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 公元前（1009-256）年
首先在此声明一下，严不想给后人留下新的疑惑，而以“周失九鼎”的公元前256年为周亡之年，不与“工程”同，是有我的几条充足理由的。
一，是与史接轨，史书也如此，大多皆定此年为周亡年，不信你们可查《汉书》、《宋书》、《南齐书》，《易纬.稽览图》等古籍。
二，中国的时代划分，从来不是以中国是否完全统一为标准，即便秦朝也是！
三， 九鼎为国之重器，政权之代表！夏亡鼎迁于商，商亡鼎迁于郏鄏，周亡，鼎为秦有！
四，虽然《史记》名其为初亡，但初亡也是亡！
《汉书》更是从“周失九鼎”公元前256年上溯“凡周867年”而定伐纣年，制造了中华史上首个豆腐渣工程，自古害至今！
据《穆天子传》之谓，周人先祖为赤乌氏，可能位于今新疆乌鲁木齐地区！
周之国母姜嫄先祖于邰，是帝喾元妃，也是炎帝蚩尤之后裔，先稷是神农氏子柱，后稷是帝喾次子周祖弃，是为帝尧大司农。周人本在不周山之北。
“禹封于夏，契封于邠，弃封于邰”，这已治水成功后事了，约在公元前2121年左右！
下面的一个问题是自武稷至武王克商，周人经过了多少年，几代人？
《存真》云：刘敬曾对汉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去豳。”
而《史记》而却言“1.后稷卒，2.子窋立，夏后氏政衰去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窜于戎狄之间，不窋卒，3.子鞠立，鞠卒，4.公刘立”。
自周稷至夏桀只有不窋、姬鞠，公刘四世？显然《史记》有误或漏记！
“公刘卒，5.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6.子皇仆立，皇仆卒，7.子差弗立，差弗卒，8.子毁隃立，毁隃卒,9.子公非立，公非卒，10.子高圉立，高圉卒，11.子亚圉立，亚圉卒，12.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13.子古公亶父立。”
14. 季历，15.文王，16.武王。
《世本》曰：“公刘至文王十六世。”应是自周稷至武王至少十六世。
2121-1123=998 年，2121-1009=1112年，1123-1009=114年，1009-256=867年。
周代754年，西周240年，东周514年！自武王克商至西周末，古人名之曰：周春秋！
1. 自周稷受封于邰，至古公亶父在岐立周，周人已有998 年历史；
2. 自周稷受封于邰，至武王克商建立周朝，周人已有1112年历史；
3. 自古公亶父在岐立周，至武王克商建立周朝，周人有114年历史。
4. 自古公亶父在岐立周，至“周失九鼎”公元前256年凡周867年！
依据《穆天子传》“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始作西土”，那么周人祖先便在新疆乌鲁木齐等地，为赤乌氏。其后人便在不周山之南，周原、岐山、三河地区，（三河：河东、河西、河内，河内现指河套地区。河，指黄河。）周人之名则由不周山而来。
周人早时曾饱受两方面压力，北面受犬戎，东面受夷狄。这两方面又都是商契之后。犬戎南下，周人只好南退岐山。夷狄南侵，周人只好渡水浒，过梁山西迁。犬戎前面已说过，此夷狄历史尚未讲明。夷狄之祖也是帝喾之后人，名厌越，原在紫蒙（蒙古东面）的黑龙江、辽宁省一带，为古之息慎国。
同样周人有多少年同周代有多少年？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等同。要问周人有多少年？则要视《史记》云：周起后稷，后稷居邰。公元前2121年，帝尧封其同父异母的兄弟子契于邠，姬弃（后稷）于邰。前稷为神农子柱，后稷姬弃为周祖。商祖为子契。自稷至古公立周建国共近千年。
要问周在岐阳复国的公元前1123年至周失九鼎的公元前256年的周人共有多少年？(1123-256=867)史曰：“凡周867年”。
而古公亶父在岐复国立周之前，商代已有496年历史。(1619-1123=496)
要问周代有多少年？则要从武王伐纣的第二年，也就是从纣死商亡的公元前1009年开始算。共754年。西周240年，东周514年。
《说文》曰：“邰，炎帝之后，姜姓封邰国。”周祖姬弃姜嫄生地母国！
《晋语》也言：“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后稷之母姜嫄当为炎帝蚩尤之后，蚩尤兵败，被迁入邹鲁大地，炎帝后都在山东曲阜。
后稷就国成为邰侯，纳姞氏生不窋，遭夏氏而衰，失稷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亡，其子鞠立，鞠亡，子公刘立。公刘慈仁，路行不履生草，车行远避芦苇。
在公元前1650年公刘避夏桀于戎狄，而去幽，变易风俗，民化其政。公刘亡后，子庆节立。其后经过皇仆、差弗、毁榆、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前有八世而至季历。
