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人列传

“明之亡，亡于万历”之说 原出自于《明史·神宗本纪》其衡量的标准大抵上是从朝政进行剖析 而并非仅从三大征的胜利而论断明朝就不该灭亡 恰恰应该反过来的是：正是由于三大征消耗了明帝国的精气神而堕入病态 皇帝力所不及 群臣不一干蛊 既无良药可以解救 便在以后的一万八千多个日夜里 垂死挣扎

笔者据《明史》这一层面的观点上进行论述而解答 从而希望给予题主解除困惑 亦希图词人才子共鸣焉

明代万历时期的朝政腐败而解体为其王朝灭亡的主导因素 并非清人修《明史》故意抹杀而诋毁之捕风捉影 其朝政的腐败而瓦解 又囊括为皇帝怠政与士大夫官僚阶级的腐败两个大项目 而在这两个大项目之下 又有两个小节尤其重要 即内阁职能的衰败与党争

一、皇权的腐败

1、皇帝怠政

万历四十年浙江道御史杨鹤云：“皇上二十年以后罢朝辍讲、斋居决事。...日与宦官宫妾处，不一见士大夫之面。”（《大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四十年十月丙子条）故自万历二十年至四十八年 万历皇帝怠政遂有二十八年之说

万历十年六月 悬在神宗皇帝头上的一把戒尺——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终于逝去 神宗亲政 但帝师张居正的淳淳教诲对这位帝王并没有取得成功 甚至他开始追究张居正秉政时期 对他造成的心理伤害 在打击了张居正与冯保以后 再无任何人可以阻拦他的帝王生活 他开始燕居深宫 隔绝文武大臣 不理政事 长期沉溺于极度腐朽的生活之中：

浙江道御史杨鹤在上疏中论道：陛下在万历二十年后开始罢朝讲而“日与宦官宫妾处，而不一见士大夫面”而“静摄”（《大明神宗实录·卷五百》））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生活里 实际上即如雒于仁《酒色财气疏》中所说“酒”与“色” 明人在对当时的明神宗故事描写道：“因曲蘖而欢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启祯野乘·卷一》） 而且“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罪必怒。”（《皇明经事文编·卷四百九十四》冯从吾《请修朝政疏》）满朝文武上言奏疏开始被搁置留中或不报（见下节）

在腐败的帝王生活下 对于朝政的懒惰也随之而来

万历三十一年正月年初 内阁大臣沈一贯等人以礼部总结一年的灾异不批答而上言请求皇帝如万历十五年之初“恭俭之政” 结果是“奏入不报”（《大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八十》）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 主管天下官吏的吏部衙门上奏说地方州县官员只有原来的一半：“天下郡守缺几十之五。”（《大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八十二》）《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对此考证的结果依然是“不报。” 几天以后 内阁大臣沈一贯 沈鲤 朱赓联合进谏请求皇帝励精求治而感慨“臣等预有危责安能以泄泄自处，而皇上亦何可以泄泄处此也。”（《大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八十二》）

在帝制社会皇帝这种长期的怠政下 大明这座帝国大厦已有将倾之迹

万历三十四年内阁辅臣沈鲤等对当时国家局势奏言道：“今吏部尚书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仅以一侍郎兼理，大司马既久在告，而左、右司马亦未有代匮者，礼部止一侍郎。李廷机今亦在告：'户部止有一尚书'。盖总计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员，见缺二十四员。”结果依然是“不报”（《大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一十九》）

《明史·卷二百四十·列传第一百二十八·叶向高传》谓：“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

万历四十年四月 在南京的御史联合起来进言：“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结果还是不报 （《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

万历后期的内阁 造成了只有叶向高一人支撑七年的局面 而叶向高终究难以支撑 继任者方从哲亦是以一人主持内阁 而实际上这种主持 也只是虚位无实权 亦不可能有实权而行政 便至“职业尽驰，上下解体。”（《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方从哲传》）

