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有這樣一類悲情英雄，身處黑暗中，他們要偽裝成壞人，然而當迎來光明後，他們卻要用餘生來證明自己是好人。
更悲劇的是，證明自己是好人，遠比偽裝成壞人更殘酷，更讓人難以承受。
在那個紅與黑的年代，有太多這樣的悲情英雄，他們用信仰撐過了兇險的黑暗，卻最終慘死在了殘酷的光明裡。
站在崇高的角度，他們屬於崇高！
站在公平的角度，他們卻難有公平！
咱們今天要聊的這個女人，她的人生就是這樣，更讓人覺得異常悲傷的是，她的人生本應該是另一番模樣。
關露本名叫胡壽楣，1907年出生在山西右玉縣一個沒落知識分子家庭。9歲那年，關露的父親病死了，16歲那年，母親也被生活的重擔壓垮了，在人生迎來第一個大十字路口的時候，少女關露成了無依無靠的人。
沒有辦法，外祖母只好帶著關露兩姊妹去南京投靠二姨娘。
在二姨娘家生活沒多久，外祖母和二姨娘就開始給關露找婆家，倒不是外祖母和二姨娘覺得關露是累贅。在那個年代，十七八嫁人很正常。
對女人而言，走一條大家都在走的路，那是一種安穩。
遺憾地是，骨子裡頗有幾分才氣的關露卻並不想走這條安穩之路，她想讀書，她想給自己抒寫一個更燦爛的未來。
就這樣，關露逃婚了，她帶著妹妹逃到了上海，想繼續讀書。
獨自面對人生之初，命運待關露不薄。到上海沒多久，關露就遇到了人生貴人劉道衡，在劉貴人的贊助下，關露和妹妹如願以償，進了上海法科大學法律系。
進入大學後，關露的人生看上去很美，她成了一個標準的文藝女青年，文學成了她人生的方向。
看關露的照片，你會發現，她是個有些靜美，但不豔麗的女人，照現在的標準，這就是個看上去有些才氣，只適合在簡單圈子裡活著的女人。
事實上，在最後的幾年時間裡，關露的人生軌跡的確也是如此。
1928年，21歲的關露考入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後因痴迷文學，轉入文學系。從那以後，關露就成了很讓人羨慕的文學女青年。
1930年初，順利發表處女作《佘君》後，文學女青年開始在文壇漸露尖角，她成了上海灘指日可待的才女作家。
從事後看，這段人生歲月應該算是關露活得最好的時光，雖然中途談戀愛也遇到過渣男，也遭遇過情傷，但對才女作家而言，生活又怎能少了這風花雪月，花開花落呢！
然而，自1930年代開始，紅色的暗流已在兇猛地湧動，稍有理想、稍有熱血、稍有追求的青年很容易就會被這股紅色的暗流感染，進而躍身其中。
九一八之後，關露參加了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加入“左聯”的同時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這是關露人生的一個巨大轉折，雖然她本人的秉性與性格並不適合殘酷的鬥爭，但燃起的激情顯然已不允許她去理智地審視。
如果命運始終能讓她在文藝的道路上前進，一切或許是好的，但迎接她的卻是紅色下異常暗黑的另一條道路。
在她即將踏入那條暗黑的道路前，命運對她表面上很厚愛，其實是一種殘酷。
1936年，關露寫出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並一舉成名，之後後又陸續參與了《高射炮》的編寫，以及自傳體小說《新舊時代》的創作。從此，關露成了與張愛玲、丁玲齊名的上海灘三大才女之一。
為什麼說這是命運的一種殘酷呢？
人生的聚光燈實在不應該在這個時候照耀在關露的身上，這一照，榮耀她幾乎沒享受到，換來的卻是萬劫不復。
1939年，還在寫自傳小說的時候，關露突然接到組織的一張字條：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務。
雖然不知道小廖是誰，即將接受的任務是什麼，但此時的關露幾乎就是信仰下的羔羊，因此她別無選擇，當然她也根本不會去選擇。
到香港後，關露順利地見到了小廖廖承志，此外還有潘漢年。
簡單寒暄後，潘漢年告訴關露，她接下來的任務是返回上海，並尋機策反汪偽76號的李士群。至於為何要派她這樣一個諜報小白去執行這樣一項艱鉅的任務，理由也很簡單，只因為關露的妹妹胡繡楓過去曾有恩於李士群的老婆葉吉卿，胡繡楓有工作去不了，因此只能派恩人的姐姐去。
其他的不說，光賭李士群的恩義人品這一點，就足夠兇險的了！
當然，除了兇險，還有萬劫不復的殘酷，因為潘漢年告訴關露，今後要是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
關露的回答是，我不辯護。
也許是知道此去意味著什麼，在接受這項任務後，關露和有情人王炳南做了一個告別。告別時，關露將自己的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送給了王炳南，王炳南給關露送了一張自己的照片，照片的背後寫著一句話：“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
