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世界“史庫”之稱的美國《時代》週刊創辦於1923年。該雜誌闢有“封面人物（或專題）特寫”，並配有一篇重磅文章。從1951年到1975年，周恩來六次登上《時代》封面。從《時代》封面看周恩來，就像在觀看一部由美國人為周恩來拍的蒙太奇式的老電影。那麼，在這面“西洋鏡”裡，周恩來是什麼樣子呢？
第一次：“共產主義者周恩來”
1951年6月18日，周恩來第一次登上《時代》封面。然而，《時代》首次介紹給西方人的周恩來，在政治上成了暴虐的統治者，在外交上成了聽話的僕從，在經濟上成了無能的領導者。《時代》對周恩來和新中國的“妖魔化”和“醜化”也許不難“理解”，因為當時美國的雙腳正深陷朝鮮戰爭的泥潭中。
《時代》記者不去關注朝鮮戰場上美軍的失利，卻“關心”起中國的內政來，在其筆下，中國儼然正在經歷一場由政府發起的“恐怖活動”。按照《時代》記者的說法，“紅色中國的主人們不僅在朝鮮發動了一場反對美國的戰爭，而且也對他們的人民發動了一場無情的戰爭”。然後，《時代》記者將矛頭指向了周恩來：“中國的大規模謀殺已經成為一件政策上的平常事，這是由中國已知最有影響力的那群統治者直接訓練的。這群人的首領是一個溫柔、和藹有禮的人，很多過去與他相識的西方人都認為他不過是玩玩共產主義。他就是那個名叫周恩來的職業政治組織者。有一次，他覺得有必要提醒他的一個美國仰慕者：你別忘記了，你知道的，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接著，《時代》記者列舉了周恩來的“罪行”，說“周參與了中國發生的幾乎所有事情，從鎮壓‘強盜’到大米的價格。”《時代》記者所描述的“恐怖活動”就是新中國為鞏固新生政權而發動的鎮壓反革命的活動。然而，《時代》記者片面誇大並渲染了這場運動進行得過頭的地方，有意無意地沒有指出新中國採取這些強力措施的背景，這當然不是記者的專業素質問題，而是記者的狹隘立場在作怪。
《時代》記者還極力挖苦周恩來的外交戰略，並以諷刺的筆調寫道：“即使把整個中國政府搬到莫斯科，也不會比現在對中國的控制更直接。”記者還舉例說，俄國政客大量出現在北京，俄國的技術人員遍佈中國，俄國的生活消費品出現在中國各地……《時代》記者所譏諷的就是新中國建立伊始實行的“一邊倒”外交政策。實際上，新中國的“一邊倒”也不是絕對的。早在建國前夕，周恩來就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即使對於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也不能有依賴之心”，不能“一切依賴外援”，“倒在外國人的懷裡”。
《時代》記者對中國的全盤否定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經濟：“中國的經濟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權後就陷入了混亂，現在正承受著戰爭負擔的壓迫”，在農村，“農民剛從地主的壓榨中解放出來又要面對政府更沉重的賦稅”，在城市，“拒絕合營的商人被邀請到司令部，10多個小時沒有食物、沒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領悟”。當時的中國農村和城市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農村主要實施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通過調整生產關係以解放生產力。農民獲得土地後，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在整體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是成功的。
《時代》記者戴著有色眼鏡下了結論：“朝鮮戰爭對於中國來說已被證實是一個昂貴的冒險”，並預言“如果紅色中國的主人們選擇在朝鮮堅持下去，他們毫無疑問是可以做到的。可代價是：中國人民會承受更多的痛苦。”這大有勸中國“懸崖勒馬”之意。
第二次：“紅色中國的周恩來”
1954年5月10日的《時代》封面上，周恩來身後的柵欄裡關著一條“張牙舞爪”和“目露兇光”的青龍，寓意不言而喻。如果注意到這期雜誌出版時正值朝鮮戰爭後的日內瓦會議期間，就不難理解《時代》記者對中國的“仇恨”與“恐懼”，散佈“中國威脅論”的原因了。