明朝行政体制原来给给事中配额五十余人 御史百余人 但是到了万历后期以后 六科给事中“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止五人。”造成了一个官员掌管几个部门的事务 派遣到地方的巡按官员也不能更替 六个衙门中最重要的二位部长——吏部与兵部竟然没有当家作主的部长 都御史这官位连年之中也没有补上 更别说在外的各地方总督与巡抚 监察道了 而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后累积数千人 但因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

在万历最后的两个年头里 内阁大臣与“法司请热审”还是“不报。” （《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因为刑法得不到处理 导致犯人的家属跑到长安门下哭诉“家属聚号长安门。”（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方从哲传》）此时的万历皇帝再不能如即位之初承继张居正改革以后的良好风气而锐意进取去处理囚徒（见《大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事在万历十三年）

万历皇帝对朝政的懒惰如此 于帝制时期最为重要的大明朝社稷 祖宗与天地日月的祭祀便也懒得亲力亲为了 无一不让皇亲国戚或殉臣代为郊祭 笔者纵观《明史·神宗本纪》并无一丝记载 便考证《神宗实录》其中对于“代祭”的记载比比皆是 除了万历十三年四月因为天灾 久未下雨而亲自徒步至南郊祭祀以外（见《大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万历十三年四月条。谕内阁曰：“兹三祈雨泽，天未霈施，心甚忧惧。朕步行亲诣南郊祭祷，卿等传礼臣具仪。”）再无故事 兹举其中数例以证明：

万历十六年八月 “孝康敬皇后忌辰，祭泰陵，遣宁晋伯刘应元行礼。”（《大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二》）

万历十六年八月“宪宗纯皇帝忌辰，遣靖远伯王学礼茂陵行礼。”（《大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二》）

万历十八年正月“宣宗章皇帝忌辰，祭景陵，遣新宁伯谭国佐行礼。”（《大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九》）

万历十八年正月“英宗睿皇帝忌辰，祭裕陵，遣永康侯徐文炜行礼。”（《大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九》）

万历十八年正月“礼部以今年庚寅，请上亲祭东郊。上命暂遣公徐文璧行礼。”（《大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九》）

万历二十一年九月“霜降节，遣官诣九陵并 景皇帝陵行礼。”（《大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四》）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夏至，大祭地，于方泽。遣公徐文璧代，侯徐文炜、伯王学礼、大学士张位、尚书范谦分献五岳。”（《大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一十》）

万历三十八年二月“恭仁康定景皇帝忌辰，遣官祭陵寝。”（《大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六十七》）

万历三十八年二月“祭大明于朝日坛。遣公张惟贤行礼。”（《大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六十七》）

明帝国步入万历中期之后 在朝廷内则行政衙门主管官员悬空 在地方州县则州府官缺乏 大明帝国的国家机器实际上已经开始失去了有效的运转 处于一种半停顿状态

2、内阁职能的衰败

明朝的政治体制自从丞相官制废除以后 基本上是以六部总揽的一种官制行政 到后来内阁与司礼监权力太重 有票拟 批红的故事 但是两个机构之所以权重 是因为皇帝并不亲自处理国家大事 所以导致了权力的下移 加上司礼监处于内廷之中 为天子亲臣 日月陪伴左右 所以当内阁与司礼监争夺权力时几乎无一胜利 从而养成了权阉 比如王振 刘瑾 魏忠贤等人的产生

论明代内阁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地位 历代都不一样 比如明成祖以下至明英宗时期 对于阁臣还算倚仗 但到了宪宗与孝宗二代 便反过来 武宗乐于嬉戏 但却并不完全放权给内阁 世宗与穆宗时期 阁臣权位又变得重要了起来 神宗时期 张居正权力几乎达到了历代阁臣之巅峰

明神宗中后期的局势 因为他“耻为臣下挟制” （《大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七》）便既不将国家大事付诸于内阁 也不付诸于司礼衙门 而是将关于国家大事的奏疏留中起来 以为这是大臣们关于国本之争或者说册封郑贵妃以及矿监税使的烦人奏疏 所以他干脆把这些奏疏搁置起来 不闻不问 如此长达二十余年 在官僚的替补上 也是置之不问 不止六部科道 甚至内阁大臣 亦是如此 纵使添补了阁臣 因为皇帝 “耻为臣下挟制”而不下放权力 内阁大臣因为长期得不到皇帝的接见及文武官员的奏疏留中不报而难以票拟进行工作 内阁大臣们开始纷纷寻求自我解放