誰曾想，這一張照片竟成了關露後半生唯一的精神慰藉。
回到上海灘，為了成功接近李士群，關露甚至做了隆鼻手術，從這一點其實能看出來，關露極力地想把自己偽裝成一個交際場上趨勢附利的女人。
隨著頻頻造訪76號魔窟以及李士群家，才女作家淪為漢奸的消息迅速流傳開來。在沉重的流言蜚語下，關露只能全情地“沉淪”下去，整日陪李士群老婆出入各種場子，購物、看戲、跳舞、打牌——
據說，在那段時間裡，關露遭到了昔日朋友的紛紛唾棄，精神幾近崩潰。本就不是諜報人員的她為此曾給妹妹去信，在信中，她說：“我想到爸爸、媽媽身邊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媽媽同意嗎？”
關露信中的爸爸、媽媽指的是延安。
但妹妹在請示上級後只能這樣回覆姐姐：“爸爸、媽媽不同意你回來，你還在上海。”
沒有辦法，關露只能繼續偽裝漢奸，黏在李士群身邊。
不知道是蒼天不負有心人，還是蒼天玩弄有心人？在李士群身邊忍辱負重兩年後，關露的付出有了“收穫”，李士群在獲知關露身份後，不僅沒有為難她，相反還有些配合。
見機會出現，關露尋機終於對李士群亮了牌：“我妹妹來信了，說她有個朋友想做生意，你願意不願意？”
就這樣，潘漢年和李士群掛上了線。
掛上線之後，關露繼續潛伏在李士群身邊已無價值，於是組織將關露調離了。
然而，從魔窟抽身的關露隨即又陷入了另一個更大的噩夢，組織要求她以才女作家的身份打入日本海軍部控制下的《女聲》雜誌。
接下這一任務對關露而言，幾乎就是在輿論的風口浪尖再一次“坐實”自己文化漢奸的身份。
尤其是1943年7月，《女聲》雜誌決定派關露去日本參加“大東亞文化者大會”的時候，關露的精神又一次幾近崩潰。
但當潘漢年告訴她此去將肩負著和日共恢復聯繫的重任時，信仰的羔羊再無怨言。
這一趟下來，尤其當自己的照片被刊登到各大報紙上的時候，關露遭到了上海灘的道德絞殺。
據說，從那時候起，關露的精神就開始出現了問題，她開始產生幻覺，可怕的幻覺。
轉眼到了抗戰勝利。
殘酷的是，光明是他人的，關露迎來的只有黑暗中的噩夢——因為在世人眼中她就是個十足的文化漢奸，加之組織不便出面澄清，因此這個可憐的女人在別人迎接勝利的時候，自己卻上了國民黨的鋤奸名單。
雖然組織將她安排去了蘇北解放區，但因為不便出面澄清，關露能享受到的待遇很可憐，說白了就是可以保其命，但不能正其名。
苦悶中，關露只剩創作來安慰自己受傷的心靈，不幸的是，關露這個名字再無法發表作品。
對於關露而言，這無疑是精神上的苦難，更不幸的是，以上僅僅還只是苦難的開始。
隨後，來自有情人王炳南的絕交信對關露的打擊是最致命的，王炳南在絕交信中告訴關露，雖然你是個好同志，但因為那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了不好影響，因此組織上不同意咱們繼續交往下去。
接到這封絕交信，關露精神世界的寄託徹底沒了，從此之後，她幾乎就成了一個病人，一個在黑暗噩夢中掙扎的病人。
1955年，潘漢年受到錯誤對待被捕入獄，受之牽連，關露也失去了自由。那一年，關露49歲，這一關就是2年。
1967年，關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歲，這一關又是10年。
10年牢獄重見天日時，關露早已成了千瘡百孔的風燭老人，但她依舊頑強而痛苦的活著。
為什麼還要這樣活著？
不為信仰，只為證明。
1982年，潘漢年得到平反，對關露老人來說，這一刻也是屬於她的自我證明。
而等來這一心酸的結果後，最終的悲劇或者說是解脫跟著也就來了。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在十餘平米的陋室裡，關露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兩手疊放在胸前，像睡著了一樣，臉色蒼白而平靜。小床頭櫃上放著一杯水，兩個小藥瓶。
而那兩個小藥瓶裡裝的正是她結束自己一生的藥丸。
更讓人唏噓的是，在告別人生的時候，陪伴關露的只有一個塑料娃娃和王炳南留給她的那張照片，照片的背後有兩句詩——
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痴。
聊到這，以一句感慨結束吧——有一群可敬的先輩英雄，他們曾為陽光普照的社會而奮不顧身，可陽光卻從未照在他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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