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琳達·蓋茨:我記憶中的科菲·安南

梅琳達·蓋茨記憶中的科菲·安南 ——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和她一同奮戰在全球抗擊貧困前線的前聯合國秘書長。

梅琳達·蓋茨:我記憶中的科菲·安南

梅琳達·蓋茨:我記憶中的科菲·安南

科菲·安南發表完在任期間的最後一次演講,然後緩步走下臺階。

攝影:Mario Tama / Getty Images

2012年,坦桑尼亞農村某個木薯和香蕉農場,我們四個站成了一圈:我、兩位當地的農民喬伊斯(Joyce)和以利亞(Elijah),以及前聯合國秘書長 —— 科菲·安南(Kofi Annan)。

主要是喬伊斯和以利亞在說話。他們告訴我們這座農場和他們之前工作過的那些有多麼不同,還講述了現在作物的多樣性以及收成所用的新式工具。在農場附近,還有照顧孩子的日託中心,媽媽們就有更多的時間出售農產品。我問了他們一些問題:你們只在這裡賣木薯嗎?還是說你們會把它們運到其他地方?市場離這有多遠?你們的收成這兩年有什麼變化?但科菲基本上是在那當聽眾。

聊完了,我們離開農場去看那個人群攢動的日託中心,直到這時,科菲才開始說話。他講著笑話,試圖讓每個人都放輕鬆,笑話的效果的確不錯。這個男人有著我聽過的最渾厚、最具感染力的笑聲,嗓音也極具魅力。他聽起來就像一位正扮演著自己的演員。他跟我說過,他有一陣被人誤認為是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

科菲和我一起參加過很多聯合國的活動,他也來過我們基金會在西雅圖的辦公室,所以我見識過他足以感染一屋子人的魅力。但在那天的木薯農場還有所不同。他完全像是身在老家。我倒不必對此大驚小怪,科菲·安南,以及我見過的所有世界領導人,都花了大量時間思考如何幫助像農場這樣的地方,以及如何幫助像喬伊斯和以利亞這樣的農民。

梅琳達·蓋茨:我記憶中的科菲·安南

梅琳達·蓋茨:我記憶中的科菲·安南

1999年,科菲·安南會見東帝汶的利基卡大屠殺倖存者,他正安撫一名哭泣的嬰兒。攝影:Ed Wray/AP

比爾和我在2000年創立基金會時,我們仍然抱有很多疑問:抗擊貧困和疾病的最好的辦法到底是什麼?但科菲,似乎早就有了答案。那一年,他起草了一份關於21世紀聯合國扮演的角色的宣言。在最後幾頁裡,他列出了一系列關於減少貧困和疾病的目標,他希望到2015年時世界能實現它們。這些目標後來被稱為千年發展目標,而一開始,批評者們對此完全不屑一顧,並大加駁斥。極端貧困的人口數量減半?阻止HIV,瘧疾和結核病這三大殺手的肆虐?即便做最好的設想,人們覺得這些目標也過於樂觀了。

但是,科菲並不滿足於設定目標。他想推動全世界去實現它們。沒有任何其他秘書長能把聯合國的心臟和它的大腦與使命相聯結,做出一個有效的方案,切實地改善病患和貧困人口的生活。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師,在這些目標的指引下,把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凝聚在了一起。

今天,有2700萬人因此活了下來,否則他們將死於HIV、結核病或是瘧疾。而他們的生命之所以得以挽救,很大程度上歸功於科菲號召全世界建立了全球基金,以支付醫藥費,以及防止這幾大疾病蔓延的工具,例如防瘧蚊帳。世界也實現了貧困率減半的目標。事實上, 2010年,這個目標比計劃還提早了五年實現。那些批判科菲設定的目標的所謂“發展專家”們,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科菲在200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說,“今天,這個世界真正的邊界不在國家的領土之間,而在強者和弱者之間。”他把非洲的小農戶視為後者陣營的一部分,並希望給他們一條自己擺脫貧困的道路。這就是2012年我們去木薯農場的原因。

我記得那天的參觀過後,科菲感謝了我在基金會所做的工作。他不吝讚美,還送了我一個綽號 ——“梅琳達媽媽”(Mama Melinda)。這是一種尊稱,通常給予長輩,我受寵若驚。梅琳達媽媽?我想,如果有一個人值得獲此殊榮,那也不應該是我啊。

科菲·安南,才是現代全球發展真正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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