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寧澤濤到張國偉 中國運動員“商業”之路如何才能走的寬

然而兩位專家都在採訪中表示:“這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觸及多方利益,所以一般學者不太願意做這個事情。”

原標題:從寧澤濤到張國偉 中國運動員“商業”之路該怎麼走


從寧澤濤到張國偉 中國運動員“商業”之路如何才能走的寬

資料圖:張國偉在比賽中慶祝。中新社發 富田 攝

中新網客戶端北京3月22日電(李赫)沒人想到,當跳高運動員張國偉再次出現在人們話題中時,竟是因為違規參加商業活動被國家隊處罰。隨著不時見諸報端的罰單和爭議風波,人們也不禁思考,運動員的“競技”和“經濟”是否能夠平衡、又該如何平衡呢?

根據網絡上流傳的一份田管中心處罰決定,張國偉被核實在2月底和3月初先後兩次編造理由私自外出參加商業活動,“嚴重違反了國家田徑集訓隊管理規定,干擾了正常備戰工作,造成不良影響”。因此,田徑管理中心對張國偉進行了包括“給予開除、留隊查看”等一系列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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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流傳的處罰決定。

不只張國偉,幾年前,孫楊也曾遭受過外界的批評,認為他參與商業活動過多會影響訓練質量。當時游泳中心並未明確表態,他也用成績堵住了質疑者的嘴。當時孫楊曾側面解釋過,每次參加活動都會要求活動方提供條件,保證維持訓練。

一位接近田徑國家隊的人士對記者說,出成績和參加活動永遠是一對矛盾,不可能平衡。“正常的綜藝節目,一拍就是兩到三天,一般田徑運動員一週只有兩天的休息時間,而且不是連在一起的,合在一起大概只有一天半的休息。所以說這基本上就是佔用了訓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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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張國偉在訓練中。中新社發 蔣振江 攝

除了商業活動與訓練和成績之間的矛盾,更多的摩擦發生在運動員與運動隊的商業利益之間。

在張國偉重新走入人們視野前不久,曾經紅極一時的泳壇偶像寧澤濤在26歲生日當天退役。除了一片惋惜,他與游泳隊之間關於贊助商的糾紛,以及被游泳中心處罰的往事也被“重溫”。

僅僅在過去一年,就有易建聯拒絕穿著CBA贊助品牌裝備而“扔鞋”、遭聯盟禁賽;孫楊亞運會領獎臺穿“私服”、遮擋領獎服商標受爭議等等風波。明星運動員與所在運動隊、運動集體的商業利益衝突,期待著得到更妥當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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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26歲的寧澤濤在生日當天宣佈退役。中新社記者 李卿 攝

這樣的衝突不只一次,也遠遠沒到最後一次。然而在這背後,僅僅是利益的博弈嗎?

一切還要從運動員的“升值”說起。在北京體育大學教授李聖鑫看來,人們運動理念升級,加之體育商業化的發展、多媒體時代的來臨,都使運動員的“身價”倍增。

而運動員的升值,一方面體現在市場號召力,另一方面,則是其商業價值的獨立。“運動員的商業價值從以往依附於運動隊、運動項目的形態中脫離出來,日漸獨立。”李聖鑫這樣分析。

他解釋說,以前個體運動員必須要依託於所屬群體它才能夠提高價值。現在運動員“當然是跟集體有關係,但也有能力獨立形成價值。”這意味著,從商業角度,運動員已經能夠與其所屬的運動隊並列,甚至高出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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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少冠軍運動員都具有極高的人氣和商業價值。胡耀傑 攝

這是體育商業化發展的結果,也是市場經濟下商業發展的規律。上海體育學院曹可強教授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有多重利益主體。運動員隨著其商業價值的抬高,也成長為一種利益主體。市場經濟越來越成熟,每一個利益主體都會維護屬於他的利益,而當運動員與運動隊這兩個利益主體的訴求不一致時,就會有衝突。”

對於這種訴求的不一致,李聖鑫教授做出了詳細的解讀:“運動隊首先是以運動成績為訴求的,而運動員在其商業價值提升的過程中,會有運動成績之外的選擇,當運動員的選擇與運動隊的訴求不一致時,必然會產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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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易建聯也曾因為品牌問題發出抗議。圖片來源:Osports全體育圖片社

衝突的根源來自競技體育傳統培養模式,與商業化進程的不相適應。

“我們的運動員培養模式比較單一,大多運動員培養都是國家投資。國家為投資主體,運動員的價值開發必然以國家榮譽為核心。而在運動員形成商業價值以後,多方利益主體的滲入,對運動員發展前期單一投資主體的利益訴求形成衝擊和挑戰。”曹可強這樣介紹到。

總結起來,這樣的衝突實際上也可以看做是競技體育領域進入變革期的一種磨合和陣痛。這種陣痛在世界範圍內都有存在。

職業體育商業化高如美國,也曾有過類似的碰撞。而讓陣痛弱化最有效的,也是目前最可行的方式,就是雙方面的協商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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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邁克爾-喬丹與美國國家隊之間也曾有過類似的煩惱。

邁克爾-喬丹在他的自傳中提到夢一隊的經歷時曾說:“我們清楚奧運會比賽本身並不難打,但問題是我跟耐克的關係,和銳步對美國隊的贊助關係該如何解決。因此我所能做的只是:為美國隊披掛上陣,但又不能背叛和耐克的合同,在自己身上亮出銳步的形象。”

後來發生的一切人們耳熟能詳,籃球之神身披國旗登上最高領獎臺,國旗覆蓋位置的巧妙,各方心照不宣。相信孫楊後來的做法也是對前者的借鑑。

在國內,值得一提的當屬網管中心當年對“四朵金花”開放的單飛政策——李娜、鄭潔、彭帥和晏紫成為劃時代的標誌。她們脫離了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獲得自由計劃自己的網球職業的權利:可以自己制訂時間表,選擇教練和後援團隊,當然也自己選擇商業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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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以李娜為代表的“四朵金花”,鮮有的,通過協調讓步走上雙贏之路的運動員。中新社記者 張暢 攝

這是傳統培養體系和管理模式向職業體育的讓步。相應的,四朵金花也需要將一年的賽事按週期上報,同時將獎金收益的8%-12%上交給中國網球協會。

然而話雖如此,要多方利益達成妥協並不容易,其原因,李聖鑫總結為“不可衡量”四個字:“培養一個運動員所投入的成本,以及其以後所能獲得的商業價值與收益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也叫做不可衡量。”

也正是這種不可衡量之下的難以協調,讓碰撞與衝突不斷顯露。而這樣的陣痛,也必將倒逼變革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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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孫楊用國旗遮住了國家隊領獎服的品牌logo。中新社記者 杜洋 攝

一方面,這種陣痛在刺激著競技體育現代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商業化進程也將會引起一些市場較好的運動項目中,運動員培養方式的多元化變革。

“短期內可能不會有太大變化”,李聖鑫說,“但總體看未來的趨勢就是市場的介入,家庭個人的投入肯定慢慢變成主流。”

然而兩位專家都在採訪中表示:“這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觸及多方利益,所以一般學者不太願意做這個事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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