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逆流，多邊貿易體系面臨瓦解，全球市場預期悲觀下，世界經濟的出路又在哪裡？
3月23日，2019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京召開。這是每年兩會後最受市場關注的一場“盛會”，參會嘉賓來自國內外高層次的政商學三界，可謂絕對的重磅大咖。在今天的會議議程中，中美關係、世界經濟所面臨的逆全球化挑戰、中國深化對外開放成為聚焦的熱點話題。
從當天與會嘉賓的發言看，來自國內外的政商學界人士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對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發展趨勢的憂慮，以及對左翼思潮迴流下世界經濟走勢的高度關注，且均呼籲要繼續順應全球化，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合作共贏。
金融危機後貧富差距拉大引發民粹主義抬頭
貝萊德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勞倫斯·芬克認為，金融市場正在處於一個轉折點，2015年以來在金融經濟領域發生的一些新情況與2008年金融危機早期的情況非常類似，而其根源在於民粹主義的上升，以及政府試圖努力應對這種民粹主義的方式。
“當前對於貿易爭端的談論，是民粹主義抬頭的結果。我們應更關注這方面的發展。對資本市場來說，政府應該考慮如何應對民粹主義的崛起，民粹主義是因為什麼原因崛起，以及如何採取措施來緩解民粹主義抬頭所帶來的問題。”勞倫斯·芬克稱，不然的話，我們會面臨一個越來越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世界上也會有越來越多的貿易問題，因為每一個國家都試圖要捍衛自己的利益。
民粹主義為何會抬頭？在勞倫斯·芬克看來，這是金融危機後全球央行實行寬鬆貨幣政策，進而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的結果。
他認為，從金融危機之後，不平等越來越兩極分化，主要是央行一直都非常有效幫助全球經濟擺脫嚴重的衰退，但是它們所採取的工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改善了金融資產狀況，因此使得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群體受益，其財富得到大幅度增長，而對世界上大多數的普通人來說，如中國、歐洲的大多數人可能只有一套房子和一些儲蓄，他們沒有太多的金融資產，就無法享受金融資產增值帶來的財富效應，使得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世界上一些左翼政府的立場或表態，恰恰是對全球經濟發展最大的威脅，會放緩全球經濟發展的步伐。所以，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堅信，資本主義必須要找到更好的方式來發展，要促進包容性和加強全球合作。”勞倫斯·芬克稱。
在今天的會議上，很多嘉賓都關注到了貧富差距加大所引發的民粹主義抬頭的問題。美國橋水投資公司創始人瑞·達利歐也表示，全球化擴大了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但是縮小了國家之間貧富的差距。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是為了改善大多數人的福祉，但總體看目前沒有實現這個目標，美國現在的貧富差距非常巨大，這已不僅僅是公平與否的問題，也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已經影響到整個體制繼續發展的問題。
達利歐警告稱，如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就會出現民粹主義，這會帶來很多風險，現在我們就遇到這樣的問題。在今後的幾年中，美國、歐洲等一些國家都有重要的選舉，選舉中都會面臨著機會和收入差距的問題，這是非常緊迫的問題。
國際經貿規則需要重構 WTO亟待改革
美國前貿易代表、美國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資深國際合夥人巴爾舍夫斯基表示，現在G20中的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都在放緩，全球企業的預期都非常負面，貿易增長在減速，跨境貿易、投資、銀行貸款、供應鏈都在縮水或基本停滯不前，隨著全球化越來越脆弱，全世界反對全球化的情緒也在擴散。
“全世界反對全球化的情緒擴散，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我們很少有人經歷過大蕭條和世界大戰，二是我們沒有為全球化的‘失敗者’做太多事情，在發達國家很多人都覺得自己是輸家。” 巴爾舍夫斯基說。
她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局勢中有五點變化需要關注：
一是經濟競爭和衝突。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有著非常深刻的經濟衝突，這種“仇視”情緒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蔓延，深刻影響了全球。這種經濟情緒實際上是由美國總統特朗普提起且已非常深重。中美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將深刻威脅到全球經濟體系。
二是缺失的領導力和失靈的領導力。特朗普政府的對全球多邊體制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敵意，美國從一個全球化體制的推動者變為反對者。這種敵意也收穫了一些政治認同，各國越來越多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來反對貿易和限制投資，保護主義不斷崛起。這些表現都是因為沒有展現出應有的領導力。
三是從經濟發展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25個發達經濟體中有5.5億人口在過去十年收入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美國有有很多人都覺得現在的生活水平不及上一代人，這種情況是“二戰”以來第一次出現，所以大家就有很多的悲觀、疏遠、憤怒的情緒，尤其是在政治領域中有了很多民粹主義的傾向。
四是現在大家都會指責向WTO這樣的國際組織造成了不平等，越來越多的國家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全球貿易投資或全球化設置障礙，這使得公眾對全球化以及國際組織產生了一些憎恨情緒。
五是商業形式發生快速變化，現有的國際組織沒能及時調整適應新變化，WTO成員國在過去18年裡沒能成功進一步釋放傳統經濟體中的新活力，現在有很多區域貿易協議，這在地理安排上有便利性，是按照地緣政治的趨勢劃分，但這種區域性的貿易安排可能會對全球貿易產生進一步的分化。
因此，她建議，WTO可否考慮認可區域性的貿易安排，WTO自己也需要與時俱進，適應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自動化、物聯網等新事物的出現。
