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傅斯年
他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見的人物，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曆史上四大哲人，他是一代宗師陳寅恪。
如此令人尊敬的一位先生，但卻在逝世 24 年後才得以入土為安。陳寅恪與夫人唐篔相繼逝世後，因“文革”問題一直未能真正平反，所以二人的骨灰不被各地政府所接受。畫家黃永玉景仰陳寅恪的道德文章，2001 年他得知此事後，願意出力玉成此事。幾經周折，陳寅恪夫婦的骨灰直到 2003 年才合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陳寅恪配得上廬山植物園的雲杉，更配得起依崖壁立的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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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 年初春，陳寅恪和兄弟們合影，左起：陳隆恪、陳覃恪、陳衡恪（陳師曾）、陳寅恪、陳方恪
陳寅恪生於 1890 年寅年的湖南長沙，祖母黃夫人為其取名寅恪，恪為兄弟間排輩。父親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也是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陳寅恪算是身出名門。
他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和地理等知識。1900 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父親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聘任的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
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學堂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也擴及東西洋。
1902 年，陳寅恪隨兄長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兩年後，因足疾輟學回國，後來就讀上海復旦公學。
從 1910 年開始，陳寅恪開始了斷斷續續的遊學生涯，先後去往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美國哈佛大學等幾十個國家和學校，因此也掌握了近 20 種語言。
曾有學生問唐篔（陳寅恪的妻子）說：“外傳陳老師懂三十多種文字，是不是真的？”
唐答道：“其實沒這麼多，也才十七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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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期間的陳寅恪
陳寅恪遊歷多個國家後於 1925 年回國，這時，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設立研究院國學門，由胡適建議採用導師制。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力薦陳寅恪為導師，並向人介紹：“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
1926 年，年僅 36 歲的陳寅恪就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一同被聘為研究院的導師，人稱清華四大國學大師。陳寅恪授課“三不講”：書上有的不講，別人講過的不講，自己講過的不講。他為研究生授課並指導撰寫論文，從來都是事無鉅細，不讓他人代勞，時人稱之為“教授中的教授”。
曾有一篇文章談及陳寅恪上課時的穿著：“陳先生全身上下，差不多找不出一件外國貨。藍布大褂（有時也穿灰色的），冬天在路上戴著一頂大皮帽，兩旁的耳子遮著耳朵，可是常常有一隻翹起，一隻垂下。陳先生不用教授皮包，而用藍布和紅布的大包袱，這些包袱跟隨陳先生的年歲久了，上面都是斑斑駁駁，有幾處顏色淡了些，有幾處竟成了白色，裡面包著的東西，都是木刻的書，不是《大藏經》，便是《二十四史》《資治通鑑》。”
不僅如此，陳寅恪還用不同顏色的包袱皮，以示區別不同類別的書籍。佛經、禪宗的書一定是用黃包袱皮包著，其他課程的書則用藍包袱皮。這表明陳寅恪對教書這件事有宗教般的虔誠和儀式感，他甚至每次上課前還總是要鄭重其事地換上長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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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與家人