万历二十二年起 朝廷开始廷推阁臣 吏部举荐王家屏 神宗不以为然 又嫌沈鲤“方鲠”（《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传第一百五·沈鲤传》）最终逼着他辞职 而吴道南万历四十一年九月任命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到任 二年不到就因为丁忧离去 李廷机在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阁 仅仅在任九月 陈于陛在万历二十二年入阁 欲有所为 但神宗“帝拒谏益甚，上下否隔。于陛忧形于色，以不能补救，在直庐数太息视日影。” （《明史·卷二百十七·列传第一百五·陈于陛传》）二十四年便病逝

万历三十四年沈一贯与沈鲤辞职 内阁之中只有朱赓一人 朱赓请求推补阁臣 神宗不听 他在内阁的三年里 连皇帝面都没见到

万历三十五年 神宗令叶向高 李廷机 于慎行三人入阁 以王锡爵为首辅 但是王锡爵与李廷机看透了朋党之争与朝政的腐败 不再想踏入这趟浑水 所以坚决不去赴任 当十一月于慎行死后 第二年十一月朱赓也逝去 阁中只有叶向高一个人 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九年这三年之间 叶向高上了一百多道奏疏 请求推补阁臣 但是神宗一贯不听 他以为“一人足办，迄不增置。”而“海内承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明史·卷二百一十八·列传第一百六·方从哲传》）

明代的朝政 在上若有贤能的君王 下有良臣 其时尚有可为 但如果君不贤 臣又愚 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万历以后朝政的腐败 与丞相之废 确有一定的关系 按丞相为外朝政府的首脑 有一套的附属机构 一旦废罢 标志着调和国家内部的各个衙门的中枢机构失去 虽然明朝在后来设立了内阁衙门 辅助皇帝办公 但该衙门却为依附皇权之存在而存在 一旦皇帝腐败或不放权 又如何做到辅助？难道靠那劝谏可以奏效吗？

明神宗时期对内阁的孤立 导致行政体制的票拟不能施行 很多奏疏被搁置起来 而他自己却又是如此的懒惰 在三大征以后 以为天下太平 便袖手安坐 内阁大臣以为难以施展抱负 其建言皇帝又多不听 便自求解放 或者杜门不出 或者干脆脱下乌纱帽自己离开 以至于内阁里面空无一人 或只有一人的局面 所以皇权之腐败 则内阁也难以作为

内阁本来作为皇帝的辅政咨询机构而存在 本没有决择权 明朝中枢的缺陷在这种瘫痪的病态下 原形毕露 明代国家政权在中书省废除以后 为弥补其制的内阁此时再也不能承担军国大事的决策及执行的职能 故黄宗羲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夷待访录·置相》）

怠政二十八年的结果是 辽东女真的坐大而成为边患与士大夫形成朋党之争的门户之患

二、士大夫官僚阶级的腐败

1、朋党之争

有明一代的朋党之争 即其门户之祸 亦肇始而爆发于明神宗时期

万历十年六月 一代名相张居正丢下了他一手改革的大明帝国与世长辞 继承他的是申时行 但他鉴于张居正的的境遇 为求巩固己身权力而“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明史·卷二百一十八·列传第一百六·史官赞语》）张居正以后的内阁形态 已经做不到内阁首辅原有的职责——“臣良辅弼”

申时行开始揣测万历皇帝的心思 来坐稳这把帝国权力的第一交椅 当“国本之争”的爆发 其以神宗之意而唯唯诺诺 所作所为几乎是一种两不相得罪的方式 当雒于仁上了一道《酒色财气疏》让神宗震怒后 他入宫表示这只是臣子的一番劝谏之心 为雒于仁解围 但神宗怒气难消 但却没有办法 因为他心性并非如他爷爷——明世宗 一般动辄廷杖大臣 申时行见此 便请求把雒于仁的奏疏高高悬挂起来 不下发到内阁 也不发到六科给事中 并且：“诸司建言止及所司职掌，听其长择而献之，不得专达。帝甚悦。” （《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申时行传》）于是“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帝皆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郑贵妃传》）至此 便开创了留中一说 “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明通鉴·卷七十九》）

