他再度出山。當時廖運澤考慮國民黨敗局已定，如能掌握一部分兵權，伺機起義，於國於民都有好處。鑑於此，廖運澤同意了吳忠信的意見。顧祝同委任廖運澤為第八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兼第一縱隊司令。在此期間，廖運澤與中共地下党進行了接觸，並向渦北一帶中共地方武裝部隊提供過通訊器材和物資。後因他與中共地下黨聯繫和醞釀起義的行動已被國民黨當局察覺，遠房的堂兄弟廖運昇、廖運周也先後率部起義，廖運澤被國民黨國防部通緝。他逃亡到香港，後與香港中共組織取得了聯繫。
1948年，解放戰爭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國民黨整師整軍被解放軍殲滅，蔣介石不得不從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千方百計收羅炮灰，妄圖憑藉長江“天塹”維持統治。經曾任過安徽省政府主席吳忠信的推薦，廖氏兄弟被啟用。廖運澤擔任第八綏靖區副司令兼潁上指揮所主任及暫編第一縱隊司令，其弟廖運升為暫一縱隊副司令，指揮所及暫一縱隊司令部都設在安徽壽縣的正陽關鎮。
當暫一縱隊駐正陽關之初，廖氏兄弟就開始與共產黨聯繫，商談起義事宜。
1948年9月授廖運澤陸軍中將，不久轉任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官。後因國民黨對廖氏兄弟起了懷疑，調運澤為衢州編練處副司令，實為人質，運澤接到委任狀後未予理會，帶家屬去了蘇州親戚家。
1948年底，淮海戰役在激烈進行中，國民黨軍隊敗局漸顯，廖運周將軍已在雙堆集率部起義。身為國民黨第八綏靖區中將副司令的廖運澤當時正在南京百子亭家中養病，陳賡特囑託廖運周給他寫密信聯繫起義事宜｡中共中央情報部負責人又給廖運澤去信，表示“周(恩來)、賀(龍)二公很關心你們，歡迎你們回來”。由於廖運澤一直反對蔣介石打內戰､消極避戰，他已受到保密局特務的注意，住所被監視，但他還是與我南京地下黨接上了頭｡他安排好家事，告別妻兒，在隨從衛士們的保護下潛往香港。住下後，按黨的指示精神給舊部三一八師(該師底子為二十一師)下達手令，要他們在戰場上起義。於是，三一八師近萬名官兵聽從老長官的手令，掉轉槍口，給國民黨軍隊又一打擊。廖運澤為全國解放作出了一份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廖運澤於1952年初在香港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要求回南京，後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廖運澤夫婦一家就定居在南京，受到黨和政府的照顧關懷。廖運澤被安排為省政協秘書長(後改任省政協副主席)。南京第一任市長劉伯承、副市長宋任窮、唐亮、張霖之等領導同志都登門看望過廖運澤、譚菊華夫婦。周恩來總理每次到南京開會或視察時，都要向省領導詢問廖運澤等人的情況｡
“文化大革命”期間，廖運澤兩次抵制林彪黨羽的威脅利誘，拒寫“南昌起義是林彪領導的”假證明材料，表現了可貴的高風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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