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倾听亲历者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我们下乡了。那年我16岁。
1968年的10月28日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我兴奋地爬上大卡车上，我妈就站在车下不远处。我觉得她这个时候出现在沸腾的校园会显得我“乳臭未干”，不像一个即将奔赴新生活的战士，车开走的那一刻，我竟然忘了向她告别。我爸那时还被关在“牛棚”，真不敢想象我妈独自走回家时有多么悲伤。也可能她没有悲伤，只有麻木。经历多年的精神禁锢，麻木已成为生活的常态。而正是这种“常态”驱使我们离开父母，逃避麻木的宿命，投身于火热的下乡洪流。
无论如何，回想起那天我妈期盼的神情，心里真不是滋味！现在我只有在心中对她忏悔：对不起，妈妈，我以后再不会犯这种傻了。可惜她再也不会听见。
我们在火车站集体列队，向巨大的主席水泥塑像发誓，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辈子扎根农村！这是真诚的誓言，绝不踹有半点欺世盗名的杂念，尽管我们其实还不完全明白自己在说什么。那时的我们激情似火，却对过去和未来都几乎一无所知，因而无忧无虑，“活在当下”。来自北京的“最高指示”燃烧着我们青春，让它创造历史，免于沉沦。
火车向西开去。车上有笑有哭。我们知青小组的马同学带了一筐象征着我们小组8个人将在农村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杨树枝条。为了防止枝条在几小时的途中干死，他把军用水壶里仅有的水倒进筐里。水从车厢的行李架上流下，下面的女生发出惊叫。后来这些枝条就像一则寓言，插下去的当晚就被人拔起，还用刀削了它们的根。枝条的监护人马同学两个月后也离我们而去，远走高飞。两年多之后，我们所有知青也都从离开农村进了城。
火车当天下午就在在秦岭西部的一个小站停下。行程太短，没能彰显出边疆插队大军的那种壮烈。当晚，公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组织当地演艺界的农民明星唱起了秦腔《沙家浜》。看惯了电影样板戏的学生娃见到农民的演出觉得滑稽古怪，掩不住大笑。不久，礼堂就空了的，只剩下我们三个女生坚守到沙家浜的新四军指挥官宣布提前闭幕。我们回到临时住处，黑灯瞎火地打开行李，在地铺的麦草堆里睡了一夜。感觉良好！
第二天，知青们背起行李，向各自的生产队进发。我们知青小组的安坪九队地处秦岭最深处。我们觉得这种深度和“革命”的彻底性有某种关联，因而备感自豪。
摸黑穿过两个火车隧道，渡过渭河，沿着20多里的山路的崎岖上行。凭着青春期的能量，我们徒步把全部行李和两箱从学校图书馆“弄”来的书背上了山。
绵延几里的山沟住着九队的11户人家，50来口人。
我们住在生产队的仓库兼“会议室”里。一侧有个土炕，给男生，偏房给女生，用几张棺材板支起的通铺正好够我们4人睡下。晚上可以躺着聊天，哗啦啦的小便声也清清楚楚。做饭的灶台就在男生睡觉的炕边，竹子编的楼板上堆放着来年的玉米种子、核桃，还有雷管，炸山用的。屋外有个用玉米杆围成的茅厕。
仓库周边沿坡地有3户人家和一个打麦场，是生产队的政治文化中心。我们是“首都”的第4户人家。生产队长五十来岁。他家位置最靠上，和他的社会地位相称。他高兴的时候就裂开缺了门牙的嘴笑得前仰后合，生气的时候就蹲在自家的门口敲着烟袋墎骂人。他家居高居高的位置正好可以让这宣泄产生良好的舞台效果。
正值秋收。生产队的玉米地沿山坡铺开，崎岖陡峭，有的简直就是开在“墙上”。唯一的运输工具是背篓。只有靠人背，才能把收获的玉米、荞麦、核桃、毛栗子运下坡。再把种子和粪肥背上去。每走一步，身体的中心都要重新调整，你自己掌握。背篓一旦背上，无论有多重，山路有多难，也不能在中途卸下来休息，只能找个土台子靠着。卸粪绝对是个技术活。一撅屁股，弯腰低头，让粪背篓越过头顶，倒扣在地上，衣领和头发里难免都是粪渣。
一切从头开始，自力更生。柴火从上山砍来，劈好；面粉去下面的水磨坊磨好背回来；烧柴、擀面、蒸发糕、打搅团……要全能。玉米面是主食，油和菜极少，肉就别提了。轮流做饭。轮到书呆子，厨房就变成了实验室，温度计、天平、闹钟……都摆上锅台炕头；碰上好擦护手霜的女生，凉拌萝卜丝就是雪花膏味的；面粉没有了，就干吃土豆；生的、糊的、有沙子的，都吃了。我还养成了狼吞虎咽的习惯，至今未改。碰上有农民端着一碗搅团来边吃边串门，我们就马上拿自己的饭交换，端过来他们的碗接着吃。好香！
当年我们根本不懂得，有一座“知识”之墙横亘在我们与农民之间，扎根在农民心中的那些生存之道因为没有写进教科书而留在了墙的那一面。
我们当年住过的房子的墙已经倒塌。场面寓意无穷。
当然知青也不是尽干蠢事。我们一帮人和农民一起播种收割，打眼炸石修筑梯田，拓宽山路，是村里生产的生力军。
小组里的许同学还买来优质高产的玉米良种，几经争取，才获得固执的副队长老叶允许下种。当年获得丰收之后，老叶又硬要把这种没有遗传能力的玉米留到年再种。好一番争执。而许同学百折不挠，后来又弄来了良种猪，还制作了发酵饲料。
