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明太祖文》
（孙中山 公元1912年2月15日）
《祭明太祖文》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辛酉，临时总统孙文，谨昭告于明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之灵曰：
呜呼！国家外患，振古有闻；赵宋末造，代于蒙古；神州陆沉，几及百年。我高皇帝应时崛起，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昭示来兹。不幸季室俶扰，国力罢疲。满清乘间窃据中夏，嗟我邦人诸父兄弟，迭起迭仆，至于二百六十有八年。
呜呼！我高皇帝时怨时恫，亦二百六十有八年也。岁在辛亥八月，武汉军兴，建立民国。义声所播，天下响应，越八十有七日，既光复十有七省；国民公议，立临时政府于南京；文以薄德，被推为临时总统。瞻顾西北，未尽昭苏，负疚在躬，尚无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义，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人，成兹鸿业。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
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惟我高皇帝实鉴临之，敬告！
《谒明太祖陵文》
维有明失祀二百六十有七年，民国始建。越四十有二日，清帝退位，共和巩立，民国统一，永无僭乱。越三日，国民公仆，临时大总统孙文，谨率国务卿士、文武将吏袛谒大明太祖高皇帝之陵而祝以文曰：
昔宋政不纲，辽元乘运，扰乱中夏，神人共愤。惟我太祖，奋起草野，攘除奸凶，光复旧物，十有二年，遂定大业，禹域清明，污涤膻绝。盖中夏见制于边境小夷数矣，其驱除光复之勋，未有能及太祖之伟硕者也。
后世子孙不肖，不能敪厥武，委政小人，为犹不远，卵翼东胡，坐兹强大，因缘盗乱，入据神京，凭肆淫威，宰割赤县，山川被其瑕秽，人民供其刀俎，虽义士逸民跋涉岭海，冀振冠裳之沉沦，续祚胤于一线，前仆后起，相继不绝。而夭未悔祸，人谋无权，徒使历史编末添一伤心旧事而已。自时厥后，法令益严，罪罟益密。嗟我汉人，有重足倾耳，箍口结舌以保性命不给，而又假借名教，盗窃仁义，锢蔽天下，使无异志。帝制之计既周且备，将籍奸术，长保不义。
然而后来有张曾在密室中筹划反清，林清焱起于京畿，张李倡教于川陇，洪杨发迹于金田：虽义旗不免终蹶，亦足以见人心之所向矣。降及近世，真理昌明，民族民权，盎然人心。加以虏氛不竟，强敌四陵，不宝我土，富以其邻。国人虽不肖，犹是神明之胄，岂能忍此终古，以忝先人之灵乎？
于是俊杰之士飙发云起，东南厥始发难，吴樾震以一击，徐锡麟注弹丸于满酋之腹，熊成基举烽燧于大江之涘，以及萍乡之役，镇南关之役，最近北京暗杀之役，羊城起义之役，屡起屡踬，再接再厉，天下为之昭苏，虏廷为之色悸，蕴酿蝉蜕，以成兹盛。武汉首义，天人合同，四方风向，海隅景从，遂定长江，淹有河淮。北方既协，携手归来，虏廷震惧，莫知所为，奉兹大柄，还我汉人，皇汉民族，既寿永昌。
呜呼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昔尝闻之，夷狄之运，不过百年，满清历年，乃倍而三，非天无常，事会则然。共和之制，亚东首出，事兼创造，时异迟速。求仁得仁，焉用怨言。又闻在昔救时之士，尝跻斯丘。毷励军志，俯仰山川，唏嘘流涕。昔之所悲，今也则乐。郁郁金陵，龙盘虎踞，宅是旧都，海宇无叱。有旆肃肃，有旅振振，我民来斯，言告厥成。乔木高城，后先有辉，长仰先型，以式来昆。
伏维尚飨。
《祭明太祖文》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五日，岁在辛酉，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孙文，恭敬地昭告开天行道、重振纲纪、至圣至明、英明神武、道德高尚的明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
啊！国家有外患，自古以来就有先例；宋朝末年，被蒙元王朝替代；华夏神州沦陷几乎达一百年。我大明太祖高皇帝顺应天命举义旗，扫清中华大地；使得日月重新焕发光明，再造了中华山河。这是大明太祖高皇帝光复中华的大业，在这里昭示天下。大明后世国势衰微，国弱民疲。满清乘机窃取了我中华江山，叹息我们中华父老兄弟，屡起屡伏，至今被满清统治已经有二百六十八年。
啊！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怨恨不已，也已经有二百六十八年。在辛亥年八月，武汉发动了新军起义，号召建立民国。起义军的声威传遍天下，四方响应，过了八十七天，中华大地就已经有十七个省宣布光复；全体国民公议，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我孙文德行浅薄，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看看我国西北地区，还未曾全部光复，心中实在感到愧疚，觉得无颜以对我高皇帝在天之灵。很快就因为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天下士大夫一致拥护共和，最终使得满清皇室和朝廷幡然悔悟，就定在本月十二日宣告皇帝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我中华全体国民，就会永享自由，享受幸福生活，直到永远，这全都依赖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在天之灵庇佑，诱导启发世人，才成就了这番宏图伟业。孙文与全国同胞，到了今天，才敢在我高皇帝灵前昭示自己没有罪过了。
孙文决定在引退之前，代表中华民国全体国民，将我国民欢欣鼓舞的公意，恭敬地请我高皇帝鉴察，恭敬地祭告！
《谒明太祖陵文》
