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一詞是中國古代對西部疆域的泛稱, 其名始見於司馬遷《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記載:“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 王及厥眾萌鹹相犇, 率以軍糧接食, 並將控弦萬有餘人……”。[1]而對“西域”情況之熟悉, 多於《漢書.西域傳》中所得:“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本三十六國, 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皆在匈奴之西, 烏孫之南, 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 東西六千餘里, 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 厄以玉門、陽關, 西則限以蔥嶺。”[2]
秦漢之際, 北方的匈奴趁其有利之勢, 將西域納入自己之管轄範圍, 並設置僮僕都尉加以管理。至公元前60年 (西漢宣帝神爵二年) , 漢朝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對其進行有效管轄, 這一舉措標誌著西域正式納入漢王朝的版圖, 成為中原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後, 各歷代王朝都與西域發生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繫, 至清朝時, 這種聯繫更加頻繁。自康熙二十九年 (1690) 烏蘭布通之戰後, 西北邊疆問題再次提上日程, 戰火不斷, 經過與準部時戰時停的雍正一朝, 清乾隆二十四年 (1759) , 平定大小和卓叛亂, 從此天山南北統一, 西域又納入中國版圖, 乾隆一改歷代王朝所沿用的西域為新疆。
從“西域”到“新疆”稱謂之改變, 並非乾隆一時興起, 也絕非偶然, 而它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根源。
一、乾隆時期政治意識形態的成熟
西域自漢朝歸附中央, 其後受歷朝關注, 凡有關中原王朝與新疆天山南北的軍政管理情況, 特意列《西域傳》來闡釋。在正史《二十五史》中, 諸多涉及到有關“西域”的記載, 只是所敘範圍之大小、詳實罷了, 這顯然與一國國力之雄厚, 有效之政策分不開。自漢代設立西域都護府以來, 唐代設立安西和北庭都護府並置羈縻府州, 明置哈密衛作為中原與西域交往的窗口。清朝時, 這一政治成分愈加濃厚。首先, 清朝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 之前的各少數民族間的平等關係逐漸轉化為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 在吸取元朝滅亡教訓的基礎上, 為維護自身的統治, 早在順治進中原取代明朝時就宣稱:“以中原平定, 朕誕登大位, 我等與紅纓蒙古素為一家, 今應一統。”[3]來表明自己代替明朝成為天下共主的事實。經過康熙、雍正統治之後, 到乾隆時期, 政治上愈加成熟, 而他採用的“嚴寬相濟”治理方略, 既是對康熙、雍正執政時期政策的繼承, 又是對其局部的調整。其次, 這一時期,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達到頂峰, 加之東北、西南邊疆地區經康熙、雍正二朝經營, 處於穩定狀態, 唯獨西北問題遺留在了乾隆時期, 成為清朝的一塊心病。因此, 乾隆時期, 在尊其祖訓的情況下極力強化權利, “朕凡用人行政, 皆以皇考為法, 間有一二事酌量從寬之處, 亦系遵奉皇考遺詔, 並非故示優容。”[4]可見乾隆在辦事用人上, 效仿祖先遺詔, 憑藉自己至高無上的皇權對政策做出調整。“我皇考臨御之初, 見人心玩愒, 諸事廢弛, ……勢不得不加意整頓, 以除積弊, 乃諸臣誤以聖心在於嚴厲, 諸凡奉行不善, 以致政令繁苛, 每事刻核, 大為閭閻之擾累。”[5]可見, 當時的乾隆表現出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一種成熟。他高瞻遠矚, 將寬和嚴的行政手段靈活運用, 他自己也說“中國撫馭遠人, 全在恩威並用, 令其感而知畏, 方為良法”。[6]後來, 戴逸先生對乾隆做出恰當的評價:“乾隆一生的政治實踐正是體現了寬嚴相濟、剛柔兼施的妙用。”[7]而在他收復天山南北時, 因時而宜、與時俱進, 改“西域”為“新疆”正是這種嚴和寬手段的體現。
