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倒回到1800年前，十四五歲的潘安坐在牛車中在洛陽城的街道出行，像每次一樣，全城的女性們聞風而動，手拉著手攔住牛車，只為一睹尊容。不是隻有今天的粉絲能送出短信選票和禮物，潘安也是次次“擲果盈車”。
這是“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的時代，這是“文的自覺和人的自覺”覺醒的時代，在宗白華《美學的散步》裡，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生氣、活潑愛美，美的成就極高的一個時代”，人物的容貌、器識、肉體及精神被不加掩飾地讚美和沉溺，這是自然之美和人之美同時被發現的時代。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潘安看似憑容貌名垂千古，實際上是男色一詞最後的褒義屬性。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詩經》，跟隨魏晉一起絕跡的，除了詩意，還有浪漫，而之後佔統治地位的社會道德體系無一不患著“直男癌”。
“直男癌”最大的病症就是要將人扼殺在集體意識裡，美不屬於集體，美是出挑的，於是美就是有罪的。女性的美還可以幻化成美色，成為被玩弄和物化的對象，男性的美則變成男色，跟“控鶴”“面首”“後庭”直接掛鉤。
古羅馬時代的美學中，“男色”是種完美至上的概念，男人是上帝的傑作，男人的身軀是天的骨架，肌肉是大地萬物的生機；古代中國對於“男色”卻近乎帶著冷酷的惡意。
80年代，年輕的唐國強以俊美的形象在出演《孔雀公主》《小花》後成為當時的“男神”級小生代表，同在劇組的女演員陳沖稱他“比女演員還漂亮，又愛吃奶油蛋糕，簡直是‘奶油小生’。”
“奶油小生”一詞因唐國強而生，卻幾乎斷送他的演員職業生涯。 《小花》上映次年後，日本明星高倉健主演的電影《追捕》席捲中國，刑警渡邊不苟言笑的冷酷形象大受追捧，“奶油小生”遭到觀眾的鄙薄和嘲笑，選用唐國強的導演會收到紛至沓來的“指控信”——“如果再用那個‘娘娘腔’我們就拒看電影。”唐也因此近乎息影十年，直到後來出演《三國演義》中諸葛丞相一角，導演仍要力排眾議，並放出老年諸葛長鬚翩翩的定妝照，以向觀眾確保“絕不奶油”。 如今，當新一代男偶像們一個個唇紅齒白、嬌豔欲滴地站在臺上大受追捧時，苦心孤詣三十年，專心打造丞相、主席、皇帝形象以求轉型成功的唐國強會不會感慨一聲：如今的男色時代裡，哪個不是奶油小生？
究其原因，就像廣播體操開頭的口號：時代在召喚。偶像形象的建立趕不上社會的轉型速度，就會被拋棄。高倉健的冷峻形象是工業社會的代表，男性作為主要的生產力量，也需要氣概和擔當，這是文秀的“奶油小生”們的致命傷；而如今，賣雞蛋灌餅都要有互聯網思維、再掌握點大數據，“小鮮肉”們無害而精緻的形象，是物質極度豐滿及時出現的精神缺口，負責解決滿溢又無處安放的精力、情感寄託和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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