明朝的朝政在票拟不通 批红不行的一种病态下导致国是壅滞 言论庞杂 党同伐异 门户大开 以至于“诸司不问职业，而言门户。”（《尊拙堂文集·卷二·士风》）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以后 朝臣树党相攻更加激烈 当是时 御史郑继芳弹劾给事中王元翰贪赃数十万 而由于王元翰曾经弹劾过首辅申时行 王锡爵 沈一贯三人 他认为这是郑继芳作为王锡爵 申时行的朋党而对他的一种报复手段：“继芳北鄙小贼，为王锡爵、申时行吐气。”（《大明神宗实录·卷之四百五十五》） 郑继芳的同党刘文炳 刘国缙等人又继续上疏对王元翰进行攻击 似乎必须要将其逼走 而不等待皇帝的诏令便将王元翰围困在家中 王元翰受不了这番侮辱 把家里的箱子全部搬出来让他们检查 以证明清白 随后大哭辞去官职 这件事上神宗看破了朝廷党派的斗争 继续执行他的两不相帮政策（《史本纪》谓“因循牵制”《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这种做法 岂是作为皇帝应该做的吗？岂是圣明的手段吗？ 这种情况日渐增多 便造成了 “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党之势成矣。”的一种死相（《明史·卷二百三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四·王元翰传》）

我们再从“东林党”一词的形成来看 亦可认识到当时党争的严重与激烈

东林党之所以出名 先出于顾宪成等人对东林书院的翻修 但实际却出于党争而成名 东林书院在顾宪成讲学之时尚且对朝廷政事并不议论《明史·顾宪成传》有误 见《明史·孙丕扬传》可知

东林书院非东林党 亦非政党 其东林成党之由来 便是那敌对势力 如齐 楚等党派捏造相加 呼为“东林党”

吴应箕《东林本末·序》言：“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人国，必加之以朋党。”

《春明梦余录·卷二十四》谓当时廷推钱谦益进入内阁 被温体仁 周延儒所攻讦的事情 吏部给事中章允儒对此评论道：“'党'之一字，从来小人所以防君子，皆是这等説。臣犹记得当日魏广微欲逐赵南星、陈于廷，诸臣于会推吏部尚书汪应蛟、乔允升刑部尚书缺，使魏忠贤加一'党'字尽行削夺。大抵小人为公论所不容，将公论之所归者指之为党，留传至今，为小人害君子榜样。”

明代末期的门户党争 大抵以齐 楚 浙 东林党为主要 他们在军国大事是争论纷纭 当辽东战事爆发以后浙 楚 东林等党派彼此推行自己的政治思想及党派人士 当时的士大夫升迁罢黜几乎全系于朋党 朋党已如大树盘根于朝堂之上 欲以将此根须翦除 明帝国这颗大树便要随之倒下 所以后来的崇祯对此难以翦除 直至南明三朝的党争此起彼伏而愈演愈烈 直到清人来翦除 而明亦随之灭亡 此种病态便自万历怠政而埋下了 这种病态与明代士大夫精神风貌 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

2、士大夫阶级精神气节的转变

笔者于此考阅典策而数以千计累字之后 愈论愈深 乃发现这一明代士大夫阶级精神形态并不骤起于万历年间 而是与明代社会变迁下的经济结构 政治结构休戚相关 即如苏洵在《管仲论》所言：“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即是不可将这一弊病完全推卸于万历皇帝 但由于皇帝的慵懒 文武百官自然有一大部分随之堕入 所以这一部分 万历皇帝亦有一半的责任 既已落笔成文 便稍作涉及

笔者曾将此一节目下划为明代学术变迁的影响与社会农业 商业结构之转型的二个节点稍作论述

明代学术变迁的趋势 从明初至弘治 正德中期为一部分 而后王守仁 陈白沙等人基于讲学的兴盛开始站了起来 其为学风气又因为左右两派导致学风大变 这种思想意识文化正是从正德一时期形成了明代社会与文化的分水岭 原来的保守风气至此变得活跃 解放