据史料所载，在周族早期一千余年的历史中，周先祖曾经以邰为起始，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迁徙。
第一次大迁徙便是在“夏之衰也，弃稷不务，不窋因失其官” 故而“遂去豳，度漆沮，越梁山，自窜于戎狄之间”。
时至古公亶父，简狄后之商族欲侵占周地，古公忍气呑声，“事之犬马牛羊，皮币金玉，贵重宝物”，然不能满足狄人野心，仍是侵伐不断。于是古公低声下气地问：汝何所欲？答曰：欲之土地。
古人问戎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对方也干脆直言不讳，要古公之土地。
古公一气之下也回答说：“君子不以养害所养，不以其养人者害人。国所以亡也而为身害，吾所不居也。”
古公其意很简单，就是正人君子，绝不会再以善养恶而害人。我们今日在此没有国家政权军队，就象亡国奴一样，只有其害，绝无其益，这里不是我们久居的地方。于是古公亶甫如《孟子‧梁惠王下》所谓：“太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当时有人问，为什么不以牙还牙用武力同戎狄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
古公曰：夏商周三代同根共祖，都为炎黄之后，彼君与我何异？一旦战争发起，你死我伤，双方平民百姓皆有伤亡，实在于心不忍！此话深得双方民心，当古公西迁时，“邠人父子兄弟相助，扶老携幼，揭釜带甑而归古公。” 《吴越春秋》
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国家与军队，是与亡国奴没有什么两样。这里不是我们久居的地方，于是古公亶父迁岐立周。
周人亶父去邠迁岐，不与犬戎氏为敌，并于祖甲十年(公元前1126年)，三年后又，向商天子中央政权提出申请，于祖甲十三年，“携老扶幼，杖策离开陕西省邠地，逾梁山，过水浒，西奔岐山，改号曰：周。”
当古公亶父当时认为都是炎黄后，“彼君与我何异？”所以才以怨报德，兄弟相处，而不与狄为敌，所以周人西迁时，也感动了许多邠人，“邠人父子兄弟相助，扶老携幼，揭釜带甑而归古公者，有数万人。”
“古公贬戎狄之俗，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居(岐)三月，便成城邑，三年便成都。”所以汉代史臣刘向说“太王亶父迁于岐下，百姓扶老携幼随而归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周人又于小乙23年，（公元前1229年）向中央集权政府提出申请，得到了商代帝王小乙的批准：“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竹书纪年》
经过三年充分准备，便于小乙26年（公元前1226年）携老扶幼，杖策离开邠地，逾梁山，过水浒，西奔岐山。此后很快又得到商代帝王小乙的批准，即公元前1123年在周原岐阳建周复国，使周人又延续至“周失九鼎”使有“凡周867年”盛绩！(256+867=1123)年！
而此周人“改号曰周”年，却被汉朝政府，中华历史上首个“豆腐渣工程”，误解为武王伐纣年，所以《史记》会有“桓公距伐纣八百年”，自古害至今！
被古人颂之曰：“公刘去邰，德彰于夏，亶父让地，名发于岐”！
自古公亶父始迁岐下，经过多年的生养休息，至于季历（周文王父）三年，即（武乙）二十四年，《竹书纪年》曰：“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就是说，周人夺回了原先古公被迫迁徙的周人故土毕至邰一大片土地，是为鹑火之野。
季历之前八世，一直都是勤勤恳恳，积德行义，修后稷公刘之业，安定地进行农牧生活。然喾帝爱妃有娀氏后人犬戎，次妃简狄之后人夷狄，见之眼红，联合起来欲得其地，多次对古公之周人进行侵扰掠夺。这段历史被古人颂之曰：“公刘去邰，德彰于夏，亶父让地，名发于岐”！
古公亶父在岐阳重建根据地，此为公元前1123年！必须强调一下，所谓“亶父让地”，乃是孟子一句对周的恭维话，邠地原本属于商契，而是被周人占领而已，岂能谓让。
古公上面所说虽然有理，但古公西迁的主要原因还是惧怕匈奴势力。周人一直以农牧为主，其经济势力当然比不上以商业为主的商人。古公接受了前人以农为主和因没有强大军队作后盾，而受人欺凌东逃西避的教训，贬戎狄之俗，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在岐山全面发展经济，居（岐山）三月，便建成了城郭，二年就使其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三年更成为远近闻名的大都市。其居民也比刚迁来时猛增了五倍多。最主要的还是岐山周原成了周人的根据地，也是周人的发迹地。工农兵学商，样样具全，各种国家所有的管理机构，一样不少。因此古人便称之曰：古公兴周建国。将周人867年历史从此而算起，即公元前1123年。
《淮南子.注》有谓“自古人亶父立国，积四世114年而武王克商。”(1123-114=1009)公元前1010年武王伐纣，次年克商。
