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
我們下鄉了。那年我16歲。
1968年的10月28日是我們生命的一個轉折點。我興奮地爬上大卡車上，我媽就站在車下不遠處。我覺得她這個時候出現在沸騰的校園會顯得我“乳臭未乾”，不像一個即將奔赴新生活的戰士，車開走的那一刻，我竟然忘了向她告別。我爸那時還被關在“牛棚”，真不敢想象我媽獨自走回家時有多麼悲傷。也可能她沒有悲傷，只有麻木。經歷多年的精神禁錮，麻木已成為生活的常態。而正是這種“常態”驅使我們離開父母，逃避麻木的宿命，投身於火熱的下鄉洪流。
無論如何，回想起那天我媽期盼的神情，心裡真不是滋味！現在我只有在心中對她懺悔：對不起，媽媽，我以後再不會犯這種傻了。可惜她再也不會聽見。
我們在火車站集體列隊，向巨大的主席水泥塑像發誓，要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輩子紮根農村！這是真誠的誓言，絕不踹有半點欺世盜名的雜念，儘管我們其實還不完全明白自己在說什麼。那時的我們激情似火，卻對過去和未來都幾乎一無所知，因而無憂無慮，“活在當下”。來自北京的“最高指示”燃燒著我們青春，讓它創造歷史，免於沉淪。
火車向西開去。車上有笑有哭。我們知青小組的馬同學帶了一筐象徵著我們小組8個人將在農村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的楊樹枝條。為了防止枝條在幾小時的途中乾死，他把軍用水壺裡僅有的水倒進筐裡。水從車廂的行李架上流下，下面的女生髮出驚叫。後來這些枝條就像一則寓言，插下去的當晚就被人拔起，還用刀削了它們的根。枝條的監護人馬同學兩個月後也離我們而去，遠走高飛。兩年多之後，我們所有知青也都從離開農村進了城。
火車當天下午就在在秦嶺西部的一個小站停下。行程太短，沒能彰顯出邊疆插隊大軍的那種壯烈。當晚，公社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組織當地演藝界的農民明星唱起了秦腔《沙家浜》。看慣了電影樣板戲的學生娃見到農民的演出覺得滑稽古怪，掩不住大笑。不久，禮堂就空了的，只剩下我們三個女生堅守到沙家浜的新四軍指揮官宣佈提前閉幕。我們回到臨時住處，黑燈瞎火地打開行李，在地鋪的麥草堆裡睡了一夜。感覺良好！
第二天，知青們背起行李，向各自的生產隊進發。我們知青小組的安坪九隊地處秦嶺最深處。我們覺得這種深度和“革命”的徹底性有某種關聯，因而備感自豪。
摸黑穿過兩個火車隧道，渡過渭河，沿著20多里的山路的崎嶇上行。憑著青春期的能量，我們徒步把全部行李和兩箱從學校圖書館“弄”來的書背上了山。
綿延幾里的山溝住著九隊的11戶人家，50來口人。
我們住在生產隊的倉庫兼“會議室”裡。一側有個土炕，給男生，偏房給女生，用幾張棺材板支起的通鋪正好夠我們4人睡下。晚上可以躺著聊天，嘩啦啦的小便聲也清清楚楚。做飯的灶臺就在男生睡覺的炕邊，竹子編的樓板上堆放著來年的玉米種子、核桃，還有雷管，炸山用的。屋外有個用玉米杆圍成的茅廁。
倉庫周邊沿坡地有3戶人家和一個打麥場，是生產隊的政治文化中心。我們是“首都”的第4戶人家。生產隊長五十來歲。他家位置最靠上，和他的社會地位相稱。他高興的時候就裂開缺了門牙的嘴笑得前仰後合，生氣的時候就蹲在自家的門口敲著菸袋墎罵人。他家居高居高的位置正好可以讓這宣洩產生良好的舞臺效果。