这种学术思想的变迁与解放 恰恰是社会生活结构所发生巨变而产生 此种结构便是明末时期社会经济由农业转为商业所造成 即商品经济的发展 纺织业 手工业变得发达起来

集中于江浙一带的农民 他们改变了所种植的农作物而成经济作物 原来太湖流域的“苏湖熟，天下足” 也转移为“湖广熟，天下足。” 即由于江浙一带并不种植水稻 而趋向于棉花 甘蔗等经济作物

万历《嘉定县志》：“嘉土沙瘠，宜木棉，不宜禾。”“春作悉以栽花（棉花）为本业。”

这种趋于利益的情况被当时的人认为是“大势所趋”

吕柟在《泾野子内篇·卷八·鹫峰东所语》中论道：“天下势而已矣。如北方田土出几多征求，是以人多逃走，田多荒了。若新河，一间门面便得一二十金，耕田得几何？必将逐末者少抑之，人方肯去务农。”

士大夫阶级作为官绅地主阶级 在当时社会流动下 自然首先嗅觉 随即便是士大夫阶级的生活与精神发生巨大的转变 一大批士大夫官员开始转型成商贾 从而谋取财富 传统的“士农工商”梯层阶级开始受到挑战

这种情况于商品经济肇始之正德与嘉靖之间 明中期人黄省曾谓：“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吴风录》《说郛续·卷二十二》）

又可以从徐阶子弟“兼并”田地一事可以窥测 然而这种“兼并”并非巧取豪夺 乃是明中后期一种复杂的佃户与奴仆制度

大抵上可以说明的是 徐阶通过他的特权——原内阁首辅大臣 而获得了一大部分的“投献” 从而可以利用土地进行种植经济作物而经商 这种现象并不止于徐阶这一家族如此 刚好的是 徐阶之弟徐涉在为官南京大理寺卿时 曾对“投献”等舞弊奏言而涉及此事 曰：“臣惟投献、诡寄及伙计等项之弊，南京士民，往往有之。”（《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三百五十六·奏为恳乞天恩酌时事备法纪以善臣民以赞圣治事疏》）

至商品经济大潮的流动下 甚至出现了徐芳将“士农工商”四个阶级之士与商合二为一 他说：“今天下之士，未有不汲汲于利者也。夫果其汲汲于利也，而可谓之士乎？吾直以为商焉而已。故今天下之士，非士也，商也。”（《三民论·上卷》）这种事态继续下去 遂一发不可收拾

《南疆逸史·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九·武臣·郑遵谦传》谓：““明之绅士，大约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是计耳。宁有君父之戚，家国之感乎哉！”

《万卷楼集·卷一·遇言序》谓：“图禄外之富,归则华宫室,辟田土,饰子女,流饮宴，甚乃结交守令，籍势罔利，...”

商品经济在冲击小农经济之下 传统的儒家价值观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的受到了冲击 而士大夫阶级亦随之腐败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一·言行见闻录》对于明末士人的精神有一段记载：

话说明末的文坛领袖之一的张采早年与徐汧为同科士子 在入京准备科考以后“立身不苟” 但是等到张采回苏州时 发现徐汧之家“已高大其堂室，童仆如林，奢豪大著。”

所幸一邪必有一正 明末的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的唐顺之 陈子龙等人便应运而起 中国的学术思想 以后便交给历经重大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革的王夫之 顾炎武 黄宗羲等学者来发扬光大

明朝万历中后期的历史 便在上述的朝政腐败下致使皇帝与文武大臣隔离 内阁衙门与六部等衙门里解体 朝廷瓦解 而后来者之明光宗 明熹宗 明思宗皆无气魄 胆识 能力来收拾这一惨局

吕坤论：“当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机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巳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拨乱机而使之动，助乱人而使之倡者也。”（《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一十五·忧危疏》《实录》不载 而《明史》有略 故从《文编》）

《明史》论：“大势已倾，积习难挽。”（《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

故《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谓：神宗“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下附网络相关历史图与谭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万历十年地图