周人势力强大了，商朝天子也对之括目相看，不但封其为西伯侯，而且封季历为牧师，即骑兵大元帅。并利用周人去征伐自己的敌人。周人也名正言顺地乘机消灭以前的怨敌。
周人之举既保护了商朝中央集权政府的利益，不受诸侯敌国侵害，又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当然周的力量过分强大，也构成了对商人利益的威胁，引起了商代君王的担心和忧虑。因此他们对周人软硬兼施，采取既打又拉的策畧。首先是封官行赏，继而进行政治联姻。
季历之女太姜任，文王元妃、武王之元妃、都是有辛氏，即殷商人。硬的一手，即在周人遭受战争挫折时，乘机将季历囚禁，限止其势力发展。在季历被囚寨库期间，将季历东征西伐的成果窃为已有。故周文王在公元前1042年被纣王囚于羑里时，曾经常苦叹息：东土被夺，西土受役。
帝乙归妹，政治婚姻，嫁于文王，两家结好，结束前怨，故而《大传》有曰：“纣王元年，初封九侯，西伯为昌”，
何谓前怨？西伯季历受命伐燕被围困，而帝乙之父王，商天子文丁见死不救，是怕周人坐大，使的是借刀杀人计！故而后来文王向纣王哭诉，“父王因困而死！”
此即史中《竹书》中的所谓“文丁杀季历”，在汲郡未出《竹书》前，历史界一直存误解，认为是：文王杀季历！并对此大加疑惑，信亦难，不信亦难！
也许后来季历突围成功，意欲“翦商”，故而商人服输，在文丁接替父王成为新政时，受命季历为三公之一，享有九命，九牧之尊与权利！帝乙亦陪罪，嫁妹于文王，婚礼操办且非常之隆重！
《诗经.大明》“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丕显其光！”
后来《汉书》、《易经》、《逸周书》中皆有“文王刑寡妻”，此是妻而非元妃，因为此种政治婚姻无真爱！
历史既复杂，又多有相似，成汤被囚夏台，文王被囚羑里，因文王四友通过费仲作中介，向纣王行贿奇珍异兽时，文王得以死里逃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文王被释，武王娶纣王女儿为妻，后生子庚！后人武王子庚，误为：武庚！
古公有三子，长子曾被商封为西伯，又为太子，故俗名：吴太伯，是因生岐山，名为姬山，次子名仲雍，因生雍州，故名仲雍，两人后托伪采药，去了楚荆，到了吴越，名为吴泰伯，仲雍为吴仲。后与太伯分开至虞，为西吴，为虞仲；季历，古公第三个儿子，故以季为名首，“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古公以季历为名，显然是把兴周立国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的小儿子季历身上。
《宋书》云：“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因此其兄长太伯、仲雍也很识相，托伪采药于南岳衡山，南下荆楚，东去吴越，另图发展。
《吴越春秋》“古公患病将卒，太伯、仲雍归，古公令季历让国于太伯，季历三让而太伯不受，赴丧毕，还荆蛮。于是季历莅政，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季历卒，子昌立，号曰：西伯。”
古公之子，不忘失邠之耻；故让位于季历。季历亦不忘古公之志，南征北战，报仇雪恨。西伯文王昌，难忘季历之困，也立基树夲，以图大一统。
周武王更不忘文王被囚，兄长伯邑考被烹，故有孟津演兵、伐纣克商，改朝换代。古公兴周建国，文王兴基，武王强国。故传曰：“昔在文王(与)商纣并立”。是指周人在克商之前，早有其国。后来只是以诸侯国取代了商殷天子王国，而成君臣易位。故应曰：强国兴周。虽曰纣时两王并立，但文王仍是西伯，是“不王之王”！纣为天子，昌为西伯，是为纣三公之一，仅困于纣！
更好笑的是将《周书.序》中“昔在文王，商纣并立”，把文武周王当作周朝人，古今许多人不明商周真史，而以商被周替，简单理解为“商亡周立”，而不考虑武王克商前自古公亶父、季历，西伯昌，西伯发的四世共114年的诸侯国周人历史，与商人天子王国曾有并立历史过程，岂能不妄断伐纣年，安能有其真？！
古公，姓姬，名亶甫。因是大王季历之父，又因是国父，故又言：亶父。言其古公，是因他是周之建国之前之古人。亶甫迁岐建国后，改号曰：周公。后在武王伐纣后，被追封为太王、又曰：太公。季历被追封为大王。西伯昌也追封为文王。而在此前文王受命改元之后，通过七、八年努力，三分天下有其二，成为纣之三公之一，仅困于纣，西伯昌仍然是“不王之王”。
古公元年为公元前1166年，小乙26年（公元前1126年），迁岐建国，三年后，即公元前1123年正月。复国立都，故《吴越春秋》曰：“三年成都”， 《春秋传》曰：“周建为子”。史说“古公亡于祖甲28年”（公元前1108年），故古公自公元前（1166--1123--1112）年，在位54年左右，为周人发展之贡献了一生。
公元前1111年为季历元年。文丁十一年（公元前1074年）季历被困寨库。二年后，即帝乙元年（公元前1072年）被释，且封季历为牧师，加九命，为西伯。帝乙七年，（公元前1065年）季历亡。因有“帝乙七年，季历亡，寿百岁”，以此推之，季历生于古公二年，即公元前1165年。