1927 年，國學大家王國維的投湖自盡，猶如在平靜的頤和園裡投下了一顆威力巨大的炸彈。曹雲祥校長，梅貽琦教務長，吳宓、陳達、梁啟超、梁漱溟以及北京大學馬衡、燕京大學容庚等名教授西服齊整，神情莊重，他們頭顱低垂，彎下腰身，用三次沉重的鞠躬，向靜安先生作最後的告別。
陳寅恪出現的時候，所有的師生，都看見了他那身一絲不苟的長衫，玄色莊重，布鞋綿軟。陳寅恪步履沉重地來到靈前，緩緩撩起長衫的下襬，雙膝跪地，將頭顱重重地磕在磚地上。所有的人都被這個瞬間驚呆了，校長、教授、朋友、學生，在陳寅恪頭顱叩地的三響聲中，突然清醒過來，一齊列隊站在陳寅恪身後，跪下，磕頭。那時大家才突然間明白了，在向一代大儒王國維先生告別的時候，下跪磕頭才是最好的方式，才是最莊重的禮節。這樣的儀式，才能和先生的馬褂以及頭上那根遺世的髮辮（王國維始終留有清代髮辮）融為一體。
陳寅恪用了一種骨頭觸地的姿勢，完成了對王國維的永別。陳寅恪，不僅僅是王國維先生遺世書籍處理的最好委託之人，更是對死者文化精神的理解之人。
1939 年，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稱號，特聘他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陳寅恪準備赴任，都拍好了全家福照相片。但因歐洲戰事，地中海不能通航，只好羈留香港大學執教。
1941 年 12 月 8 日，由於珍珠港事件，引發太平洋戰爭，日本佔領香港，陳寅恪被困香港，生活艱難，常將衣物換食。據說有位日本學者寫信給日本軍方，要日軍不要為難陳寅恪。鑑於陳寅恪的國際影響，當時日本憲兵不僅沒有騷擾他，還常常送去麵粉，但陳寅恪寧餓也拒不食，夫人每每將麵粉拖出戶外，展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非凡民族氣節和骨氣。陳氏一家被困香港的消息傳到國內，引起國內學術界關注，1942 年春天，朱家驊派人在一個暴風雨之夜把陳寅恪一家四口悄悄接到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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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初期，陳寅恪坐在椅子上，披著圍巾，拄著柺杖，興致很高地給選修“元白詩證史”學生們講課。此時他雖已失明，但其仍然目光如炬
在當時的史學界，陳寅恪的學問可以說是最高峰，會十幾種語言，研究貫穿文史，每有見解必不凡俗。他在學界的地位，蔣介石自然心知肚明。1948 年底，國民政府敗退前擬定了一個“搶救學人計劃”，陳寅恪赫然在前。解放軍包圍北平，蔣介石從南京派飛機冒險飛臨接走了胡適和陳寅恪。蔣介石親自登門撫慰，相勸陳寅恪到臺灣去。陳寅恪婉言拒絕。國民政府廣州“戰時內閣”教育部長杭立武動員陳寅恪去臺灣，已經移身廣州的陳寅恪表示再觀察一下時局再說。杭立武許諾，去香港也行，先給10萬大洋做安家費，再給一套洋房。陳寅恪說，哪也不去了！最後落腳嶺南大學（後併入中山大學）當教授。
1949 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斯大林問：“貴國的陳寅恪先生現在怎麼樣？”毛澤東環視一下隨員，沒人知道，他說：“回去打聽一下吧！”原來，斯大林在自己的《論中國革命問題》一書裡，多處引用陳寅恪著作中的材料。享譽世界學界的陳寅恪的許多觀點，深刻的影響了斯大林瞭解中國。
斯大林過問了陳寅恪之後，陳寅恪被格外關注。他有眼病，腿病，周恩來總理過問治療方案，派人看望。陳毅、郭沫若、胡喬木等政要都到中山大學去拜訪過他。中南局書記、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對陳寅恪更是體貼入微，多次登門看望他，把陳寅恪門前的小道漆成白色，兩旁裝上精緻的扶手護欄，以免視力微弱的陳先生滑跌，為他配了三名年輕的護士專職護理，體檢看病是經常的事情。陳寅恪小道成為一時美談。學校也特別體諒他身體和年齡帶來的不便，他講課可以不上課堂，在自家的走廊裡掛塊黑板講課，學生坐在走廊裡自帶凳子聽課，成了中山大學獨具的風景。
陳寅恪的去留，曾備受各界關注，有一定的風向標的影響。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陳寅恪留在大陸是中共獲得的瑰寶。他學問如何已不重要，他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際作用。其實，陳寅恪只想作為一個獨立的學人，進行自己獨立的學術研究。把他扯進政治鬥爭中來，有違先生遺願。正如《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所言，政治這個範疇，“已難以覆蓋陳寅恪的文化意蘊，也無法盛得下陳寅恪的人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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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陳寅恪及夫人唐篔在中山大學散步