我们还为村里的娃伙开办了小学。这件事轻易就获得了队长的认可，光他家就有三个适龄儿童。他还乐呵呵地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让娃们都好好念书。但副队长不乐意，说教什么书，（你们知青）不过就是为了躲在凉棚里不上工罢了。做老师的姜同学不在时，我还带了几天课。一共不到10个小孩，分成四个年级，爬在一个土炕上写字。我发明了一种教学办法，有效，大家都高兴。后来不知怎的，学校停了。
我自学做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在地头田间和工余给农民扎针。这样农民就不必掏钱买药。当时谁都没想到应该为医疗服务支付报酬，连工分都没有记上。
我回家时还跟我妈学了果树嫁接和发酵饲料的制作，又向她所在大学的生物系实验站要了几只“澳洲黑”种蛋。我把水蜜桃枝条、饲料菌种和鸡蛋一起背进山里，准备大干一场。后来，前两项都由于各种原因都归于失败，只剩下最后一项了。七八个鸡蛋变成了鸡，个个黑油油的，人高马大，趾高气扬。蛋肉都多，被我们吃了，留下一对公母，下的蛋没孵出小鸡。我们就想让这只公鸡和邻居队长家的母鸡们交配，好留个后代，杂种也行。没成想那只本土的花公鸡把自家的女眷当成私产，严加看管，就连澳洲黑往它们鸡窝那边瞄一眼，都会招来怒发冲冠的高调警告：绝无退让的余地。
大队知青还组织了宣传队，自编自演，向农民展示一位农村带头人如何“小车不倒只管推”，拼死把革命干到底的过程。
我们的存在也给小山村带来新的生活气氛。想要离婚的妇女有了倾诉的对象。队里的辣婆（大妈）穿起了运动衣。村民们还跳了一两次忠字舞。几个好奇的娃伙还从我们这儿学会了刷牙……
我们豪情万丈。来这里的第一个春节是在村里过的。知青们提前回家探亲，然后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也带来分享这里的新生活。当年我弟弟13岁，也跟着来了。他在这里住了几天，从此就迷上了下乡插队。想不到此时播下的火种生命力如此强大：三年之后我已经进厂当了工人，他居然还回绝了一不小心收到的省歌舞团录取通知，毅然下了乡，激情荡漾地度过了几年青春岁月。后来他把工农兵学商都做了个遍，当年插队时注入的精神能量依旧清晰可辨。想当初如果年轻轻的就呆在城里唱歌跳舞，早晚成娘炮了。
不久，大概一年多以后，在艰苦的劳作和柴米油盐的日日蹉跎之中，知青的革命意志普遍低趋于消退。我们不想一天到晚周而复始地种玉米；不想再住在冬天四面透风连小便都冻成冰的土屋里；不想夏天身上长满丹毒脓包；不想再吃玉米面和有雪花膏味的凉拌萝卜；不想再在玉米杆围成的茅厕拉屎，引来猪和狗拱屁股，吓得乱叫；不想再看队长的脸色；更不想再被要命的火车隧道、变幻莫测的河流和蜿蜒漫长的山路隔绝在边远的山寨……那些不久前还激励着我们斗志的一切，现在都变得痛苦不堪且毫无意义。
我们梦想着新的生活：这辈子能当个工人该有多好！
我们终于如愿了。纷纷走进工厂，把农村和老乡留在了身后。
虽然走出了农村，我们却一直带着来自青山绿水的朝气。付出努力，前途便展现光明。我们队的知青几乎都上了大学，从事技术、教育或管理工作。有的出国留学、进修……发展是硬道理。
但无论走在那里，我都不时在梦中游走于当年插队的山水和民舍之间，村里老乡的相貌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呈现，栩栩如生。队上的副队长姓叶，终生与赤贫为伴。他有点口齿不清，衣衫褴褛，家徒四壁，但出奇地吃苦耐劳。忆苦思甜会上，老叶痛苦地回忆了他60年饿着肚子背着公粮去上缴。来回40多里山路，正赶上变天，天黑天昏地，饿倒在路边。长年的贫穷和饥饿逼得老叶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性情。他娶了个比他还要矮小的智障女人，没有语言能力。听村里人说，那女人曾生了个人见人爱的小孩，可他却不待见，嫌屋里多了一口吃饭的嘴，后来那孩子病死了。老叶的形象一直挥之不去，成为中国最底层农民的象征。
也不会忘了那些精打细算地让一家大小能喝饱搅团的大娘们。我肚子疼浑身发冷时，就趴在农民家的热炕上，一位大娘给我揉肚子。一边揉，一边感叹：“不当地哟。”意思是“可怜的哟”。我已经忘记是躺在哪家的炕上，揉肚子的又是哪位。只记得有这回事。我们往往忽视了农民本能的善良、关爱和智慧，只在意自己的得失和由幸运而非才能带来的优势。
我们曾经回去看望了那个曾让自己青春沸腾的山村。老一代均已逝去，当年的娃伙也都成人。地里绿油油的麦田，院边架起了卫星天线。分田到户，日子好了很多。娃伙都在沟外的学校上学。可惜王春他们没有活到今天。
多年来听到有不少给知青经济补助的建议，理由是补偿下乡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如果几年的下乡应该补偿，那么农民几辈子在农村的遭遇以至今日都没有爬出这个深坑（看看那些建筑工地），又该如何处置才算合理？
可我还是要说，让我们感谢并且好好地利用命运带来的每一次机遇。
半个世纪以来，一切都值得重新回忆，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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