日內瓦會議的目的是協商解決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問題，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亞洲較量結果進行評估和判定。會議自4月27日開始，7月21日結束，歷時近3個月。當《時代》記者寫完這期雜誌的封面文章時，會議只不過邁開了一小步，還沒有談出什麼結果，但記者已經感覺到了中國的崛起：“這4年以來，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同行們已經找到了一個辦法，僵持住了朝鮮戰場上這個全世界最強大國家的軍事力量，他們已經取代了俄國成為了北朝鮮的佔領者。他們能夠用很少甚至不用中國人流血就可以武裝和指揮一場印度支那戰爭。這戰爭或許可以讓共產主義徹底奪取整個東南亞。他們威嚇到了曾經偉大的法蘭西民族，讓他們渴望一個可恥的投降；他們輕蔑地甩開了曾經強大的英國伸出來的手；他們命令美國從亞洲和太平洋離開。”美國當然不想從亞洲和太平洋離開，這就決定了美國在日內瓦會議上即便不是積極的破壞者，也是消極的看客。
出席日內瓦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團長杜勒斯一貫主張“以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來同共產主義作鬥爭”，在制定與會方針時特別要求美國代表不得與中國代表接觸，包括禮節性的握手。他自己甚至宣稱，只有在一種情況下他才會見到周恩來，那就是“撞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了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事件。會議初期，在一間接待室裡，杜勒斯與周恩來不期而遇，周恩來主動伸出了手。在眾目睽睽之下，杜勒斯卻故意搖搖頭，雙手交叉放到身後，扭身大步走出了房間。這件事深深地傷害了周恩來。據斯諾回憶，時隔6年之後提到這件事時，周恩來還面有慍色。不過杜勒斯一週後就回國了，接任他的史密斯表現就靈活多了。少了杜勒斯，中美雙方的氣氛融洽多了，還開始了大使級會談。周恩來雖然沒有取得正面突破，卻有一個“意外收穫”，那就是使美方同意“歸還”洲際導彈專家錢學森。
在朝鮮半島，美國既打不下去，又不想撤出來，因此在日內瓦的會場上註定不會有超出《朝鮮停戰協定》的成果產生。朝鮮半島問題會談的失敗給印度支那問題蒙上了一層陰影，但會場外的一場勝負卻掃除了這片陰霾。5月7日，就在這期《時代》出版前3天，越南人民解放軍在越軍統帥武元甲和中國軍事援助團團長韋國清的共同指揮下，取得了奠邊府戰役的決定性勝利，這直接導致了法國政府的改組。反戰的法國新政府上臺後，印度支那問題的談判就順風順水了。美國對共產主義的仇恨和對日內瓦會議的冷淡是顯而易見的，周恩來曾經要求美國“不要妨礙其它國家達成協議”，但美國代表團最後還是拒絕在《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上簽字，這就埋下了其日後介入越南戰爭的伏筆。
這期《時代》出版時，關於朝鮮半島遺留問題的會談正在有氣無力地進行著，印度支那問題的談判則剛剛起步。在文章結尾，《時代》記者再次表達了他對日內瓦會議上“中國氣息”的強烈感受：“上週，周恩來站在了世界面前，顯示了一個巨人決心把美國和西方趕出亞洲，渴望吃掉那半個世界，無論付出多少血汗也要把它自己由貧窮變得強大的表情和聲音。幾乎沒有人否認那個巨人大得令人生畏，而且正一天天長得更大。”記者同時“懷念”起從前的日子：“就在幾十年前，歐洲還在命令著中國的事務，那不容置疑的口氣就像命令自己的黃包車伕一樣。”
第三次：“周恩來受到蘇聯柯希金的歡迎”
《時代》的封面文章中，對與美國自身緊密相關的事件一般會濃抹重彩。因此，1964年11月13日的《時代》封面就顯得有些“另類”，它是周恩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握手的場面，似與美國無關，其實不然。如果說美蘇兩國在天平兩端維持著微妙的平衡，中國這隻“砝碼”加入哪邊就顯得尤為重要了。1959年，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從蘇聯一邊的“托盤”裡走了出來，蘇聯只好開始緩和與美國的關係。現在，周恩來到莫斯科與柯西金握手，標誌著這兩個以前的兄弟國家正試圖恢復他們的友誼。對此，《時代》能不關注嗎？那麼，中蘇握手為什麼發生在1964年11月？
1964年10月16日，中蘇兩國都發生了一件大事，不但震驚了全世界，也使中蘇關係迎來了一個恢復和改善的契機：蘇聯是“下臺”――剛過完70大壽的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中國是“上天”――原子彈爆炸成功，毛澤東用他特有的語言說：“放一個響屁比長篇大論更引人注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主動伸出了橄欖枝。11月5日，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一行來到莫斯科，準備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7週年（注意，這並非逢五逢十）慶祝活動。《時代》記者評論道：一個月之前，周恩來還被俄國人罵作“黃色危險、真馬列主義的無恥墮落者、可惡的託派路線偏差分子和分裂者”，但現在周恩來不計前嫌來到莫斯科，“他謹慎、冷靜得像是個來拆除炸彈的人”。
