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急欲打開中國貿易大門的英國，以為乾隆祝壽為名，派遣使臣馬戛爾尼率領使團來華。馬戛爾尼帶來數千件禮物，其中不乏工業革命的最新成果。然而，面對送上門的令人大開眼界的難得機遇，乾隆僅以一句“奇技淫巧”便將這些禮物鎖進紫禁城那守衛森嚴的庫房，專供自己娛樂。乾隆死後僅41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
在長期致力於中國科技史研究的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看來，此時中歐科技已差距明顯。不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以“十全老人”自詡的乾隆此時若能幡然醒悟，近200年來中國也不至於一敗塗地。
歷史沒有假設，所以基於史料，李約瑟才會提出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即“為什麼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發展，而只在歐洲發展？”以及“為什麼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不難看出，李約瑟認為15世紀是中歐科學發展水平的重要分水嶺。此前中國遙遙領先：中國“對鑄鐵技術的掌握比歐洲早了大約1500年”，而“整個免疫學都起源於一種基於中國中世紀醫學思想的實踐”，“世界上一切文明都是在渾天儀上建立刻度環來測量天球表面上的位置的”……
15世紀正值中國明朝。此時洪武皇帝的子孫們正極力捍衛朱家的萬世江山。而此時的歐洲正經歷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其結果是新興資本主義實現鬆綁。明朝雖然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對“反商”思維根深蒂固的上層建築而言，以為一切盡在掌控之中。也是因為如此，李約瑟指出，“若想解釋中國社會為何沒能發展出現代科學，最好先解釋中國社會為何沒能發展出商業的和工業的資本主義”，因為，“科學技術是隨資本主義一起發展的”。
荷蘭烏特列支大學經濟史教授範贊登在對歐洲11至19世紀進行經濟分析後認為，工業革命並非偶然，而是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的必然結果。“自中世紀晚期以來，西歐在制度、人力資本形成以及經濟績效3個方面都有（持續）突出的表現”，比如“公民權”在法律層面得以確認，於是個體勞動成果得到更好的保障，“民智”由此得以激發。
相較而言，在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國度裡，不僅天下土地是皇帝的，連大臣百姓也是皇帝的“財富”。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當所有權貴挖空心思向皇權中心努力靠攏時，社會上的所有資源包括科學都會趨利避害，主動形成攀附權貴的向心力——比如煉丹就是為了取悅皇帝。正因如此，“中國科學，無論是純粹的，還是應用的，都是較為‘官方’的”：一方面，科學發明者希望藉此努力拉近與官員的關係；另一方面，科技只有在獲得“官方”確認後，才可能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慈禧時代荒誕的馬拉火車便是最好的例子。
正是基於大量歷史事實，李約瑟對春秋以降的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他們“得意時是儒家，失意時是道家”。言外之意，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知識分子並不以知識為本業，而是把知識當成助力自己飛黃騰達的柺杖。
李約瑟認為，中國社會有某種自發趨於穩態的傾向，而歐洲則有一種內在的不穩定性。相較於頻繁戰亂，中國官僚制度的高壓強力確實具有穩定優勢，但同時對民間聰明才智的發揮具有副作用。相較而言，歐洲私權在得到法律確認後，民間自主參與科學研究的熱情得到空前釋放，於是在科技發展上，中國的集權優勢立馬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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