才高氣傲的陳寅恪曾為梁啟超在清華大學的委屈對著校長曹雲祥拍案而起，逼著曹雲祥辭職；他曾經對日本鬼子在香港對他的威逼利誘堅辭拒絕；他曾對蔣介石總統規勸他去臺灣的拜訪報以沉默；他曾賦詩自道：“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他拒絕毛澤東的紅人、中共的“大秀才”康生的求見……
能夠做出這一系列事情的陳寅恪，註定了 1949 年後會有非同尋常的坎坷之路。但實際上，這只是他的“獨立立場”所使然，與他對國共兩黨的愛憎好惡毫不相干。他要當真喜歡國民黨，當初就去臺灣或者香港了。事實上陳寅恪的心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不論哪一個政府我也沒有關係，只要是能夠繼續讓研究古物”。
然而，此時他研究學術的路，路障正在重重擺上。之後他把自己未來的路選在了探索兩位前朝女性身上。一位叫孟麗君，一位叫柳如是。
陳寅恪眼睛做過兩次手術，在僅餘微光的情況下，60 萬字的《再生緣》重讀已沒有可能。他憑藉自己的記憶，在助手的幫助下，只用了半年時間就完成了六萬字的論著《論再生緣》。
《論再生緣》的出版曲曲折折而未能實現，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的學生胡喬木來訪，問及出書。陳寅恪說：“蓋棺有期，出書無日！”1961 年 8 月，陳寅恪只好將油印本的《論再生緣》送給遠道來訪的哈佛大學同學吳宓作為紀念。
陳寅恪創作《柳如是別傳》是在 60 年代早期開始，他行動不便，目光微茫，全靠自己開列書單，助手讀給他聽，聽後構思，再口述由助手記錄。為著述這部 80 萬字的傳記，他有時一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他對吳宓感慨：柳如是一個倚門賣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際，比五尺男兒更看重家國大義，要為這個被士大夫輕蔑的奇女子立傳，以此表彰“我民族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但這部《柳如是別傳》，也沒能在生前看到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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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的陳寅恪
1966 年 7 月，在大字報大辯論的聲浪裡，一頂一頂帽子朝陳寅恪的頭上飛來——“牛鬼蛇神”、“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指斥他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吃美帝國主義藥品，罪惡累累。
在當時的南國很少能夠找到一條像陳寅恪這樣的大魚，捉到了，興奮之餘發洩也就更其卑劣，殘酷。先是助手黃萱被趕走，三名護士被撤出，停發工資，凍結存款。已經失明並且腳步有頑疾的陳寅恪和老伴唐篔成了坐以待斃的無頭蒼蠅。
紅衛兵一撥一撥衝進來，劫掠了陳寅恪視為心尖的手稿和陳夫人祖父歷盡劫波的 20 多份手札以及其他物品，查封了陳先生視為寶貝的藏書。那時陳寅恪的眼睛已然看不見，但耳畔的聲聲叫囂讓他心靈一陣陣顫抖。高音喇叭從門從窗口接進了他的室內，最大分貝的一直高喊著“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等等的高帽詞彙，他感到無處藏身。
1969 年春節後，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搬到中山大學校園西南區 50 號。奄奄一息的陳寅恪躺在木板床上靠流質維持生命，見到偷偷來看望他的親人不住的流淚。“造反派”還會時時光顧陳寅恪的“寒舍”逼迫所謂的證詞，連他的夫人唐篔也不能免於拳腳伺候。陳寅恪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十分哀痛。他是五四文化名人中忠於夫妻感情的很少的人，夫妻一生不離不棄。
1969 年 10 月 7 日早晨五點，一輩子守望中國文化，守望“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因心力衰竭，又突發腸梗阻、腸麻痺，無法救治，悽然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虛歲 80。
45 天之後，唐篔也平靜地了斷了自己 71 年的人生。
葛兆光曾說：“陳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那種文化世家的傳統，在這一家幾代人身上特別濃厚；陳家三代真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國抵抗命運的典型，表現出一種文化貴族式的傳統精神，一種擁有自己的真理，不與流俗和光同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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