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王府不得干预诸司

当然，禁止诸王劳役诸司的规定颁布后，其效果并非立竿见影，诸王命令有司修造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朱棣得知后，皆赐敕训诫，以保证这项规定的贯彻实施。永乐元年五月，晋王朱济熺令有司每二十里设火燎，并修治桥梁和道路等。朱棣听闻后甚是不乐，下诏戒谕晋王朱济熺，秦王朱尚炳因欲修建郡王居室，也一并受到训诫：

于是，就在晋王朱济熺命令诸司事发后几天，朱棣立即敕谕地方诸司，令诸司不得听命诸王，这当视为朱棣削藩政策的第二条重要诏令：“（永乐元年五月）谕天下诸司，事干王府者，遵《祖训》启王知之；有司合行事务，不许一概启请，推托利害；若王府事有相关，即遣人驰奏，不待报而擅承行者，论以重罪。”这项诏令对王府与地方诸司的事务做了明确划分，规定诸司事务，有关王府者可奏请亲王，其他不干王府者，俱不许启请；若王府有事，诸司要上奏朝廷，不得听命于诸王。这条诏令是对永乐元年四月诏令的进一步深化，将不得干涉有司的事务，从修造事务扩展为全部王府事务。这样，诸王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可能节制诸司的权力。《礼部志稿》对此亦有记载，永乐元年，成祖下令：“王府有事，发行三司等衙门，随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敢有擅行者治罪”。《礼部志稿》所载当与上述《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五月诏令是一回事，但是语意更为明确，规定王府有事，皆需发行三司，由三司奏闻朝廷，这就意味着不仅诸王不得节制诸司，而且诸王丧失了直接与皇帝沟通的渠道，反倒要受到诸司的监管。朱元璋分封诸王，意欲建立分封与郡县并行的双重政治体制，而朱棣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将分封体制纳入到郡县体制之中。于是，限制诸王在封地内的其他行事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3、诸王在封地内行事权力的丧失

随着诸王节制诸司权力的完全丧失，朱棣又进一步控制藩王在封地内的其他行事权力，最终藩王的权力范围被局限于王府之内。永乐三年七月，周王朱橚于封地内张贴榜文，行号令，此举虽不是节制诸司，但依然受到朱棣切责：

比各府县录周府长史司榜文来奏。夫朝廷与王府，事体不同，长史司专理王府事，岂得遍行号令于封外，与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国有一国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今贤弟居国如诸子，擅行号令于国内，其亦可乎？若奸人造此离间，即具实以闻，当究治之；如实贤弟所命，则速遣人收还。仍严戒长史行事存大体，毋贻人讥议。

在这封敕谕中，朱棣指责朱橚“擅行号令于国内”，目无国家，是僭越之举；同时，朱棣言明藩王作为臣子，无权在封地内行事，最后勒令朱橚遣人收回榜文。这意味着，藩王的权力被严格限定在王府之内。与之类似，永乐三年九月，齐王朱榑令王府护卫守青州城门，亦被朱棣下令禁止，且言王府护卫仅有守卫王城之权，命朱榑将护卫遣回：

国家旧制，王府护卫官军止守王城。今闻青州城北门守以护卫之人，内通广智门，外接花园，筑墙横截，使城守者不得登城夜巡。此何为者？且闻其他不法尚多。兄之爱弟，所望令誉日彰，而所闻纷纷若此，能不为之投杼乎？弟亦备尝艰苦矣，宜勉自饬励，以副同气至爱之望，其李珙等不过畏死，假告讦以掩己非，宜速发来，审其虚实，正之法，以杜谗口；若复执留不遣，恐启人疑。王其审之。

而后，朱榑立即上疏谢罪，朱棣回复：

览表云，继今改过不敢复为不义，词意恳至，深慰吾意。兄弟之情岂有他哉，但欲相与同享富贵，保令名，永终不隳耳，吾弟勉之。今后护卫人犯法，须如律处治，若非王府之人有犯，须归有司，王府不得干预。将来吾弟所行皆善，其乐不可言，而兄亦与有保全之美，吾弟勉之

朱棣对齐王的悔过态度很满意，但仍然告诫朱榑，对于非王府之人，一旦有过，须由有司处置，王府不得干预。永乐三年，楚王府擅制夜开城门铁牌，朱棣敕戒楚王朱桢曰：

湖广都司言：“楚府付铁牌一面，云：‘遇夜差人出城门公干者，验此开门。’”上以书谕楚王桢曰：“朕昔守北藩，地连边塞，与胡虏相接，实为重镇。护卫巡视王城及阑马墙圆牌，皆朝廷所降，初无夜开城门铁牌，况国家旧制，在外各城门锁钥皆属都司军卫。今王府自出此牌，礼非所宜，贤弟贤明孝友，恪慎周详，为亲藩表率，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为了彻底削夺诸王在封地的行事权力，将诸王权力严格限定在王府之内，于是，一些王府事务开始逐渐交由诸司处理。永乐四年正月，周王朱橚请求亲自带三千护卫，入皂君山搜捕逃亡军士：

周王橚奏：“比遣护卫指挥王兴等领军三千，分道入皂君山，搜捕逃亡，请亲往督视；”上赐书谕之曰：“逃亡之徒，三五相聚，不过苟图自全，无能为也。已敕有司及遣官军追捕。贤弟今欲率兵亲行，或下人生事扰民，罪将何归？且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可即还国

朱棣制止周王亲自追捕，下令有司遣官代为追捕，表明朝廷对藩王的管制愈加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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