然而，中國代表團卻提前回國了，從此，中蘇兩國高層25年中（直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沒有任何正式往來。究竟是什麼使兩國破鏡難圓？必須回到1964年11月7日晚上克里姆林宮的一個宴會上尋找答案。
這天晚上，蘇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宮設宴招待前來道賀的共產主義國家代表。周恩來致過賀詞後與一些蘇聯領導人交談，接著又端起酒杯向蘇聯元帥扎堆的桌子走去。這時，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搖搖晃晃地迎面走來。周恩來剛想寒暄兩句，馬林諾夫斯基突然惡狠狠地吼道：“你們中國人不要耍政治魔術！”這句話的內容和分貝足以將全場所有人包括一些西方記者的目光吸引過來。周恩來反應極快，他趕緊岔開話題：“馬林諾夫斯基元帥，下次來中國我請你喝茅臺酒，喝北京的二鍋頭好嗎？”哪知這個馬林諾夫斯基不知真醉還是假醉，繼續放言：“不要讓任何魔鬼妨礙影響蘇中兩黨的關係，俄國人民要幸福，中國人民也要幸福，我們不要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也不要毛澤東來……”周恩來見他不識趣，拋下一句“你的話我不懂”，轉身離開。馬林諾夫斯基又衝著周恩來的背影喊道：“我們俄國人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要採取行動，搞掉毛澤東，蘇中兩黨只有這樣才能和好。”馬林諾夫斯基“意猶未盡”，又去“鼓動”賀龍（中共代表團副團長）。周恩來走過來：“賀老總，這個傢伙太放肆了，看來，他說出了他們想說出的話，我們只能退席表示抗議！”於是，中共代表團在全場凝視中憤然退場。
周恩來此行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搞清楚赫魯曉夫下臺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因為他搞壞了中蘇關係？二是確定1965年的各國共產黨會議還開不開――該會議準備將中國“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為顧全大局，周恩來在接下來的3天會談中主動拋開宴會風波，詢問赫魯曉夫下臺的原因。勃列日涅夫表示，赫魯曉夫下臺是由於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問題，而不是因為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失望之下，周恩來進一步試探地問，召開各國共產黨會議是赫魯曉夫的意思，既然他已經下臺，那麼這個會可否不開。勃列日涅夫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含糊其詞地說蘇共20大以來的路線和綱領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制定的，而是集體制定的正確路線，新的蘇聯領導層將繼續執行，他個人無力改變。
話說到這個地步，會談已經難以進行下去，同時周恩來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一方面，馬林諾夫斯基在宴會上的表現第二天就出現在西方媒體上，甚至有報道稱：“據蘇聯元帥說，蘇共中央已經與中共中央達成協議，要趕毛澤東下臺，由周恩來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另一方面，蘇聯也在施放謠言，離間中國領導層，並“舉例”說周恩來對毛澤東執行的路線表示懷疑，認為毛澤東在向赫魯曉夫挑戰，這削弱了世界共產主義統一戰線，還損害了中國在亞洲國家中的威信。
對於這次中蘇衝突，《時代》記者顯然偏袒蘇聯：“莫斯科統治下的這個西方共產主義帝國在軍備、工業潛力、生活水平以及教育方面要更強大一些。北京統治下的東方共產主義帝國則在人口上多得多，作為一股革命力量，它的缺點正好給了它優勢：短缺讓它變得更加剛毅；對好生活的羨慕讓它變得更加兇猛；沒有什麼可以失去則讓它變得更容易冒險。對於壓倒西方世界力量，莫斯科的評價聽起來更加實際；而北京堅持西方國家不過是紙老虎的主張，則顯得更加狂熱……”俄國有句諺語：“羅馬是第一個羅馬，拜占庭是第二個羅馬，莫斯科是第三個羅馬，永遠不會有第四個羅馬。”《時代》的這篇封面文章題為《眾多羅馬的時代》，它認為“北京正在試圖成為第四個羅馬”。在《時代》記者眼中，中國似乎是“不自量力”，記者開心地看到中蘇關係的傷口沒能癒合，他當然還想看到中國內部進一步分裂。
11月13日，中共代表團提前回到北京。很少到機場車站迎送的毛澤東出現在機場，還送給周恩來一大束百合花。這無疑在向全世界說：我們是團結一致的，你們的離間沒用。
第四次：“中國人來了”