二、近代國家版圖意識的興起
“國家撫有疆宇, 謂之版圖, 版言乎其有民, 圖言乎其有地。”[8]無疑是古人對於版圖的理解, 它直接影響著國家疆域內政治、文化的連續性以及與各民族之間的聯繫性趨勢。中國地理環境整體上呈現統一性, 各地區間地理上的區別, 並未阻斷其相互間的交流, 這就使得中國曆代王朝管轄範圍及邊疆各民族的活動區域與國家統一、版圖的大小緊緊聯繫在一起。長期以來, 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存在著難以劃分的關係, 歷代王朝對於邊界認識模糊, 長期停留在“面”的範圍, 這就為兩國疆域歸屬問題埋下隱患。
17世紀至18世紀, 世界發生重大的變化, 西方國家在逐漸邁向現代化的步伐中, “地域霸權”性質的政治性擴張成為證明國家擁有其領土的武器。而奠定於清朝時期的中國版圖, 也同樣受到外界強大力量的衝擊, 在摻雜了西方繪圖技術的基礎上, 中國的製圖學逐漸向國際化接軌。在中國, 歷代帝王把擁有“天下”、實現“大統一”作為最高的追求目標。康熙時期, 模糊的“天下”觀有了清晰的輪廓。受外部環境沙俄勢力的影響, 清王朝對周邊疆域的關注上升。沙俄對清朝邊疆的侵擾, 促使人口的大幅度流動, 清朝控制的領域也隨之發生變化, 不得不採取措施來應對這種形勢。早在康熙時期, 伴隨著西方傳教士東來以及康熙對西方科技的極大喜好, 中俄雙方在簽訂《尼布楚條約》時就已涉入到邊界測量, 這樣中國與西方國家首次簽訂協議開始了。西方測量學元素滲透其中, 於五十七年 (1718) 繪成《皇輿全覽圖》。有史記載:“從來輿圖地記, 統統前後相沿, 傳聞附會, 雖有成書, 終難考信。或山川經絡不分, 或州縣方隅易位……我皇上……分命使臣, 測量極度……天道地道, 兼而有之。從來輿圖所未有也……皇上精求博考, 積三十年之心力, 核億萬裡之山河, 收寰宇於尺寸之中, 畫形勝於几席之上。”[9]顯然, 這是中國在首測經緯的基礎上繪製而成。同時, 也實現了由傳統“面”的邊疆觀向“線”的邊疆觀的轉變。到乾隆時, 西北準噶爾內訌, 其中一些部落相繼投清。二十年 (1755) , 清朝抓住時機對西北用兵, 並派人對所歸附地區進行地理測量。相繼有史料記載:三月, “西師報捷……西陲諸部, 相率來歸, 願入版圖……測其北極高度, 東西偏度, 繪圖呈覽。”[10]五月, 順利取得伊犁, 乾隆曰:“西師奏凱, 大兵直抵伊犁, 準噶爾諸部, 盡入版圖……載入《皇輿全圖》, 以昭中外一統之盛。”[11]二十一年 (1756) , 清軍再次收復伊犁, 史曰:“自軍營至伊犁, 以抵哈薩克, 率漢唐來匈奴西域地, 其山川部落, 前史類多舛誤……數千年疑誤, 悉為是正, 良稱快事, 必當成於此時, 亦千載盛會也。”[12]可以看出, 乾隆遵循康熙時期採用的辦法, 而《內府輿圖》的問世無非是對《皇輿全覽圖》的補充。由於“任何地圖都不能脫離它所產生的背景而成為純粹觀念的表現物, 因此各種現實因素、製圖者的空間觀、政治觀及其與外界壞境的關係等都制約著地圖所體現的內容。”[13]因此, 康乾繪製的輿圖代表了他們的政治理念、空間觀及世界觀。
三、新的管理體制的制定
乾隆統一天山南北後, 改西域為新疆, 實際上“意指清朝在少數民族聚居區建立新的行政區劃”[14]。而這一新的行政區劃, 是滲透在統一天山南北的過程中。首先, 在平定準噶爾叛亂的行軍途中, 乾隆最初採用“以準治準”方略, 來實現對本地區的有效管轄。通過採用對準部首領管理的辦法, 實現穩定, 維護清朝的統治。與此同時, 為防止內部結盟, 並“眾建以分其勢”, 而隨後阿睦爾撒納的反叛, 使乾隆不得不改變這一政策, 開始天山北部, 設兵守衛, 維持秩序。但又面臨著後續補給問題, 因準噶爾部區域與中原王朝相距甚遠, 不能有效提供補給, 為此, 寓兵於農政策的出臺, 解決了這一問題, 清王朝對準政策初步形成。而對南疆的政策, 乾隆因南疆接近中原並以農耕為主, 遭受戰爭的破壞影響較小, 民族成分複雜, 開始在其地推行“修其教不易其俗, 齊其政不易其意”的政策, 後來仍以叛亂而告終, 實行設兵守置。可以看出乾隆在統一天山南北時, 將其新的政策注入其中, 這就改變了原有“南農北牧”的局面, 實現對西域的統一管理, 極大的促進西域地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