公元前1065年周人季历与商王帝乙同年而亡，三年丧事完毕后，公元前1063年为纣王、文王元年，同时也是文王的第二个元年。符合《帝王世纪》“纣王元年，初封九侯，西伯为昌。”
周文王生于东夷，是在季历征战时，为公元前1080年，亡于公元前1013年，在位50年。《传曰》：“文王三立而莅”，他共有三个元年。
第一个元年则是（公元前1074年）季历被困寨库时。
第二个元年是在其父亡后，继为西伯。
第三个元年则是（公元前1022年），岁在鹑火，文王受命改元在己未年。
周文王立位后居程，后因旱灾而去丰。自文王封为西伯，至文王二十三年（公元前1042年）前，商周两者关系既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大家相处为安，亲戚往来。
周文王在这二十三年中，广集贤士，立基树夲，以德治国，受到了平民百姓、及众诸侯的尊敬。其势力影响也逐渐而大。这也引起了象崇侯这样一些亲商的小国的担心，便到纣王面前进行告黑状。
商纣王自从于公元前1055年伐有苏得妲己后，生活逐渐腐化，国政也开始混乱。
公元前1042年文王为此带了鬼侯、鄂侯等诸侯上谏，这引起纣王极大愤怒，一气之下便醢鬼侯，脯鄂侯，进行杀鸡惊猴，又囚文王于羑里。文王太子伯邑考，也因思父心切，与纣王辨理，而被纣王烹杀。
为了保命复周，报仇血恨，文王只得忍气吞声，故作愚态，貌受心不受。并以研究周易作为掩护。
而纣王也不傻，还是对文王心存戒心，先是以文王太子伯邑考杀死后煮羹给文王吃，试其是真愚还是假傻。然后又用送千里之地进行引诱，看其是否有夺地称王的野心。然而这一切都被聪明的文王看穿骗过。
自公元前1042年西伯昌被囚百日，后被软禁七年。文王被囚，国内贤臣众亲也很着急，千方百计地搜集奇珍异宝，珍禽奇兽及美女，贿赂纣王。
纣王贪财爱色，一引便上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北面狁狄南侵，国内政乱，因怕诸侯不满而引起全国大乱等原因，便顺水推情地在公元前1036年释放了文王，还将囚昌的祸水责任推给崇侯虎。
“周西伯之脱羌里归，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务兵权奇计，故后世之言兵，皆宗太公为本谋。”后来苏秦在游说魏襄王时，也曾这样说，
《周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亳厘不伐，将用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
文王被释，如虎归山，表面上仍然表示恭敬顺从，每年还带领众诸侯按时进贡，还在武王其时二十四岁时（公元1024年左右，）娶商人有辛氏女作为武王妻，讨好麻痺纣王，暗中却在被释之年，即公元前1036年，进行文武“制命”，制订推翻商王朝纣战畧。就这样又经过十四年的考验，纣王对文王有了完全信任。还在公元前1022年此年“岁在鹑火，”是已未年，再次受命为西伯，使他既有改元立国权，再后又给他有对诸侯征罚权，还意想天开地要利用文王保卫商纣的江山。
诗曰：“昔在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勾援，兴尔临沖，以伐崇墉！”当初在文王时，文王曾责问崇侯虎，我与你曾为兄弟之邻邦，而今却成了仇人，现以你的当初援助的勾刀，以及战车，进攻你的城池！
西伯昌利用纣王所给予的征伐权，父子俩首先便向处于歧山丰鄗之间的老怨家崇侯虎开刀，崇侯虎也不是好欺的，事先早有防备，故文王三年时间都强攻不下。后来还是采取瓦解其民心的文攻方法，夺取崇城，擒了崇侯虎，促其投降，为己所用。
接着又名正言顺地伐邗、伐密、伐耆、伐犬戎、昆夷等。其军事势力一下就强大了很多，九州势力有其七，三分天下有其二。
此时散宜生等认为“殷可伐也！”而文王认为时机未到到，不肯伐纣，没有绝胜把握，文王是不敢冒这个险的。
“文王独坐，屏去左右，召太公望曰：帝王猛暴无文，强梁好武，侵凌诸侯，劳苦天下，百姓之怨气生矣！其灾乎？多行而待免，于民无益乎？太公曰：因行所为，但兴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有国矣！”此种对白，可谓谨慎矣！既不点名纣，还要屏去左右！以下犯上，以臣弒君，杀头大罪矣！
所以《诗经》亦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怀多福，厥法不回，以受方国。”
西周《天亡簋》也有：“丕显文王，专事上帝.王监在上，丕显瑶望”
周公旦在克商后也作诗曰：“文王在上，广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
什么维新，就是要革殷商命，结果文王是大统未集，遗憾而终！
《汉书》“王季因困而死，文王苦之，时未可也，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文王在其四十二年受命改元，即位八年而地动，岁六月寝疾，地动五日言善而后亡，四年后有甲子之事，武王克商！