“當意氣風發的毛澤東在1949年發表他著名的演講，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以後，他的助手向地處紐約的年輕的聯合國發了一封電報，要求聯合國驅逐由蔣介石政府代表的中國政府……而今天，聯合國要接受一個來自新地區的代表團：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11月8日，《時代》的封面文章這樣寫道。從1949年到1971年，中國用了22年時間才重返聯合國，最終“入會”卻充滿了戲劇性。
“在北京的大使歡慶宴會上，周恩來從一桌走到另一桌，頻頻握手，頻頻高舉他那盛滿了烈性茅臺的酒杯來慶祝，他說：‘沒有想到投票結果會是這樣，但是我當然很高興。’”的確，中國重返聯合國連中國人自己都感到“意外”，因為提案是由地中海岸的兩個小國家阿爾巴利亞和阿爾及利亞提出的，表決前中國沒有派一個人去聯大“活動”，表決時中國沒有代表在場。然而，這並不表示中國是“無心插柳”，她為爭取在聯合國的“名分”已經做了20多年的努力。128個聯合國會員國中有76個國家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只有17票反對，這不是中國“突擊”的結果，而是政策正確和平時努力水到渠成。《時代》記者歸功於周恩來。周恩來去世後緬甸總理吳奈溫的悼詞也許說得更明白：“世界大國中，特別是超級大國中，若能出現更多像周恩來總理那樣能給予同情和諒解精神的領導人，這個世界該多麼好啊！”
“這一投票的結果也同樣預示著美國的失敗，而且幾乎是致命的。美國失去了大部分利益，因為它想達成的結果永遠地失去了實現的機會。”1971年，形勢對中國越來越有利，連一心阻撓中國重返聯合國的美國也覺得“山高難遮日”了。這時，美國又玩新花樣，炮製了所謂的“雙重代表權案”，即在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同時保留“中華民國”的代表權。這其實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沒有什麼本質區別，“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堅決反對。在26屆聯大召開之前，周恩來在與斯諾的一次談話中就明確表示：“如果聯大會議通過贊成我們的合法席位，同時驅逐臺灣，當然我們對此要進行考慮。”周恩來不但絕不容許“中華民國”的代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一起坐在聯合國大廈裡，也絕不贊同美國與臺灣保持官方關係。聯大投票結果出來後，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對周恩來說希望能在紐約見到他，周恩來的反應強烈而堅決：“絕不可能！絕不可能！只要臺灣大使館還在華盛頓，你就絕不會在美國見到我。”
《時代》記者雖然為美國沒有能夠“力挽狂瀾”感到遺憾，但還是對中國重返聯合國之後的前景做出了客觀的預測：“它會為聯合國帶來新的能量，每個人都會發現新的改變。”記者乾脆直接引用周恩來的話說：“就像周恩來所反覆強調的那樣：一兩個大國將自己的意志凌駕於世界各國之上的時代將要結束了。”
第五次：“尼克松的中國之旅”
1972年3月6日的《時代》封面像一副不太規則的四格畫：尼克松分別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尼克松與夫人一起遊覽長城，觀看中國樣板戲“紅色娘子軍”；把這幾個畫面巧妙分割開的正好是一個黑色的“友”字。
尼克松宣佈訪華的消息讓全世界大吃一驚，他對中國訪問的時間之長同樣讓美國人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時代》記者甚至以調侃的語氣寫道：“尼克松到底還回不回來？”因為“美國總統很少對國外進行如此長時間的訪問――整整一個星期。更何況這次訪問的國家是美國從前從來沒有過政治往來，甚至在過去的20年處於敵對狀態的國家。”從中國方面看，邀請到尼克松訪華太不容易了，要知道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是最仇視和不承認新中國的國家，而且美軍在朝鮮炸死了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與20多年來的宿敵交朋友，既要說服對方，更要說服自己，這不是一般外交家能夠做到的。作為中國的二號人物，林彪既不同意也不相信周恩來可以把尼克松請到中國來，他說，如果周恩來能邀請到尼克松，他也能邀請到勃列日涅夫。而周恩來成功了，尼克松也認為：“首功應該歸於一個人，就是周恩來。”周恩來自己當然也很高興，他對尼克松說：“你先到這裡來了，莫斯科氣得要命！”
