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50年7月，969名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日本战犯被引渡到中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等待中国政府的审判。这些战犯大多是在战争中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此刻他们是中国人民的阶下囚，对于未来，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充满迷茫……
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抗战时期曾经是日本修建的“模范监狱”，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曾经有数千名中国抗日勇士在这里被日本侵略者残酷虐待，很多人命丧于此。此时此刻，这群“魔鬼”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这座他们亲手打造的“人间地狱”时，心中不免充满了恐惧。下车后走进大门，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战犯管理所”这几个显著的字眼。是“战犯”而不是“战俘”，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战俘”会被遣返回国；而“战犯”则要接受战争审判，承担战争罪责。
他们不会忘记1946年到1948年的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中日本多名重要战犯宣判了死刑并迅速执行，很多乙级和丙级战犯也被其他战胜国判处死刑。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被苏联遣送的战犯，不乏当年日军要员，战争时期，他们及属下共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人员85.7万余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8万处又4.4万余间，掠夺粮食3700多万吨、煤炭2.22亿吨、钢铁等金属3000多万吨。因此，当这些日本人看到“战犯”二字时，情绪非常激动，咆哮、狂妄、挑衅，声称自己不是战犯，要求无条件释放，更有甚者以自杀的形式来对抗管理人员的接管。面对此情此景，我管理所人员保持高度克制，在保证这些战犯安全的情况下送到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初到战犯管理所，这些日本战犯仍旧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姿态对抗改造，他们坚持反动侵略立场，不断散布侵略有理的舆论，“日本人口多，耕地少。因此，为了民族的生存不得不对外扩张”，“等着瞧，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优等民族，中国政府不敢随意处理我们。”嚣张之气着实令人愤恨。即便如此，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然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严格实行“三个保障”政策，即“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生活上给予他们特殊的照顾：有营养师为他们调配食物，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当时最好的东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猪肉是每斤0.3元，由此可知，我国政府对他们是多么照顾他们了；如果有爱好吸烟的，每人每月提供黄烟半斤或纸烟一条；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一次发、定期授受体检，如有人员突发疾病，立即送到医院诊治；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这一切的一切让日本战犯的心灵感到震撼，他们开始认真接受改造。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战时期伪满洲国最高行政长官武部六藏，人称伪满洲国第一号“太上皇”。 一天，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经医护人员昼夜抢救脱险，从此卧床不起，护士焦桂珍每天给他喂水喂药，端屎端尿，由于精心护理，直至假释回国，他4年间没有得过一次褥疮。来自内心良知的拷问，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除了武部六藏，其他的战犯对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行为也是深有感触，他们有的说在苏联服劳役，日子过得很苦。苏联对待战俘的态度，可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好。在苏联，每天都是吃燕麦粥，晚上只给一点黑面包，大家都得了慢性饥饿，为此而痛苦。每天强制重体力劳动，还要在零下30度的特别寒冷的情况下在屋外劳动；在他们第一次用饭的时候，发的大米饭，猪肉炖土豆，所有战俘顿时兴奋起来了，有的就说了我们在苏联关押，五年没吃到大米饭了。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彻底感化了这些顽固的“石头”，此后的时间里，他们纷纷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希求得到中国人民的原谅。1956年6月～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曾担任高级职务的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法庭上出现了罕见一幕：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被国际史学界惊呼为“抚顺奇迹”。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除１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
1957年9月，获释的日本战犯在日本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成员通过演讲、访华等形式宣传我国的战俘政策、对于推动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关于改造日本战犯，1950年周总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些日本人，现在是战犯，20年后他们会成为朋友”。果不其然，这句话最后变成了现实。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老一辈的人相继离去，新一代人陆续登场，2002年，中归联解散，日本又走到了一个新的路口，未来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真的不希望再对同样的人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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