正值秋收。生產隊的玉米地沿山坡鋪開，崎嶇陡峭，有的簡直就是開在“牆上”。唯一的運輸工具是揹簍。只有靠人背，才能把收穫的玉米、蕎麥、核桃、毛栗子運下坡。再把種子和糞肥背上去。每走一步，身體的中心都要重新調整，你自己掌握。揹簍一旦背上，無論有多重，山路有多難，也不能在中途卸下來休息，只能找個土臺子靠著。卸糞絕對是個技術活。一撅屁股，彎腰低頭，讓糞揹簍越過頭頂，倒扣在地上，衣領和頭髮裡難免都是糞渣。
一切從頭開始，自力更生。柴火從上山砍來，劈好；麵粉去下面的水磨坊磨好揹回來；燒柴、擀麵、蒸發糕、打攪團……要全能。玉米麵是主食，油和菜極少，肉就別提了。輪流做飯。輪到書呆子，廚房就變成了實驗室，溫度計、天平、鬧鐘……都擺上鍋臺炕頭；碰上好擦護手霜的女生，涼拌蘿蔔絲就是雪花膏味的；麵粉沒有了，就幹吃土豆；生的、糊的、有沙子的，都吃了。我還養成了狼吞虎嚥的習慣，至今未改。碰上有農民端著一碗攪團來邊吃邊串門，我們就馬上拿自己的飯交換，端過來他們的碗接著吃。好香！
當年我們根本不懂得，有一座“知識”之牆橫亙在我們與農民之間，紮根在農民心中的那些生存之道因為沒有寫進教科書而留在了牆的那一面。
我們當年住過的房子的牆已經倒塌。場面寓意無窮。
當然知青也不是盡幹蠢事。我們一幫人和農民一起播種收割，打眼炸石修築梯田，拓寬山路，是村裡生產的生力軍。
小組裡的許同學還買來優質高產的玉米良種，幾經爭取，才獲得固執的副隊長老葉允許下種。當年獲得豐收之後，老葉又硬要把這種沒有遺傳能力的玉米留到年再種。好一番爭執。而許同學百折不撓，後來又弄來了良種豬，還製作了發酵飼料。
我們還為村裡的娃夥開辦了小學。這件事輕易就獲得了隊長的認可，光他家就有三個適齡兒童。他還樂呵呵地在開學典禮上講了話，讓娃們都好好唸書。但副隊長不樂意，說教什麼書，（你們知青）不過就是為了躲在涼棚裡不上工罷了。做老師的姜同學不在時，我還帶了幾天課。一共不到10個小孩，分成四個年級，爬在一個土炕上寫字。我發明了一種教學辦法，有效，大家都高興。後來不知怎的，學校停了。
我自學做了村裡的“赤腳醫生”，在地頭田間和工餘給農民扎針。這樣農民就不必掏錢買藥。當時誰都沒想到應該為醫療服務支付報酬，連工分都沒有記上。
我回家時還跟我媽學了果樹嫁接和發酵飼料的製作，又向她所在大學的生物系實驗站要了幾隻“澳洲黑”種蛋。我把水蜜桃枝條、飼料菌種和雞蛋一起背進山裡，準備大幹一場。後來，前兩項都由於各種原因都歸於失敗，只剩下最後一項了。七八個雞蛋變成了雞，個個黑油油的，人高馬大，趾高氣揚。蛋肉都多，被我們吃了，留下一對公母，下的蛋沒孵出小雞。我們就想讓這隻公雞和鄰居隊長家的母雞們交配，好留個後代，雜種也行。沒成想那隻本土的花公雞把自家的女眷當成私產，嚴加看管，就連澳洲黑往它們雞窩那邊瞄一眼，都會招來怒髮衝冠的高調警告：絕無退讓的餘地。
大隊知青還組織了宣傳隊，自編自演，向農民展示一位農村帶頭人如何“小車不倒只管推”，拼死把革命幹到底的過程。
我們的存在也給小山村帶來新的生活氣氛。想要離婚的婦女有了傾訴的對象。隊裡的辣婆（大媽）穿起了運動衣。村民們還跳了一兩次忠字舞。幾個好奇的娃夥還從我們這兒學會了刷牙……