《時代》記者罕見地第一次以友好的筆調對中國進行了正面報道。尼克松訪問北京時正值大雪紛飛，“20萬中國人走上街頭自覺掃除積雪”，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發生的。《時代》記者對此評論道：“中美之間最重要的問題應該是兩國應該如何互相學習，互相借鑑。” 關於尼克松訪華的意義，周恩來在機場與尼克松握手時那句名言已經做了形象的詮釋：“總統先生，你把手伸過了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我們25年沒有交往了啊。”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時代》站在美國的狹隘立場，卻認為自己吃了虧，覺得美國“沒有從中撈取明顯的好處”，而且兩國的鴻溝也“沒有因此而縮小”，比如兩國“沒有就亞洲地區的和平問題進行討論，對作為亞洲強硬勢力的日本問題沒有達成共識，也沒有就韓國朝鮮分裂的問題給出任何意見”，因此尼克松的中國之行被形容為“一場秀”，是為連任撈取選票的“政治演出”。
《時代》記者在文章最後寫道：“在不久的將來，總統的這次訪問成果就會被世界的政治格局所檢驗。……這次總統的訪華究竟將在新的領域如何影響兩國的關係，誰會得益，誰會有所損失，這些都不是尼克松、毛澤東或者周恩來現在能夠回答的。”而今，我們已經看到結果。周恩來在和尼克松會談時曾引用毛澤東的一首詩說：“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他認為自己只是推開了中美關係緊閉的大門，後面的路還很長，他只能期盼這一天的到來併為之歡欣鼓舞。
第六次：“勝利屬於周恩來”
1975年2月3日，周恩來最後一次登上《時代》封面。短短五年，周恩來已經第三次成為《時代》的封面人物。是什麼使《時代》再次聚焦在周恩來身上？
1973年底開始，“四人幫”發起了“批林批孔”運動，在《時代》記者眼裡這場“粗暴、野蠻的誹謗運動”矛頭直指周恩來。周恩來身心受到極大傷害，被迫於1974年6月1日從中南海西花廳搬到了解放軍305醫院。這正中“四人幫”下懷，因為四屆全國人大將在1975年初召開，他們想乘機“組閣”以控制國務院。8個月來，周恩來都沒有公開露面，西方評論家普遍認為他將就此淡出中國政壇，不料周恩來卻突然出現在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的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並作了《政府工作報告》。
由於三屆全國人大的召開已是10年之前，因此最吸引《時代》記者目光的是四屆人大宣佈的人事調整，它將深遠影響中國政局的未來走向。在這次大會上，周恩來再次當選為總理，誠如《時代》所評論的：“自1949年10月以來一直擔任總理的周恩來，在70歲（筆者注：實為77歲）高齡再次連任此職，不是簡單的事情。”引人注目的還有鄧小平，他成為國務院12位副總理中的第一副總理，這也不是簡單的事情。除了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同時還有兩個十分重要的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成為唯一一位在黨和政府同時得到提升的官員，並首次擔任重要軍職，周恩來在中間當然沒少費心。周恩來的運籌當然不是到此為止，在國務院29個部長中，絕大部分都是忠誠可靠的老幹部，如78歲葉劍英擔任了國防部長，65歲的李先念總管財政和貿易，“四人幫”的人只搶到一個部長的位子（文化部）。周恩來的這些安排，被“四人幫”視為“復辟”，《時代》則認為：“重新安排老一輩革命黨人的工作，在許多方面說來，是公正的，也是適當的。”
《時代》的封面上寫道：“CHINA，LOOKING BEYOND MAO”，文章對此做出了回應：“朝前看看毛澤東身後年代的中國，周恩來聲言到本世紀末，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完成現代化建設之時，使他的國家‘立足於世界國家的前列’。”這是周恩來第二次重新提出“四個現代化”。《時代》記者一邊預言“儘管有創造性的黨主席毛澤東還高高在上，70年代卻已成為周恩來時代了”。
《時代》對周恩來的六次注目只不過反映了周恩來偉大一生的六個片段，去掉《時代》記者觀察中國的美國顏色，可以看到周恩來殫精竭慮、嘔心瀝血、智慧超群、縱橫捭闔，為新中國的成長和壯大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同時，美國媒體自命“第四權力”，報道力求客觀公正，《時代》記者的專業水準也很高，眼光犀利，見解獨到，但其立場並不是“世界主義”的，而是“國家主義”的。在1972年以前，《時代》記者以“敵對”的眼光去打量周恩來，其報道不乏偏見甚至歪曲；1972年以後，中美雖然還沒有成為“朋友”，但已經不是“敵人”，《時代》記者對周恩來的報道就趨於客觀和公正了。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透過《時代》的“西洋鏡”，我們看到了一個別人眼裡的周恩來和當時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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