《史记》、《清华简》等言：“文王在位五十年”未错！史有武王十一年或十二年伐纣，正确的是十一年伐纣，十二年克商！文王受命七年薨，7+4=11 42+8=50
“厥法不回，以受方国”。足以说明文王此时仍为西伯，虽未称王，但却是“不王之王”，事实上的诸侯王。殷商或周初之时，中央集权政府之天子王国是不允另立中央的，地方政府方伯必须听命中央政府，否则天子纣王名正言顺地有权征处！
什么叫做封建王朝，“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周礼.三十.坊记》
任人唯亲，子袭父位，孙踵祖业，兄死弟及，这也是封建社会的特点！
今日《通史》所谓“文王与纣王，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两个政权并立的朝代政府”，显然是误解了《周书》“昔在文王，商纣並立”！
自古公亶父在歧立周建国，周人四世皆为方伯，殷商至纣皆为天子，中央集权的首领，而周人则为其臣！虽然到了“文王为纣的三公之一(时)，纣之三分天下(他)有其二，仅困于纣，犹事䏜殷”，还是“不王之王”！
先且不论其先的神农氏榆岗，轩昂黄帝与炎帝蚩尤，其实所谓“太王，大王，文王、武王”之称呼，乃是后人之追封，是在武王伐纣“克商当年十二月，在天下未宁而亡”时，“王终将葬，旦制谥法”之后！
《周书.序》云：“昔在文王，商纣并立”，此意全被误解！其本义是：昔在文王(西伯昌)时，周人与商人同时存在，只是纣王为君，是为天子王国，而西伯昌则为臣，是为仅困于纣的纣王三公之一的方伯，百里诸侯小国。
《逸周书》云：“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牧野，王终后六月将葬，旦乃制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所谓文王，后人追谥！
诗曰：“伟大王师 韬光养晦！ 时机成熟 是用大甲”，
此是指西伯发后之的能伐纣克商甲子日，称王霸业，是因前有文王西伯昌的许多年卧薪尝胆，忍辱负重，韬光养晦而成！
公元前1042年文王被囚，公元1036年文王被释，立即文武制命，制定灭商的长期战畧，只等时机成熟，并定在辛未年伐纣，次年,二月甲子日克商，文武周王报仇用了十多年！
西伯昌因能韬光养晦，对纣“貌受心不受”，方能成为“不王之王”！因有姬昌立基树本在前，方有姬发一戎克商在其后！
西伯昌虽然曾祀祖于岐，不违天理，虽与纣有不共戴天之仇，然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旦时机成熟，便可报之，君子报仇，十年不算晚！文武周王报仇用了十二年！
因西伯昌对纣王貌受心不受，故而当西伯戡黎，殷始咎周，祖伊惶恐不安凭告纣王时，纣王仍然非常泰定，“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商书》
周人虽有强大军队，众多诸侯的支持，毕竟只是一个百里小国，又怎能与拥有七、八十万大军的纣王相斗。万一失败，其后果不堪设想，既要承担“以臣弒君，以下犯上”的罪名，还要遭到满门抄斩，灭九族的恶果。以前好不容易创造的祖业，也会葬送在自已手中。故仍然立基树夲，寝不安席，志在天下，然“人生苦短，百年不易”，周文王还是“大业未就，怀恨九泉，遺憾而终。”
《通鉴前编. 卷六》“王季（历）因困而死，文王苦之，难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十有九年二月，（武）王崩。”
此应是“十有二年十二月，王崩。”此是因为成王还小，身处襁褓，还要周公旦抱着上朝，所以周公摄政七年，摄的是周武王之政，虽然武王早死在克商年，但这周公摄政七年，按照黄帝以来的礼规规，仍要算在武王头上，所以《逸周书》又有“武王六年崩”！
文王受命于已未，公元前1022年，减去12年，岁复在鹑火，公元前1010年伐纣！而后面“十有九年”有误，是误将武王驾崩延至“周公摄政“七年之后！
《泰誓》有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周文王一死，其子年轻气盛的周武王发就急着要父兄报仇血恨，终因孝服在身，群臣劝抯，才没有举事。
三年丧事未完，周武王便立即进行“孟津观兵”。八伯诸侯，不约而至，皆曰：“殷纣可伐！”然而武王却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实是天命未至，时机未到，所以才不战而归。：
古今人们对“孟津观兵”议论很多，最大的误解便是认为此是武王的一次对纣王的一次“示威”行动。此大谬也！百里小国，向拥有七，八十万的万乘君主示威，真是有些自不量力，实在可笑。
相反这倒是一次名符其实的“示弱”战术行动。其目的就是麻痺敌人，助长纣王的狂妄自大思想。使纣王误以为臭小子姬发因惧怕而不战而退。
还有人认为此次“不战而退”是因“时机未到”，是商之比干、箕子、微子三人尚在位执权。此虽有理，但不完全。三贤未亡，事前已知。覌兵方明，岂不成了“事后诸葛亮”。
武王在此时所谓的“未知天命”,什么叫做天命，在今也被许多人错误解释！最大的误解是认为“天老爷不同意，武王迷信天意！”错也！
