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業大學 汪哲皞 李然
錢存訓先生在《書於竹帛》中稱：“古代文字刻之於甲骨、金石及印於陶泥者，皆不能稱之為‘書’。”公元前770年—前476年的春秋戰國時期，古人主要使用簡牘作為書寫材料。可謂我國最早的“書籍”形式。
簡牘的起源可追溯至商代，《尚書·多士》有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冊。”在殷墟甲骨文中曾出現“冊”的象形字。簡牘（圖一）（圖二）是我國古代遺存下來寫有文字的竹簡與木牘的概稱。簡牘大概是在公元前500年間問世，在紙發明以前，它是我國古代書籍的最主要形式，對後世書籍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得益於自然的饋贈，竹木在我國的廣泛程度正如紙草之於埃及，貝葉之於印度，其能就地取材，相比較絹帛來說廉價易得。竹子作為竹簡的主要書寫材料，其製作主要是經火烤之後去除竹子的多餘水分，這一過程稱之為“殺青”，這不僅可以防止變形，不易被蟲蛀，而且便於書寫，因此竹簡也被稱為“汗青”。木牘多用楊木及柳木，木質色白且質輕，能夠將墨汁飽滿的吸收， 其製作手法與竹簡相似。古人在用簡牘書寫時，其工具並不只有毛筆一種，在長沙左家公楚墓及浙江紹興306號戰國（越國）墓中皆出土了銅削、銅刀、刻刀或削等，這些工具使簡牘像西洋的羊皮紙一樣也有重寫的功能。
根據漢代的記載，專家學者認為不同性質的的文字內容，如經、子或詔令等，其簡牘長短規格也不一樣。《中國印刷史》中關於竹簡有這麼一段描述：“近年發現的竹簡，一根長或二十二三釐米，短只十三，長至六七十釐米。一簡字數少或八字、十字，普通為二三十字，多者至六七十字，普通多為一簡一行，也有一簡兩行、三行的，多為一面書寫。寫好字的竹簡或木簡，用繩子、絲線或皮條，櫛齒編連起來，稱為‘絲編’或‘韋編’。編連竹簡的繩子有三編、四編，以上下兩編較普遍。”
（圖一）西漢敦煌馬圈灣木牘。
（圖二）居延漢簡。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中的瑞典學者F.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對漢代代烽燧遺址進行調查挖掘，出土簡牘一萬餘支，是此次挖掘的重大收穫。“居延漢簡”乃因這批漢簡在我國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的居延地區和甘肅省嘉峪關的金塔縣肩水金關被發現而得名。
木牘竹簡從春秋時期始到紙張的普及使用之前，在很長一段時期是我國書籍的主要形式，故有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也有柳宗元敬佩陸質而形容其“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更有稱刀筆吏者，蓋出於簡牘的書寫與閱讀特性。相比竹簡木櫝的粗重，絹帛更加輕巧卻也更加奢侈。中國養蠶繅絲的歷史大抵是比青銅冶煉要早上許多的，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時代，但人們開始使用錦帛進行書寫的時間卻是比簡牘還要晚上一點。
至殷商時期，在甲骨之上亦常見“絲”、“蠶”、“帛”等文字符號。《晏子春秋》著：“著之於帛，申之以策。” 諸多資料將帛書的起源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帛書又稱繒書，以白色的絲帛作為書寫材料，現存於世的帛書以長沙東南郊子彈庫楚墓出土的為最早（圖三）。古人不僅將錦帛用於書寫，還用來製作疆域地圖，其中繪製於約公元前168年的西漢文帝初元十二年的《地形圖》、《駐軍圖》、《城邑圖》最具代表，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帛書地圖。
在使用帛書時，不少方面與簡牘很像。有的帛書上會畫出黑色或紅色的行格，被稱為“烏絲欄”或“朱絲欄”，看似與今日的信箋很像，實則是模仿了簡書的樣子。帛書的質地柔軟，可塑性極高，在保存時可折可卷，而在書寫時，也可根據文字篇幅的長短進行裁切，不至於浪費。
（圖三）楚帛書又名“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書寫於戰國時期的楚國，那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儒家和道家等流傳久遠的中國傳統都是在那個時期成形的。楚帛書的面積為47*38cm，出土於20世紀30年代，該稀世文物現存美國華盛頓亞洲美術館。
由於帛書的材料為絲織品，以當時的生產條件想要得到一塊完整的織物，費時費力，因此價格昂貴，只有當時的王公貴族才可消費得起，普及度不高。但也正是因為帛書的存在，極大豐富了我國的書寫材料發展史，為中國圖書史加添了輝煌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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