张洵美

把大明王朝的灭亡归结与万历皇帝，多半是因为《人民的名义》中那本《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吧。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主持改革，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升，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另一方面，万历年间在军事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这就是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万历朝并不是从头到尾一无是处，也有可圈可点的政绩，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兴之下，却隐藏着帝国灭亡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实在万历长达四十多年的统治时间里积累形成的，有的萌芽从嘉靖甚至更早之前就开始了，只不过在万历朝以及继任皇帝的统治期内不断地发酵，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其一，就是文人误国的典范——东林党。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并逐步形成了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而阉党与东林党的党政，也最终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其二，万历三大征，即万历年间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三场战争虽然都取得了胜利，达到了巩固了明朝边疆稳定，使朝鲜王朝免受倭寇的侵略的最终目的。可是这三场战争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财力，同时，辽东的后金努尔哈赤再此时获得喘息之机，开始积蓄力量，对抗明朝。

其三，就是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后金，在万历年间迅速成长为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并在明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战役后，彻底改变了与明朝辽东守军的攻守态势，从此辽东防线牵制了明军大部精锐，同时明朝也在经营宁锦防线上背上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其四，明朝在万历年间已经进入小冰河时期，旱灾频繁、瘟疫横行，百姓流离失所，极大的加重了朝廷负担，并且民动、民变不断，并最终演变成为了全国性的农民起义。

其五，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行为使得朝政逐渐荒废；而在立储问题上，万历皇帝的反复也最终引发了贯穿整个明朝末年的国本之争，最终明朝在晚明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后，开始朝野的纷乱和衰亡，这一切也是起始于万历朝。

综上所述，万历所面对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内忧，有外患，多重因素交织在了一起，最终导致了明朝政局的崩塌，或许张居正多活几十年，才能将这些问题补救吧，所以要怪就怪张居正死的太早了。

雍亲王府

明万历时期的三大征和明朝灭亡没有直接的关系

穿越再现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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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开创万历中兴。之所以明亡始于万历的原因我认为大概有一下几点：

平定宁夏、播州叛乱、抗日援朝战争。鼎鼎有名的万历三大征，这既是万历的三大功绩也是被后世所批判的原因之一。三次战争消耗了明朝的大量国力，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朝鲜之役。万历二十年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率领十多万大军入侵朝鲜，日军在初期处于绝对优势，朝鲜王朝毫无还手之力，仅一个月朝鲜都城汉城沦陷，朝鲜宣祖李昖出逃，向明朝求援，明神宗随即派李如松率大军前去救援，双方多次交战互有胜负，公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双方议和，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公元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派十多万大军再侵朝鲜，朝鲜宣祖李昖再次向明朝求援，明神宗再派大军救援朝鲜，双方多次交战仍然互有胜负，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丰臣秀吉意外病死，日本军队全部从朝鲜撤退回国，万历朝鲜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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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之役。发生于公元1592年（万历二十年）二月，原为宁夏副总兵的蒙古人哱拜在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等人的协助下发动叛乱，连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后又得蒙古部落的支持，叛军势力愈演愈烈，朝廷震动，明神宗命麻贵、李如松、叶梦熊等将率兵平定叛乱。至同年九月，大军先将蒙古部落击溃，赶出塞外，令哱拜失去外援，后将宁夏城团团包围，由于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李如松等攻入城内，哱拜自杀，其子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平息，宁夏之役结束。

🎈播州之役。发生于公元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九月，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起兵叛乱，迅速攻陷四川、贵州、湖广的大部分地区，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明神宗马上派李化龙、刘綎、麻贵等人领兵平定，公元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各路明军如有神助，击破各地叛军，同年三月，明军包围海龙囤（今遵义西北），同年六月，明军攻入城内，杨应龙绝望自杀，其子杨朝栋等人尽数被斩。

万历之后泰昌帝朱常洛，仅仅在位一个月就死于大名鼎鼎的红丸案。然后是天启这个木匠皇帝上台，接着是崇祯，万历死后不到三十年，大明王朝这艘巨轮就倒塌了，暗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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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史》的观点！明朝之亡，亡于万历。

