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關於張學良到上海會見潘漢年，張魁堂在《黨的文獻》中撰文說，張學良到滬時，“兩廣事變正鬧著，他怕發生意外，把專機停在上海，要劉鼎通知在上海的秘密中共黨員，必要時幫他一把。”根據這段文字和以後發生的歷史事實來說，是否張與潘商量了這六個重要之事：
一，代表
讓張學良秘密選派一位代表暗中取代李杜以常駐莫斯科，張學良選用了中東路事件時與俄方談判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
二，方式
李杜與莫德惠同赴莫斯科，用真假代表同行以假亂真的方法掩護莫德惠平安到達，還能瞞天過海騙過國民黨及西方各種間諜（包括新聞媒介）的眼睛。術業有專攻，潘漢年當仁不讓。
三，孩子。
據董健吾回憶，1936年6月間，董健吾在上海突然接到張學良的電話，“約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在滬西郊外哥倫比亞路的一家法國酒店見面”，“一見面張學良就說，這次是秘密來滬，所以不便約他們在公寓見面。現有他的部下李杜將軍要途經法國去蘇聯，乘此機會讓他們帶3個孩子出國赴蘇。並說送3個孩子出國的一切費用他都準備好了，要董健吾馬上與李杜聯繫，把孩子們儘快送過去。”董建吾是老資格的，隱藏得很深的中共情報人員（中央特科初創期人員），和潘漢年昔年曾是生死戰友。張學良能夠直接的，親自與董健吾聯繫（說明最起碼知道董建吾收養了毛家兩位孩子），渠道應該來自潘漢年。
董健吾
四，保密
雙方顯然有嚴格保密的協議，無論是張學良還是潘漢年，顯然對莫德惠秘密赴蘇的利害關係心知肚明，因此在有生之年始終都守口如瓶。張學良自不待言，潘漢年就此惹禍上身（莫德惠是民國名望，同樣也是堅定的反共分子）。
五，行程
1936年6月27目，馮雪峰又向中共中央報告，說李杜一行“明天即啟程赴法轉俄，俄亦已有電來促其前往，這裡派了一黨員同往幫助他。”注意，這份報告牽涉到蘇聯，“俄亦已有電來促其前往”的消息，馮雪峰和蘇聯沒有直接聯繫，也只能來自潘漢年。那麼，這一新的出發日期就顯然不是馮雪峰可以決定的，牽涉到蘇聯，中共，張學良方，當中唯一的連接點還是潘漢年。馮雪峰的報告顯示其對真假代表一無所知，也就意味著中共中央對此同樣一無所知。
馮雪峰年輕之時
六，聯繫
潘漢年與張學良的會面極其秘密，無法經常聯繫，因此張學良的聯繫人就或為馮雪峰。據馮雪峰迴憶，“在上海見張學良的是他。”毫無疑問，沒有潘漢年的牽線，張學良與馮雪峰不可能見面。張學良在上海秘密活動了一週有餘，20日才返回西安。對這一冒險經歷，張學良當時在興奮之餘情不自禁地向劉鼎露出了口風。據劉鼎記述，“張學良回來後告訴劉鼎，他在上海會見了潘漢年。”“張對秘密接頭方式感到新鮮，也很滿意。張學良在實施膚施會談協議過程中，對中共更加信任，感情更深了。”（但劉鼎在其回憶中認為張學良會見的決不可能是潘漢年：“據劉鼎猜測，此人姓黃，湖北人，當時在中共中央軍委工作。”）
劉鼎
1936年7月1日，化名“伯林”的潘漢年給王明發出了一份密碼信，其中相關的重要內容有四條：1.與張學良取得了聯繫：“同張學良已經達成協議，我們在他那裡已設有代表。”所謂的“達成協議”，當然是告訴王明與張學良已經取得共識，並談妥了相關的行動方案，讓王明寬心。2.與馮雪峰取得了聯繫：“馮雪峰同志和另一些人已從蘇區被派往上海。”這句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做了一份報告，並親筆為馮雪峰的身份所作的注（王明註解了馮雪峰是一位老黨員，是著名的左翼作家）。王明瞭解馮雪峰，潘漢年當然不必說明。王明親筆作注，當然是給不瞭解馮雪峰的上司看。那麼王明要把潘漢年的密信送給誰看呢？唯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共產國際和蘇聯最高層，而當時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根本不知情。3.任務進展順利：“現在馮雪峰同志同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與張學良的代表取道法國去蘇聯，與他們一起去你們那裡的還有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共產黨員。30日他們已動身（或將動身）繞過香港前去。”這段話有三種含義：潘漢年沒有公開出面；掩護方式是真假代表；安全程度很高。
從左到右依次為毛岸龍、毛岸青和毛岸英
潘漢年的這份密信還起碼說明了四個問題：
一是鮑格莫洛夫參與了此事。鮑的公開身份是蘇聯駐國民政府大使（也是當時蘇聯在華特工的首腦之一），但潘漢年的密信表明其秘密身份是斯大林在華的全權代表，就像大革命時期的鮑羅廷。他親自參與和批准“張學良的代表”去蘇聯，聯繫到前述蘇聯情報部門對斯大林的請示，足見斯大林對此事的重視。王明給蘇聯最高層送上潘漢年的密信，只能說明王明其實是直接對蘇聯最高層負責。
鮑格莫洛夫
二是潘漢年當時與鮑格莫洛夫保持著聯繫。從雙方的地位看，潘漢年極可能也受鮑的領導。