民以食为命，君以民为命，民心似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得民心者存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津观兵，殷商未乱，民心未改，三圣具在，故而武王认为，天命未至，纣不可伐！
总而言之，孟津观兵，不战而退，原因众多，什么叫做天命，都一言难尽，本人将在以后进行全面论述。
“孟津演兵”后，确实引起了纣王三贤的警惕和不安。因此比干，箕子，子俩人联合上谏，一是要纣王改过自新，二是要纣王“立即启平周”，对周先发制人。然而利令智昏的纣王，
一.恶闻其过，拒听善言。
二.则是没有以史为鉴，还认为自己本是天子命，即使失道，也能善始善终，
三.是被自已表面上强大所迷惑，也就狂妄地不把百里之地的小小武王放在眼里。
四.是因他与周人有政治婚姻之亲戚关系，不相信姬发不顾亲情！
五.是他认为周人离京都千里太远。而且冬春季天气恶劣！
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军正在东夷作战。
七.国家正遇特大灾荒，盈氏七族甚至偷食贡品！
八.因三历的不同，而此时殷商军民正要忙于欢度春节，无心参与战事！
九.在此也不得不提一下所谓的“美女祸国”，红颜薄命，妲己因其美，被有苏国君当作向纣求和的工具，而被纣强娶，此种强迫婚姻决无真爱情，于是她们要报复，妲己的报复手段便是对商族民众实行烙刑，恨商族不亡，纣王不死！
妲己如此，妹喜、女施也是！妹喜的手段更厉害，内外勾结，成了成湯，毁了夏桀！
正因为有以上种种原因，所以纣王没听比干相的强谏，先下手“启平周”！
更错的是他剖比干，囚箕子，使忠臣寒心，众叛亲离，国政更乱，自己也成为孤家寡人，众矢之的。
继前面的：公刘避桀、古公建国、季历受困，文王被囚、文武制命、受命改元、孟津观兵以后，西周早期最大的事件，也是最终决定其命运的便是“武王伐纣”。
周文王于公元前1042年被囚，七年后的公元前1036年被释，公元前1022年受命改元，受命八年而崩，崩后三年武王伐纣，第四年二月初四甲子日夕克商，纣死商亡。自文王受命于己未，至周人公元前1010年伐纣，正好十二年！次年克商，是为西伯发十三年！文王一死，武王就急着要报仇血恨，只因鱼辛强谏硬劝，武王才没有在文王去世年伐纣，三年举丧未结束，武王即行孟津观兵。
“孟津演兵”后，其初，周武王闻“三贤谏纣”也确实慌张过，生怕纣王听后会先发制人启平周。
待后来吕望告诉他“孟津观兵”为示弱痺敌之计，太公望说“因其所喜，(投其所好)，以顺其志，彼将生骄，苟能因之，必能击之”。
武于知纣王狂傲，不会征周后心中才稍安。虽然如此，每天心中仍是急着要报仇血恨。
军师太公望也一直关注着商纣的政治民情，事态的发展。当得知纣王剖比干，三贤受害，国内大乱后，认为时机已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果断地决定即时伐纣。其时周武王大病十日，尚未痊愈，硬是被姜太公从病床上拖上战车。
公元前1010年，岁在鹑火，为辛未年。周历12月29日周师先头部队出发。次年正月初三，癸巳日武王带病出征。一路上历经各种灾难，用了一月多的时间千里奔袭，终于在商历春节，周历二月初四甲子日傍晚，出其不意地将殷商最后一位暴君纣王逼死。从此中华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公元前1009年，此年纣死商亡。巧的是此年成王出世，武王有太子，吕望得外孙。
周武王无论是战前或是战后，看来身体都不是太好。尤其是在克商后，周武王心脏病突然发作，吓坏众臣。心脏病来得凶急，然而好得亦快。次日却愈。
但天命难改，但他还在克商年的12月，天下末宁而崩，次年6月葬于毕！”，就在病重临终前他还令子庚去请周公旦来，要将幼子诵托附于周公旦，并留有口头遗嘱。
武王一死，接班人的问题就突出来，本来按照封建的商俗周礼，应是子继父位，在子不成的情况下，亦可兄死弟及，由前君王兄弟代替，以前夏商已有前例。然因成王幼小不能行政，只得嗣位，由周公摄政，吕不韦说是周公“抱”着襁褓中的成王上朝的。因此才有后之曹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由于武王其它几位兄弟也很想借成王幼小，争夺王位。故对周公不信任，并放出流言，进行叛乱。万不得己，周公只得大义灭亲，杀兄驱弟，以继武王之志，确保幼主成王嗣位。
周公旦，是武王之长弟，又是伐纣的参与者，是有功之重臣，对文王被囚，兄弟遭难的感受也最为深切，因此对武王也最忠，武王对周公也最信任和宠爱。把最富裕的好地方鲁国封给周公。周公虽受初封，但未去行位。而是让其子伯禽经营，自己留守中央帮助武王，武王崩后又辅佐成王。
周公摄政七年，成王已七岁，周公返政于他，谁知他幼小不懂事，竟削桐为圭，把政治当儿戏，又被周公“屏政”六、七年，所谓屏蔽，即是屏听，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差不多。直到他十三、四岁成为小大人，才把政权交给他！即便如此，成王还是不成熟，受人欺骗，不亲周公，把周公逼到楚地，直到成王见到府中周公荆藤祷书藏策才猛醒悟，迎返周公！