对内对外战争都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也耗费了明朝政府的大量存银，将大明拖入财政枯竭的地步。许多精锐部队在万历三大征中消耗殆尽。如援朝战役，辽东大批将士抽调去朝鲜打仗。致使明朝在辽东兵力空虚，辽东努尔哈赤借机统一女真各部。在此之后逐渐成为庞然大物的努尔哈赤成为了明朝的噩梦。明朝政府为平定辽东，不得不加大辽东军事投入。这使得明朝本来就不妙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更要命的是万历皇帝在中晚期逐渐怠政，长达二十多年不上朝。史书记载万历皇帝“不朝，不郊，不祭，不批”内阁首辅有时数月之久见尽到皇帝。由于见不到皇帝，许多政事得不到皇帝拍板而无法执行，官员也得不到任免，许多部门出现空缺而没人填补，到万历皇帝晩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万历皇帝的怠政已经严重影响明朝政府的正常运行。失常的政府机构对外部发生的事件缺乏敏锐的触感，快速应变能力。

万历皇帝与群臣的国本之争也严重影响了后继皇帝的素质。万历皇帝的庶长子朱常洛为宫女所生，万历皇帝不喜欢他。万历皇帝一心想册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但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万历皇帝一气之下二十余年不上朝，迟迟不肯册立太子，也不让朱常洛出阁读书。万历皇帝的态度让朱常洛时常觉得朝不保夕，更顾不上对儿子进行系统的教育。而熹宗和思宗两位皇帝在幼年时得不到重视，自生自灭。在冷酷的宫闱环境下一个养成了对乳娘客氏和太监魏忠贤强烈的依赖性，另一个则养成喜怒无常，猜忌怪僻的性格。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对大明发出挑战。而大明朝对此事一无所知，在努尔哈赤攻陷辽阳，铁岭等军事重镇后消息才传到北京。仓促的明朝政府花了数月时间才凑齐了十几万的军队。在没有战略规划和探明敌情的情况下兵分四路讨伐后金努尔哈赤。结果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集中兵力逐一击破，明朝三路大军全军覆灭。

此战不仅意味着明朝在辽东地区处于弱势，后金八旗一路攻城掠城，明朝转为守势，一味避让，辽东大片领土，上百万汉人落入异族手中。同时明朝为了应付辽东局势，也陷入了没钱-加征赋税-再没钱-再加征赋税的死循环之中，直到灭亡！

锋枫2016

首先，要先确立一个明朝亡国的基础原因，在崇祯时代，据推断遇到小冰河时期，天灾不断，百姓种田颗粒无收。这时的国库已经被前几代皇帝挥霍一空，无钱赈灾。这是其一。第二，官场腐败，党同伐异，百官只爱钱，不爱民。官员之间结成私党，提拔下属只看关系不看能力。著名的东林党，浙党，楚党。。。第三，外患太重。崇祯自述“上邀天罪，至虏陷地三次”，清兵兵锋直指北京前后有三次之多。朝廷收上来的钱不够防御外侮的，不够各层官员层层盘剥的，当然更不够赈济百姓的。于是李自成几次在名臣杨嗣昌手里死里逃生，仍能马上招来灾民组成巨大的造反队伍。明朝外有外患，内有内贼，国库空虚，百官腐败，崇祯再无回天之力。

可为什么说这些都是万历造成的呢？

咱们回头再看看万历，就是崇祯的爷爷接手的是什么样的江山。万历十岁即位，幼主即位，由名臣张居正辅政。万历朝前十年，在张居正管理下打到空前的繁荣。由于万历之前的隆庆皇帝时期解决了蒙古与倭寇的外患问题，为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改革提供了和平环境的保障。张居正不负众望，雷厉风行，在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万历接手的江山一片大好，外无外患，内无内忧。张居正考成法的实行使官场真正做到了只问才干，不讲交情。这样的国家体制显然效率是非常之高的，对外有戚继光坐守边疆。