實際上，會上有不少嘉賓都呼籲推動WTO改革。世界銀行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佩妮洛皮·蔻加諾·戈德堡認為，WTO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冗長的程序、官僚體制等都是被抱怨的對象。要想取得進展，要想推動新的多邊的倡議，就需要所有國家的參與，要保證所有的利益和關切至少都能夠被大家聽到。其中，中國需要在未來的多邊倡議中發揮領導力作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認為，不可否認，2019年全球經濟依然會面臨比較大的下行壓力，但是隻要各種風險不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應該不會出現全面的衰退。
從中長期看，王一鳴認為三個因素對未來經濟走勢會有很大影響。第一，新一輪技術革命能否成為推動全球增長和融合的引擎。第二，國際經貿規則的重構能否達成共識，併發揮正面的效力。“當前WTO改革正在啟動，雖然主要經濟體利益訴求差異很大，短期內似乎很難達成共識，但這種貿易摩擦和投資保護帶來的巨大成本會使人們終究認識到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制總是比碎片化的雙邊貿易體制要更加有利於全球經濟和自身的利益”。第三，全球化能否適應新變化，並且能夠進一步升級來形成新的全球經濟秩序。
“現在我們所經歷的貿易衝突，可能也是一個全新的多邊倡議崛起的黎明前的黑暗。WTO未來仍然將會發揮它的作用，中國也將會發揮重要的作用。”佩妮洛皮·蔻加諾·戈德堡稱。
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升級
面對全球經濟的增速放緩、悲觀預期以及衝突升級，中國應該如何做？總結來看，對內升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外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或是應對當前全球局勢複雜局面的主要“抓手”。
在針對國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財辦原副主任楊偉民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過去三年取得明顯成效，但2018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經濟再度掉頭向下，這恰恰說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沒有觸及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目前經濟下行固然有國內外短期因素的影響，但主要還是長期結構性問題積累後在短期的反映，“三去一降一補”是根據當時的形勢和麵臨的突出問題提出的，但現在情況發生一些變化。
“因此，應在三個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促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升級版。”楊偉民稱。
具體來說，一是拓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提了八字方針：鞏固、增強、提升、暢通。這意味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已經不再侷限於“三去一降一補”，更重要的是拓展到增強微觀實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
二是以改革為手段，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推動相關領域的改革，防止改革空轉、企業無感。其中，應加快壟斷行業、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職能等改革，歸結到一點，就是要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三是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要調整三個結構：首先是融資結構，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其次建設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增加中小金融機構的數量和業務比重，增加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推進城商行、農商行業務迴歸，推動農信社重大改革。此外，產品結構要積極推行個性化、定製化、差異化，擴大抵押物的範圍，按照企業不同產品的生命週期來確定貸款的期限，完善銀行內的盡職免責制度，建立激勵機制，開發實體企業和銀行共擔風險的金融產品，開發適合民營、小微企業的產品等。
中美互補性很強 深化改革開放
在深化對外開放方面，隨著《外商投資法》的通過，今年我國將在對外開放方面有更大力度、更多實質性的舉措。
中財辦副主任韓文秀就表示，我們願與有關各方強化落實和監督相互開放的承諾，我們不開空頭支票，我們是行動派。我們要認真實施《外商投資法》，加快制定配套措施，這將成為中國法治化營商環境的一個里程碑。下一步，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將繼續縮減，外資將能夠進入更大市場空間、更多產業領域，享有充分的國民待遇。
韓文秀透露，中國的對外開放將更加註重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持續擴大貨物和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同時，要借鑑和對標國際先進經驗，提升和完善我國的經貿規則、標準等制度環境，使之更加市場化、法治化、規範化、國際化、高端化。
韓文秀強調，開放往往倒逼被動的改革變為主動的改革，明天的改革變為今天的改革。對外經貿磋商中的結構性議題與中國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高度關聯性，我們要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和決心，加強統籌謀劃，以解決結構性議題為契機，變外部壓力為內生動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一舉多得。
“中國渴望成為發達國家，而且將來一定會成為現代化的發達國家，但目前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是基本事實。我們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反對保護主義，倡導多邊主義，加強國際合作。”韓文秀稱。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也表示，中美今天要找新的合作領域。中美之間要在業界、在各行業找合作的機會，中美互補性很強。中國金融業已經做好了充分的開放準備，中美之間可以開放、可以競爭。
“我管證券部門公募基金，都可以開放，都可以競爭，美國有抱怨，我們可以加快。開放對雙方有利，我們有很多地方可以開放。我本人主導的一個關於中美金融間的業界對話上個禮拜開了第二次會，能感覺到業界有談不完的生意，互相合作機會很多，在能源等行業也是如此。”方星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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