古曰：“昔成王幼小，周公摄政，听言下贤，均权布宠，无旧无新，唯仁是亲，动顺天地，举措不失。”
又曰：“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
《通鉴外纪》曰：“成王十三岁即位”，东汉许慎认为：“成王十四岁即位”！
史中一会说成王襁褓，一会又说他十三，四岁即位，弄得后人头昏脑胀，云里雾中，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矣！襁褓中的成王只是嗣位，好似是储君！
因武王在伐纣克商二年过程中，因天下未宁而亡，死于克商当年，周公为了践约武王遗嘱，更为了使襁褓中的成王诵，姜太公外孙能嗣王位，周公旦受尽劳苦冤屈，费尽心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还真是不容易！
为保周之天朝，反对殷之复辟，周公于经历过伐纣辛未年，克商之壬申年，救乱之癸酉年，而在甲戍年东征，又不惜大义灭亲，杀兄驱弟！
姬发武成，周公不文，此之六成，周公之勋，是为复增！前之五成，武王克商，后之六成，季札之时，再次重演！
诗曰：“伟大王师， 韬光养晦！时机成熟， 是用大甲！”西伯昌若在纣时称王，则不算韬光养晦！武王因其父的貌受心不受，忍辱负重，才使西伯发在时机成熟时，所以才有甲子日王师大胜，以致改朝换代，商被周替！
纣死商亡后，周人也从一个百里伯侯小国，《淮南子》说，“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暘谷，西至三危，天下茣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茣怀奸心！”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中央集权者，不比秦皇差。
虽然其后有七百多年江山，但其祸根也是从其“任人唯亲，以戚为侯”而引起。周代一开始也有短暂的光辉的业绩，这就是“成康之际，四十余年刑措不用”，天下无牢狱之灾，囹圄之人。
而成康之后，周德始衰，虽有昭王伐楚，穆王伐戎。正微公，烹齐君，杀鸡警猴，还是一代不如一代。因其政弱，而诸侯纷争，多成霸主，以下凌上。尤其是在厉、幽之际，因其恶闻其过，腐化暴虐，周代更是险遭不测。而其后虽有东周数世周王力保，但由于群雄争霸，中央集权已是名存实亡。最终还是被强秦取而代之。
周能克商灭纣其成功主要原因，是其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正如毛泽东所说，武王伐纣打的是一场人民解放战争。再就是采取了亲贤并用的政策。没有姜太公，伐纣不成功！
周代灭亡的主要原因一是因其任人唯亲，因为诸侯皆都为亲戚，疏于管理，造成了诸侯称霸，对抗中央集权的局面，再就是对诸侯分封太多，增大了诸侯势力，减小了自己地域。
周在昭王出动六师伐楚，全军几乎殆尽时，更使周人进入了绝境。在昭王伐楚，在湖南沅江昭潭溺水而亡后，北方犬戎偏在此时又乘机作乱南侵。害得昭王之子周穆王只得身穿孝服，带孝北征，西访王母。对北方势力，釆取了大棒加胡萝卜，既打又拉的策略，暂时稳定了北方。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次年迁都犬丘槐里”之新兴；共王之初，鼎烹齐哀公，杀鸡惊猴；然至厉王，形势急转，官逼民反，厉王逃彘，共和摄政，厉王一死，宣王接位，共和摄政也就随之结束。
宣王以史为鉴，政策较为民主，故而在大臣伊吉甫的努力下，取得不小成绩，“西抚猃狁，北伐匈奴，东并朝鲜，南征百越”史称：宣王中兴。
但他胜而有骄，怀疑杜伯与其妻有奸，而寃杀了杜伯，被杜伯族人射杀在巡视旧都鄗地车中！
然至幽王，由于他不懂事，谎报军情，欺骗诸侯，故而又使周朝险遭不测，幸有秦之相救，得免亡国。然周也因此付出了极大代价，失去了西部宗周大片土地，不得不在平王时实行东迁，形成了历史上的东周，艰难地维持了514年。不管怎么样，周代能保持七百多年江山，这在中华先秦历史上还是少有的。
自武王伐纣的公元前1010年岁在辛未，起至幽王末年公元前771年，一伯十二王，前后齐算，共240年，此为西周，是为周《春秋》，名为《春秋历谱谍》，此书“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当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读到此书的周厉王时，“未尝不废书而罢，叹曰：呜呼！师之挚见也！”可惜此书恐早已亡佚，为秦火所焚！
而孔子所修之鲁《春秋》则是起自鲁隐公的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14年的公元前480年，是一伯十二公，共242年。史称次春秋，或名鲁春秋。
平王东迁此是大事件，故史定为东周之始，与武王伐纣年一样，也是选在辛未年 ，即公元前770年，此年为东西周两个历史阶段的分界线。
东周时是合鲁春秋，其时因中央权力日衰，诸侯已有异心，然并不敢公开明火执仗地进行分裂，春秋无义战，五伯总是打着各种借口干坏事。