但万历都做了什么呢？我这里不探讨万历的性格和他表现行为的内在原因，只说他的所作所为和影响。万历帝从万历十四年之后极少上朝听政，万历十四年，他才只有二十四岁。。。我们从后来大臣给万历上的折子中就能看到，包括内阁大学士都反复提到，臣见不到天颜，已经很多年了。。。万历拒绝见大臣，拒绝任命官员，导致到了万历后期，明朝政府极度缺人，地方需要一个县长兼任三个县的职务。万历对大臣的折子一般就是“留中”，说白了就是不回复，不置可否。但明朝体制，皇权独大，皇权不作为，整个国家机器就完全失灵。例如曾经一位内阁大学士提出辞官归隐，万历仍然“留中”，这位大学士“辞”了三年的官都得不到批复，索性自己直接搬出了北京城。这样的官场，再也不可能有张居正创下的那种效率可言了。。。

万历的另一个作为，就是酷爱金钱。他派出“矿监”就是假借采矿的名义到全国各地勒索钱财的太监，为皇帝的“内库”，就是皇帝的私房钱聚敛了巨额财富，这些钱只供明朝皇室自己使用，供皇帝享乐，而不是“公款”。可“外库”，就是国家的真正国库却空空如也。而这些矿监在各地激起民怨，更不在话下。

万历的以上两种作为造成了明朝国家机器瘫痪了几十年。之所以没有亡于万历之手，是因为当时没有遇到大乱子。就好像一个得了艾滋病的病人，万历就是寄生在明朝身上的艾滋病。他的作用就是让明朝这个巨人的抵抗力下降为零。只要有一点点细菌侵入，病人马上宣告死亡。这一点点细菌当然就是努尔哈赤了。

明明只是很小的暴动，萨尔浒之战，正规明军几十万被刚刚操起刀的几万满洲兵杀的全军覆没。朝中大臣几次要求皇帝亲自主持战略会议，万历的回答是，朕身体有病！这时已经是万历末期，明朝这个巨人再无还手之力了。要是换在万历十年以前，无论是张居正还是前任高拱手里，这几万人的暴乱应该说是手到病除。因为堂堂的蒙古兵都被张居正和高拱联手招抚称臣了。努尔哈赤的胜利基本建立在万历的腐败无能上。但凡明朝能够振作一点，努尔哈赤都不可能有机会。当时清廷这边自己也坦诚“以天下之力，毕之于一隅，则犹裕如也。”以全国的力量打一个东北，怎么可能打不过呢？要知内部的农民暴动是从崇祯元年才开始的呀。可到了万历手里，就是打不过。外患就此养成，万历难逃罪责！

再说内忧，之前说万历不上朝听政，一主要原因是他在与群臣赌气，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想立宠妃生的朱常洵。汉人祖制，立长不立贤，何况事后证明朱常洵可能是比他老爹更昏庸的人。朝中政局由于立储的问题马上变得错综复杂起来，由于万历的固执，和他宠妃的处心积虑想害死长子朱常洛，造成了围绕明光宗朱常洛生前身后的“明末三大案”，明朝内部政局恶斗不断，政治气候迅速恶化，恶斗中大臣之间拉党结派以求自保，从当年的只问能力不讲交情变成了只讲交情不问能力。加之后来的魏忠贤基本“配合”了万历决心灭亡诺大一个国家的“高难度动作”。

到了万历交棒的时候，大好江山已经被不听政的皇帝，不负责的大臣糟蹋了几十年了。外患已经养成，明军主力被一拨拨的派到辽东送死，现在明朝灭亡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东风，不是魏忠贤，而是天灾。崇祯帝登基第一年，农民开始暴动，天灾开始降临，大祸已经不可挽回。。。。

画花冠冕

万历年间三胜两独，北方建州野猪皮。南方六慰莽应龙。这一猪一龙是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千古罪人。

北漂叔叔

张居正改革改得并不彻底，只是起到猪养肥了就杀的成果，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可以很高效的利用这些钱和产业盘活整个明朝的大盘。

可无奈张居正死后，万历反攻倒算否决了很多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倒至后继无力，同时三大征把张居正勤苦攒下的那点国库钱全花光了。所以才有此一说，明亡于万历。实际么，大明早几代就该亡了！

關鍵字: 三大征 历史 明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