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古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大實業家，范蠡，無論在治國治軍還是修身齊家、經營農商，謀必中，戰必勝，事必成，顯示出非凡的毅力和過人的才能，被人們尊為一代“商聖”、“財神”！
范蠡雖出身貧寒，但聰敏睿智，胸藏韜略，在移居越國後，開始了他輝煌的“三遷”人生歷程：入越為將，出齊拜相，居陶為商。“三遷皆有榮名”是司馬遷給范蠡“三遷”的評價，但范蠡的“三遷”何以榮名立身呢，原因就在其儒道互補的人生理念。
一遷，入越為將。據《史記》記載，周景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吳越夫椒之戰，越王勾踐大敗，僅剩5000兵卒遁入會稽山。在勾踐無路可走即將亡國之時，范蠡毅然決然陪同勾踐夫婦在吳國為奴三年，終憑他的文韜武略幫助勾踐滅了吳國，成就了越王霸業，他也被尊為上將軍。范蠡在越國的二十多年中，以孝為先，以忠律己，以復國為己任，以愛黎民百姓為準則，屈尊忍辱，忠實地踐行了“修身，養性，治國，平天下”的儒學思想。
二遷，出齊拜相。范蠡浮海出齊，改名換姓，自稱鴟夷子皮，苦身戮力躬耕海畔。父子共同治產，沒有幾年，致產數十萬。“齊人賞其賢，拜為相。”由布衣榮升國相，就是范蠡寬厚仁愛，廣施恩惠，澤被百姓，受人敬仰的佐證。
三遷，居陶為商。作為儒商的范蠡一身布衣，第三次遷徙至陶地，在這個居於“天下之中”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鉅富，遂自號陶朱公，當地人皆尊陶朱公為財神，是中國儒商的鼻祖。三遷三榮的原因
其一，范蠡不但有過人的軍事謀略，還有過人的政治遠見和識人眼力，能明己閱人，且處世有方。
范蠡與越王勾踐相處二十多年，深諳勾踐的處世哲學。當吳王夫差亡身姑蘇山，越王設宴歡慶之時，范蠡卻急流勇退，乘舟浮海出齊。范蠡的選擇讓封建士大夫們瞠目結舌，他放棄了權利、地位、富貴，踏上了艱難的二次創業歷程。范蠡在給文種的信中寫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可見，范蠡對勾踐的為人瞭如指掌。而文種就很不幸，在收到信後雖稱病不上朝，可不久越王賜文種一把寶劍說：“子教我七術，三術平吳，一術在子，請隨先王去吧。”最終沒有逃脫死亡的命運。范蠡對越王勾踐早有所料，在國盛之時明哲保身，乘舟浮海，遠走齊國，作逍遙之遊。
其二，范蠡骨子裡淡薄名利。他懂得政治的險惡，帝王的喜怒無常，因而既不看重“上將軍”的頭銜，又不熱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相位。
任齊相時，范蠡意識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於是，他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財，再一次拒絕了名利，掙脫了捆綁身心的枷鎖，尋找到了安頓身家性命的地方——陶。這與莊子在濮水邊拒絕楚國相位相同， 由此看來，道家思想在春秋末期已成為一些士人為人處世的法寶，而范蠡是典型的受益者。
其三，范蠡心胸豁達、沉穩睿智、英明果敢，有武夫無畏前行的魄力，更有儒士深謀遠慮的韜略。
國家危難能挺身而出，國盛民安則遁逸海外；重金救子心切，而聞子死訊坦然；明死生之理，曉處世之法，悠然自得地做自然中的一員。
縱觀范蠡一生，以儒家思想積極入世效忠君王；以寬厚仁慈經商治產，數次散財恩澤百姓；以道家思想悄然遁世立身做人，無為而治。
儒道思想使范蠡的一生顯隱有度，三國曹操煮酒論英雄時說：“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 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可見，范蠡就是能隱能現的蚊龍。他無論生活在哪片土地上都綻放出了不同的生命光彩，保身留名，永垂千古。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儘管范蠡“三遷”榮名立身，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多有建樹，與先秦諸子相比毫不遜色，但終因其“辭官下海”違背了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正史鮮有記載，而司馬遷也只把他列入《史記·貨殖列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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