例如，“齐桓公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此狄，交伐中国，战事不绝，尤如乱麻！.齐国之地，东负海，而此漳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累，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之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出焉！”
《史记》曰：“桀纣失道，而汤武起；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此时孔夫子已大感不妙，大叹息：“吴楚称王，周道日衰，道之不行矣，吾何以见于后！”故而修《春秋》，反对分裂，托隐于王，以警戒诸侯，极力维护周礼，反对诸侯称霸，保护中央统一政权。
春秋战国“诸侯纷争，兵革频起，小国见亡，大国危殆，杀人父兄，虏人妻子，残国灭庙，以争权宝，战功分争，是暴强也。”《史记 》
春秋战国“灭国五十二，杀君三十六”。“空旷世务，扩地侵壤，並兼无已。举不义之兵，伐无罪之国；杀无辜之民，绝先圣之后。大国出攻，小国城守。驱人牛马，係人子女，毁人崇庙，迁人之宝，血流千里，尸骸满野。”《淮南子》。
“吾何以见于后！”孔子之忧，并非多余，春秋之后便是战国，七雄征战，连年不断，国情更糟，百姓更苦，水深火热，民心难得！幸运的是孔子看不到了，要不然他真会气得吐血，不仅仅是骂一声“苛政猛于虎”！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亡天下，汤武以此兴，桀纣以此亡！周政腐败堕落，理当新陈代谢，于是周失九鼎，政权丧失，周为秦替！
《康熙字典》中的伐纣《泰誓》有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由此可见，自弃契至文武周王，两族之间都存有亲戚来往及政治婚姻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周之伐纣克商实为不得己，是因纣之大不仁也！
商周姻亲，《周易》、《诗经》皆有载也。
《易经·归妹》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
商王帝乙嫁两个妹妹与西伯昌，以期缓和商周间的积怨。西伯言姐姐（女君）比妹妹衣着朴素，有德淑女也。
关于“帝乙归妹”，周公在《与成王简书·大明》中亦有记载。
周公曰：“天监天下，天命自集，文王初兴，天作之合。洽水之阳，渭水之涘；文王婚嘉，大商女子。大商女子，天子之妹，聘礼吉祥，连舟为梁，无限风光…。”
文王因娶了帝乙妹妹，所以才有“纣王元年，初封九侯，西伯为昌”，为纣的三公之一，仅困于纣。后在公元前1042年联合三公上谏纣王，纣王大怒，对文王只是先囚之百日，后软禁七年，而其他两人则没有这样好运气！在公元前1036年，因文王四友对纣王行贿，才得逃出虎口，后因文王对纣面受心不受，每年组织诸侯按时上贡，又得纣王欢心，在公元前1022年重新授命于文王，让他受命改元，在后又使娶有辛女为武王妻，深得纣王信任，使他有对其他诸侯专征权，使周人势力一天天壮大，纣之三分天下，文王有其二！
武王因为娶了纣王有辛女，所以才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之叹！
季历、文王、武王都是迫不得已与殷商搞政治联姻，其目的并非正大光明，所以为周人所忌讳，书中不会多写！
文王一死，武王就要急着报囚父杀兄之仇，只因丧事未了，伯夷反对，才没有伐纣！虽然如此，一挨丧事结束，武王就搞了个孟津演兵，因天命未至，时机未到，故而不战而归！
武王孟津演兵的消息很快传到殷商那里，京都乱成一団，比干、箕子连忙到纣王那里劝驾，要纣王赶快出兵“启平周”，纣王先是不信不听，后来比干强谏这才引起纣王的大怒，杀比干，囚箕子！
京都一乱，便是伐纣良机，于是武王在《泰誓》中大喊大叫，“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是你纣王先不仁，所以我才以下犯上，以臣弑君，行不义的！
西周，东周都是周，到周朝之后期，东西周竟然内斗了起来，而让秦捡了外快，周岂能不亡！
周朝是中华民族在先秦最为久长的一个朝代，能断续续坚持七百多年还真不容易，秦朝可谓强矣，也只有区区五十年，“工程”甚至连这点年也不承认！
“周失之弱，秦失之强”，史家给了这么个结论，一个国家弱当然不是好事，但一个国家强呢？也要当心！
夏桀商纣强，我们只是从史籍上看到，但前强大的苏联在一夜之间就解体，这可是活生生地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桀纣亡国是腐败，前苏联解体同样也是腐败，所以要国运长久不衰，一定要以史为鉴，反对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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