明朝江山灭亡已经有二百六十七年，中华民国才开始建国。又过了四十二天，清朝皇帝宣布退位，共和才能够巩固，从此民国完成统一，永远再无僭越战乱。又过了三天，国民公仆，临时大总统孙文，恭敬地率全体国务卿士、文武官员前去拜谒大明太祖高皇帝陵寝，并诵读祭文：
昔日宋朝纲纪不振，蒙元乘机入侵，扰乱中华，使得神人共愤。全依仗我大明太祖高皇帝，从草莽中奋起，剿灭了奸凶，光复中华河山，经过十二年，终于成就大业，天下四海升平，夷狄的腥膻污秽从此绝迹。中华被周边的边境小民族控制，而自古以来驱除夷狄光复中华的功勋，没有人能够和大明太祖高皇帝相提并论。
大明后世子孙不肖，不能整顿军备，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小人奸臣，时间不长，辽东的满清乘机发展壮大，乘明朝天下大款，攻入北京，凭借他们的凶悍残暴，践踏中华山河，山川被他们污染，人民成为刀俎，虽有义士逸民跋涉岭海，希望重振明朝江山，延续华夏神州的国运一线，为此前仆后继，相继不绝。但是没有成功，遗恨终身，只能使后世的史家们在编著史书时多了一些伤心的往事而已。自那时候起，满清朝廷的法令日益严酷，百姓获罪的越来越多。叹息我们汉民族，只能装聋作哑以求保住性命，满清朝廷又借各种名义名教，盗窃儒家的仁义学说，用来禁闭天下读书人的思想言论，使百姓们失去斗志。封建帝王的专制之计满清朝廷用的得心应手，他们就用这样的奸诈计谋，让满清的天下常保不衰。
后来有天地会创始人张木在密室中筹划反清，林清焱在京城附近起兵，捻军领袖张乐行，天理教领袖李文成在四川甘肃一带反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洪杨在金田起义：虽然这些起义最终全部失败了，但是足以看到天下人心所向了。到了最近这十多年，革命的道理已经深入人心，民族民权，让天下人都接受了。加上满清鞑虏国运不济，西方列强入侵，使我们国家丧师失地，让西方列强富强起来。中华子民虽然不肖，但仍然是炎黄的后人，怎能够仍受这样的耻辱，去让祖先的英灵遭受侮辱？
所以有豪杰之士高举义旗，东南各省相继发难，江苏浙江一带率先起义，徐锡麟将子弹射入满清首领恩铭身上，熊成基在长江沿岸起义，还有萍乡起义，镇南关起义，最近的北京暗杀摄政王载沣，广州起义，屡起屡败，再接再厉，天下人都为之感动，满清朝廷感到害怕，日积月累，终成燎原之势。武汉首义，真是上应天命下顺人心，四方响应，长江流域很快就光复了，接着是黄河和淮河流域。北方各省一起行动，携手归来，满清朝廷无比震撼，不知怎样应对，终于决定把国家政权归还给我汉人，皇汉民族，应该永远享有国运。
呜呼休哉！如果不是我太祖在天之灵庇佑，怎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昔日曾经听说过，夷狄的国运，不过百年，满清的国运却快有三百年了，这不是天道失常，而是事实。共和制度，出自东方，并且加以完善，只是有早晚的区别。求仁得仁，不用有怨言。又听说昔日救国的志士，曾经爬上高山，抒发志向，俯仰山川，痛哭流涕。昔日的悲伤，今天是快乐。金陵胜地，龙盘虎踞，在这里建立国都，号令天下。庄严肃穆，神圣威武，我们宣告，大业已成。列祖列宗在前，千秋史册在后，告慰大明太祖高皇帝，告慰后世子孙。
叩首，恭敬地请太祖高皇帝享用祭品。
《祭明太祖文》发布的历史背景和反思
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紧接着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于2月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另一件是于2月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
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
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前一篇是“祝告文”，后一篇是“宣读文”。
从内容看，两件大同小异，主要是以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
文告中以清帝退位昭告推翻蒙古统治、光复大汉政权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袒露其"驱除鞑虏"之民族主义精神至死不渝的心迹。
当时参加祭祀大典的有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内政部次长居正，交通部次长于右任，实业部次长马君武，以及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等，祭礼极为隆重。
孙中山先生所以如此隆重致祭明孝陵，其用心良苦，使人心碎。主要是当时虽由于武昌首义，民国成立，清廷亦已有名无实，然以袁世凯为首之清军实力仍极雄厚，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实举足轻重。孙中山先生为国为民忧深思远之心未常稍懈，故亲率文武百僚致祭明陵，以加深全民之民族观念，并冀以此影响袁氏。
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国父孙中山先生亲率文武告祭明太祖，就是在告诉世人，中国复国了，因为汉人重新掌权，就像明太祖消灭蒙古人建立明朝一样，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击败满人也是要"恢复中华"，这是中国自明朝后的第二次复国！
国父中山先生是在向世人表明，他是明太祖兴汉事业的继承者！
两篇祭祀文告里都说得明白，孙中山他们那时是毫不含糊地把元、清两朝看做是中国亡了国的年代。
把蒙古族、满族看作是外国人，把元和清看作是中国的亡国史，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但是，这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家中，却是普遍持有的观点。