此外, 在乾隆時期“新疆”之詞也廣泛的用於雲南、貴州等少數民族地區, 諸如:“雲南烏蒙地區、貴州黔東南古州一帶、貴州安順與鎮寧附近一帶和西域等幾個地區為新疆”[15], 除了上述地區還有當時的四川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區也被稱為“新疆”。縱觀整個中國的歷史, 西域連同四川、雲南等省的一些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都屬於中國的舊疆。清朝時卻命名曰“新疆”, 這與乾隆收復這些地區並推行的“改土歸流”制度有密切關係。
四、其他因素
(一) 因襲傳統
乾隆在統一天山南北後, 據《清高宗實錄》相關記載:“陝甘總督楊應琚遵旨議奏, 新疆效用武職人數, ……遇有闢展 (今新疆都善) 等處差務, 陸續委用。”[16]在新疆效用武職人員, 明顯突出在處理新疆事務中政治因素貫穿其中, 並且也是對歷代治疆策略的一種效仿與繼承。又如:“然現在新疆墾種, 實無勞民之事……西陲戡定, 回部悉平, 朕之初念, 豈務為好大喜功, 今亦不過輯其舊部, 復其本業而已。”[17]清楚的表明改“西域”為“新疆”之目的, 乾隆雖享有“十全老人”稱號, 但能審時度勢, 嚴寬相濟, 遵循新疆時局, 因襲當地傳統, 以達到本地穩定繁榮局面。
(二) 民族政策
乾隆在平定回疆後, 曾納一維吾爾族女子為妃, 被稱為“香妃”。此家族在乾隆平疆過程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事後得到了乾隆的封賞。乾隆納妃, 一則效仿歷代政治聯姻傳統, 二則絕非單純寵愛香妃, 而是“清朝統治者竭力反對‘明華夷之辨’思想, 這其中有作為少數民族維護本民族統治地位的考慮。”[18]這樣一種民族政策的滲透, 加之“因俗而治”的基本政策, 通過此途徑, 在“西域”這塊領土來實現“新疆”各民族的穩定團結和國家的“大一統”的局面。顯然, 清朝的長期穩定與實行的這些政策是分不開的。
結語
綜上所述, “西域”自漢納入中原王朝管轄之日起, 就已無形中滲透著歷代統治者的思想意識, “西域”進程演變中的波盪起伏, 都與中原王朝決策者空間觀、政治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這種緊密聯繫在清朝毫無保留的展露出來, 乾隆順歷史之大潮流, 閱世界之大形勢, 充分發揮自己的治國理念, 改“西域”為“新疆”只是順勢所趨。
對乾隆改“西域”為“新疆”的原因闡述, 看似各原因之間聯繫欠緊, 但仔細斟酌, 其中每一個環節無不圍繞“政治意識”展開, 正所謂“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在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意識愈演愈烈的情況下, 決策者的每一決定有效與否, 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統治者為維護其在中央內部的統治, 不得不在繼承原有模式的基礎上進行一些局部改造, 如文中提到對康熙、雍正“寬嚴相濟”治國理念的調整, 而乾隆平定天山南北, 派人測量疆域版圖, 在康熙《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繪製成《內府輿圖》, 恰恰就是在那一時期表現出的“嚴”的治國意識。而外部環境的影響, 如經康熙、雍正後, 東北、西南邊疆地區局勢緩和, 唯獨西北邊疆成為這一時關注的焦點, 這種形勢之下, 統治者的政治意識隨之加強, 極力將自己應有之物收入囊中, 來維護其強大的中原王朝。而這種自漢唐以來中國固有的領土, 改“西域”為“新疆”, 以新名代替, 無疑是統治者政治意識、加強集權、實現一統、向內外的最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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