我們豪情萬丈。來這裡的第一個春節是在村裡過的。知青們提前回家探親，然後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們也帶來分享這裡的新生活。當年我弟弟13歲，也跟著來了。他在這裡住了幾天，從此就迷上了下鄉插隊。想不到此時播下的火種生命力如此強大：三年之後我已經進廠當了工人，他居然還回絕了一不小心收到的省歌舞團錄取通知，毅然下了鄉，激情盪漾地度過了幾年青春歲月。後來他把工農兵學商都做了個遍，當年插隊時注入的精神能量依舊清晰可辨。想當初如果年輕輕的就呆在城裡唱歌跳舞，早晚成娘炮了。
不久，大概一年多以後，在艱苦的勞作和柴米油鹽的日日蹉跎之中，知青的革命意志普遍低趨於消退。我們不想一天到晚週而復始地種玉米；不想再住在冬天四面透風連小便都凍成冰的土屋裡；不想夏天身上長滿丹毒膿包；不想再吃玉米麵和有雪花膏味的涼拌蘿蔔；不想再在玉米杆圍成的茅廁拉屎，引來豬和狗拱屁股，嚇得亂叫；不想再看隊長的臉色；更不想再被要命的火車隧道、變幻莫測的河流和蜿蜒漫長的山路隔絕在邊遠的山寨……那些不久前還激勵著我們鬥志的一切，現在都變得痛苦不堪且毫無意義。
我們夢想著新的生活：這輩子能當個工人該有多好！
我們終於如願了。紛紛走進工廠，把農村和老鄉留在了身後。
雖然走出了農村，我們卻一直帶著來自青山綠水的朝氣。付出努力，前途便展現光明。我們隊的知青幾乎都上了大學，從事技術、教育或管理工作。有的出國留學、進修……發展是硬道理。
但無論走在那裡，我都不時在夢中游走於當年插隊的山水和民舍之間，村裡老鄉的相貌時常在我的腦海裡呈現，栩栩如生。隊上的副隊長姓葉，終生與赤貧為伴。他有點口齒不清，衣衫襤褸，家徒四壁，但出奇地吃苦耐勞。憶苦思甜會上，老葉痛苦地回憶了他60年餓著肚子揹著公糧去上繳。來回40多里山路，正趕上變天，天黑天昏地，餓倒在路邊。長年的貧窮和飢餓逼得老葉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性情。他娶了個比他還要矮小的智障女人，沒有語言能力。聽村裡人說，那女人曾生了個人見人愛的小孩，可他卻不待見，嫌屋裡多了一口吃飯的嘴，後來那孩子病死了。老葉的形象一直揮之不去，成為中國最底層農民的象徵。
也不會忘了那些精打細算地讓一家大小能喝飽攪團的大娘們。我肚子疼渾身發冷時，就趴在農民家的熱炕上，一位大娘給我揉肚子。一邊揉，一邊感嘆：“不當地喲。”意思是“可憐的喲”。我已經忘記是躺在哪家的炕上，揉肚子的又是哪位。只記得有這回事。我們往往忽視了農民本能的善良、關愛和智慧，只在意自己的得失和由幸運而非才能帶來的優勢。
我們曾經回去看望了那個曾讓自己青春沸騰的山村。老一代均已逝去，當年的娃夥也都成人。地裡綠油油的麥田，院邊架起了衛星天線。分田到戶，日子好了很多。娃夥都在溝外的學校上學。可惜王春他們沒有活到今天。
多年來聽到有不少給知青經濟補助的建議，理由是補償下鄉給他們帶來的損失。如果幾年的下鄉應該補償，那麼農民幾輩子在農村的遭遇以至今日都沒有爬出這個深坑（看看那些建築工地），又該如何處置才算合理？
可我還是要說，讓我們感謝並且好好地利用命運帶來的每一次機遇。
半個世紀以來，一切都值得重新回憶，以史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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