从孙中山，到章太炎、到邹容、到鲁迅，无不如此。而且这种观点还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了三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这么说。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自然是由清末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举这样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同盟会初创的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既然提出了“建立民国”，那还不是管他是满族皇帝、还是汉族皇帝，都理所当然地一概应予打倒吗，何必前边再冠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
然而这在当时来说，却是极端必需的。
当时中国的民众，实在是无法弄明白民主共和是何物，但是对于“反清复明”却是很容易接受的。
不是首先指向帝国主义，而是首先指向满清的民族主义，那时无疑是最有号召力、最有鼓动性的革命口号。
以排满为内容的民族主义的高涨，不免带来认识上和论说上的混乱。
当民主革命家们义愤填膺地声讨异族统治、忘情地呼吁反清排满时，常常倒向大汉族主义，无保留地讴歌“皇汉”。
满族的皇帝不好，汉族的皇帝就是好的吗？
满族的君主专制要反对，汉族的君主制就不要反对吗？
这样明摆着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大多数中国人抛诸脑后，没有人肯去思考。
革命家对于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关系，认识陷于混乱当中。名声显赫、起过重大革命鼓动作用的《革命军》，在这方面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邹容一方面在振臂高呼：“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同时他又深情地眷恋于“皇汉人种”、“汉唐衣冠”，愤怒地号召“张九世复仇主义，作十年血战之期”，驱逐“公仇”“公敌”之满人，“恢复我之祖国”。年轻的革命家邹容，完全没有觉察到这种尊崇“皇汉”的民族复仇主义与反对专制的民主革命主张之间，存在着什么不相容之处。
邹容在推崇华盛顿、卢梭的民主主义的同时，又坦然地把自己看做是郑成功、张煌言事业的继承者，丝毫也没想到郑、张的保皇忠君态度与民主主义的信念有什么冲突。思想上存在着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而完全不自觉的这种状态，当时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家中间，几乎是普遍如此，极少例外。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对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认识是明确的，清醒地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他对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前途，也是信心十足。他认定民主共和制度一经建立，必将“不可替代”，必定会在中国“永久存在”下去。
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但是它以《人权宣言》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为蓝本，毕竟实施了许多有关制度、礼仪、观念、民俗等等方面的改革，这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
然而，孙中山在推行民主共和制的同时，他和他的同志们仍时时不能忘情于“光复汉室”的“大业”，于是当他们在得到清室退位的消息后，便急匆匆地去向明太祖隆重致祭。两份祭奠的文告，都表现出了观念上和逻辑上说不圆的混乱：既说到“五大民族，一体无猜”，却又反复强调元、清两代是“夷狄”“胡虏”的入侵，从而造成了“神人共愤”、“神州陆沉”的局面；既说到“共和巩立，民国统一”，却又反复强调这些成就都是“我高皇帝在天之灵”所赐……在辛亥革命中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的“反清复明”的“排满”主张，是不是也起过干扰民主主义视线的消极作用呢？
看来，这实在是值得百年后的当代中国人认真深思的大问题。
在特定条件下，民族主义可以成为民主主义的极大助力，有利于发动群众、团结同盟者，扩大革命阵线，它甚至会成为进行和完成民主革命所不可不同时解决的任务。
在特定条件下，民族主义又会模糊民主主义的目标，干扰民主革命的进程。
所以无论作为意识形态看，作为文化观念看，还是作为行为准则看，民族主义的具体作用如何，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民族主义有时会发挥抵抗外族侵略的巨大凝聚力量，有时又会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保护伞。
中国的民主革命，得益于民族主义之助是非常大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民主革命家不能与专制主义划清思想上的界限，确是造成历史进程发生许多重大挫折的一个最为严重的深层的原因。
革命领袖上帝王化的政治野心家的当，或者自身帝王化，其结果必定是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对专制主义，不能不警惕者；对以民族主义色彩掩饰的专制主义，更加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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