三是潘漢年竟然不用自己與共產國際直通的電臺而寧可用密碼信單獨向王明報告，可見此事之機密非同尋常，也證明潘漢年的這一任務不是來自共產國際而是來自王明。更關鍵的是，王明顯然規定潘漢年只能與其單獨聯繫以免走漏消息。
四是馮雪峰當時的身份不可能與鮑格莫洛夫發生直接聯繫。由此可見，潘漢年是王明、鮑格莫洛夫、馮雪峰與張學良四人之間唯一的、不可或缺的聯絡人。
1936年7月上旬，潘漢年從南京返回上海。經劉鼎安排，潘漢年與張學良在市郊租界的一家大飯店裡會晤。毫無疑問，潘漢年必須向張學良通報莫德惠已經頂利出發以及自己將在莫德惠安全到達後赴西安的情況。
安全抵達蘇聯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右）
1936年7月7目，馮雪峰寫出第三次報告：“李杜於（6月）27日起程赴俄，此方派了一個同志。”劉益濤在《黨的文獻》中撰文說：“李杜將軍這次出國一行共9個人：李杜本人（改姓王），他的一名參謀、一名副官、一名俄文翻譯，一名東北軍的高級軍官（是張學良的代表），一名秘書（即馮雪峰派來的楊承芳，專門護送毛岸英等），3個孩子（即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琪，此時都隨李杜改姓王）。”很顯然，李杜、楊承芳與三個孩子扮成一家，以掩護莫德惠，而且完全可能連李杜也被矇在鼓裡，以為自己依然是張學良派往莫斯科的代表。
李杜一行7月下旬到達巴黎，卻在隨後的數月中一直沒有進入蘇聯。劉益濤在《黨的文獻》中撰文說：“後來，蘇聯駐法國領事館發來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併發予簽證，但不準董壽琪入境。李杜一行因此時國內已爆發西安事變，也無心再在國外逗留，所以他們也沒有入境蘇聯。”但其中最重要的人莫德惠卻成為歷史的盲點，語焉不詳。事實上，蘇聯秘密接走了莫德惠。
而這次秘密代表入蘇行動，中共中央不僅對真假代表一無所知，甚至還不能排除受到了刻意誤導，因為李杜在1936年末返回上海，公開的原因是因為日本的反對而未能獲得進入蘇聯的簽證。因此，在西安事變發生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於12月15日敢於斬釘截鐵地聲稱：“自從張學良離東三省後，我們與他沒有任可聯繫。”今天來看，蘇聯情報機構急於讓莫德惠早日到莫斯科，顯然是為即將出臺的聯蔣政策提供情報服務
（蘇聯是最早支持蔣介石抗日，併成立情報合作機構的國家）。1936年8月初，莫德惠順利抵達莫斯科，完成了這一艱鉅任務的潘漢年才放心地赴西安。張魁堂在《黨的文獻》中撰文說：“潘漢年第一次停留西安的後期，張學良幾乎每晚都與潘見面，無話不談。在談到紅軍北上的問題時，前線的軍事情報，張都送給潘看。”有過一次成功的合作和刺激的經歷，張學良見到潘漢年自然極為熱情和信任。
1936年8月9日，潘漢年才到達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保安，完成了傳達密碼的任務。
不久，潘漢年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開始與國民政府談判，旋即又返回江南。由此反證，潘漢年在港滬的幾個月就是為了完成護送莫德惠的秘密任務。張學良更沒有向中共中央透露過他的代表已經秘密到達莫斯科，甚至還在八月底派出共產黨員慄又文去新疆聯繫蘇聯。據慄又文回憶，蘇聯頤問說：“你的那篇形勢報告已送給斯大林了；對於你們要求的援助沒有問題，可以在平涼建立個兵工廠。”其實慄又文也許不知，張學良特地派他前往新疆，與其說是爭取蘇聯援助，不如說是在告訴中共中央他與蘇聯毫無聯繫以掩護他那位早已到達莫斯科的代表更為恰當。確實，對蘇聯而言，要使來自張學良的情報價值最優化和最大化，就必須瞞過中共中央。
而自此以後，沒有任何材料表明潘漢年曾就此事向中共中央做過彙報。
在今天，重新回顧從莫德惠到達蘇聯，也就是共產國際於8月15日正式致電中共中央下達聯蔣指令的前夕，中共中央對蘇聯新政策的真實態度以及與張學良頻繁互動的重要情報，就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向莫斯科，其後果之嚴重顯而易見。
這件事，相信同樣也是潘漢年一生的心病。這並不比以後他會見汪精衛的事件要輕，這位在虎穴狼窩中縱橫馳騁的特工首腦，一生接觸的秘密，幾乎牽涉到的都是中國革命的命運之穴上，所見的人，所經歷的事如同宇宙中的黑洞，深，不可測。
1955年，一切都爆發了。“累汝遭辱蒙荷羞，為人受過分外明”（潘漢年詩）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對潘漢年的《刑事判決書》中所列的三項“罪名”，第一項就是認定潘漢年“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投降了國民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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