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王府不得干預諸司
當然，禁止諸王勞役諸司的規定頒佈後，其效果並非立竿見影，諸王命令有司修造的事情還時有發生。朱棣得知後，皆賜敕訓誡，以保證這項規定的貫徹實施。永樂元年五月，晉王朱濟熺令有司每二十里設火燎，並修治橋樑和道路等。朱棣聽聞後甚是不樂，下詔戒諭晉王朱濟熺，秦王朱尚炳因欲修建郡王居室，也一併受到訓誡：
“今何時也？尚可勞民如此乎！並諭爾知之。”
於是，就在晉王朱濟熺命令諸司事發後幾天，朱棣立即敕諭地方諸司，令諸司不得聽命諸王，這當視為朱棣削藩政策的第二條重要詔令：“（永樂元年五月）諭天下諸司，事幹王府者，遵《祖訓》啟王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概啟請，推託利害；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罪。”這項詔令對王府與地方諸司的事務做了明確劃分，規定諸司事務，有關王府者可奏請親王，其他不幹王府者，俱不許啟請；若王府有事，諸司要上奏朝廷，不得聽命於諸王。這條詔令是對永樂元年四月詔令的進一步深化，將不得干涉有司的事務，從修造事務擴展為全部王府事務。這樣，諸王已經完全喪失了任何可能節制諸司的權力。《禮部志稿》對此亦有記載，永樂元年，成祖下令：“王府有事，發行三司等衙門，隨即奏聞，必待欽準，方許奉行，敢有擅行者治罪”。《禮部志稿》所載當與上述《明太宗實錄》永樂元年五月詔令是一回事，但是語意更為明確，規定王府有事，皆需發行三司，由三司奏聞朝廷，這就意味著不僅諸王不得節制諸司，而且諸王喪失了直接與皇帝溝通的渠道，反倒要受到諸司的監管。朱元璋分封諸王，意欲建立分封與郡縣並行的雙重政治體制，而朱棣徹底改變了這一格局，將分封體制納入到郡縣體制之中。於是，限制諸王在封地內的其他行事權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3、諸王在封地內行事權力的喪失
隨著諸王節制諸司權力的完全喪失，朱棣又進一步控制藩王在封地內的其他行事權力，最終藩王的權力範圍被侷限於王府之內。永樂三年七月，周王朱橚於封地內張貼榜文，行號令，此舉雖不是節制諸司，但依然受到朱棣切責：
比各府縣錄周府長史司榜文來奏。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遍行號令於封外，與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國有一國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今賢弟居國如諸子，擅行號令於國內，其亦可乎？若奸人造此離間，即具實以聞，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命，則速遣人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議。
在這封敕諭中，朱棣指責朱橚“擅行號令於國內”，目無國家，是僭越之舉；同時，朱棣言明藩王作為臣子，無權在封地內行事，最後勒令朱橚遣人收回榜文。這意味著，藩王的權力被嚴格限定在王府之內。與之類似，永樂三年九月，齊王朱榑令王府護衛守青州城門，亦被朱棣下令禁止，且言王府護衛僅有守衛王城之權，命朱榑將護衛遣回：
國家舊制，王府護衛官軍止守王城。今聞青州城北門守以護衛之人，內通廣智門，外接花園，築牆橫截，使城守者不得登城夜巡。此何為者？且聞其他不法尚多。兄之愛弟，所望令譽日彰，而所聞紛紛若此，能不為之投杼乎？弟亦備嘗艱苦矣，宜勉自飭勵，以副同氣至愛之望，其李珙等不過畏死，假告訐以掩己非，宜速發來，審其虛實，正之法，以杜讒口；若復執留不遣，恐啟人疑。王其審之。
而後，朱榑立即上疏謝罪，朱棣回覆：
覽表雲，繼今改過不敢復為不義，詞意懇至，深慰吾意。兄弟之情豈有他哉，但欲相與同享富貴，保令名，永終不隳耳，吾弟勉之。今後護衛人犯法，須如律處治，若非王府之人有犯，須歸有司，王府不得干預。將來吾弟所行皆善，其樂不可言，而兄亦與有保全之美，吾弟勉之 。
朱棣對齊王的悔過態度很滿意，但仍然告誡朱榑，對於非王府之人，一旦有過，須由有司處置，王府不得干預。永樂三年，楚王府擅制夜開城門鐵牌，朱棣敕戒楚王朱楨曰：
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鐵牌一面，雲：‘遇夜差人出城門公幹者，驗此開門。’”上以書諭楚王楨曰：“朕昔守北藩，地連邊塞，與胡虜相接，實為重鎮。護衛巡視王城及闌馬牆圓牌，皆朝廷所降，初無夜開城門鐵牌，況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賢弟賢明孝友，恪慎周詳，為親藩表率，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為了徹底削奪諸王在封地的行事權力，將諸王權力嚴格限定在王府之內，於是，一些王府事務開始逐漸交由諸司處理。永樂四年正月，周王朱橚請求親自帶三千護衛，入皂君山搜捕逃亡軍士：
周王橚奏：“比遣護衛指揮王興等領軍三千，分道入皂君山，搜捕逃亡，請親往督視；”上賜書諭之曰：“逃亡之徒，三五相聚，不過苟圖自全，無能為也。已敕有司及遣官軍追捕。賢弟今欲率兵親行，或下人生事擾民，罪將何歸？且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可即還國 。
朱棣制止周王親自追捕，下令有司遣官代為追捕，表明朝廷對藩王的管制愈加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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