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研究人員在實驗室裡展示了一種約5毫米大小的白色物體。據稱，在盛滿培養液的器皿中裝著的，是由誘導性多能幹細胞（iPS細胞）培育的“人工腦”，它已被確認與受孕25~38周的嬰兒大腦有著相似的腦電波。
此前，美國華盛頓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的研究團隊宣佈，他們“首次把多個人的大腦安全連接在一起解決問題”，即使用特殊的頭部設備將3個人的大腦連接在一起，通過腦電波共同玩類似“俄羅斯方塊”遊戲。
《日本經濟新聞》在報道上述成果時指出，大腦被視為人體最後的邊界。人類研究大腦相關科技帶來了各種問題，例如擁有意識的人工腦屬於物體還是人體的一部分？人類是否會無法操控具有惡意的信息？同時引述專家的話說：有必要確定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應正視倫理性課題。人類的定義將根據技術的進展而改變，目前需要的是思考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該報在另一篇報道中則宣稱：把人類和IT、機器人結合起來，飛躍式提高人類本來就具備的能力的新技術“人體增強”已經問世。在人工智能（AI）超越人類能力的威脅論升溫的背景下，AI也將成為人類本身運用尖端技術來提高能力的手段。未來有可能誕生具備不同尋常的身體能力和智慧的“超人”。
我們熟悉的美國隊長就是一位利用科技改造的“超級人類”
這真的不是在講科幻故事了。事實上，眼下在美國，已然興起了一種名為“超人類主義”的新意識形態。其發端，或許可以追溯到2003年發表的一份引起很大反響的報告：《用以增強人類功能的技術的匯合：納米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及認知科學（NBIC）》。用一位超人類主義的代表人物、瑞典科學哲學家尼克·博斯特倫的話說：終有一天，我們將得到機會增強我們的智力、體能、情感和精神，達到遠遠超出今天看來可能達到的程度。到那時，我們將走出人類的童年，進入後人類時代。
然而，前述那份報告問世後不久，美國又出爐了一份與之截然相對的另一份報告《超越療法：生物技術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拉開了“生物進步主義者”與“生物保守主義者”之爭的序幕。這份由美國生物倫理委員會組織撰寫的報告極力反對“增強”人類技能的計劃，強烈建議醫學及使醫學取得飛躍式突破的新技術完全停留在以治療為唯一目的的傳統框架中，完全排除任何“改良性”治療，尤其從根本上批判利用生物技術和基因工程來製造“超級（優秀）兒童”、“不會老化的身體”和“充滿快樂的靈魂”等普羅米修斯式計劃。參與該報告撰稿的美國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甚至稱超人類主義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思想”。
儘管如此，亦有不少學者認為，禁止一切超人類主義計劃，對超人類主義或多或少帶有的“優生學噩夢”的種種可能防患於未然——這種想法在實踐中是不可能堅持的，理由很強大也很明顯：沒有人能與之抗衡。
確實可以想見，技術蛙跳般躍進，迅即攀上倫理懸梯，甚或會超過道德、法律的監管對其控制的速度。眼下更多的或許是我們對於自身的困惑：人工器官或神經移植器官這類人工部件，會被認為是接收者身體的一部分，還是植入該人身體的一個異物。特別是，當人工移植器官與身體的自然過程越來越契合，“我”與“非我”、“正常”與“比正常更好”這兩者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的時候。這就要問了：人類的身份構成是什麼？我們肉體的某些部位人工化之後，我們的身份是否會發生改變？人類身份是一種不可能改變的固定價值，還是一種不斷演變的現象，對我們個人甚至對全人類來說也一樣？
美國基因政策研究中心負責人伊芙·赫洛爾德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目前還根本不清楚的是，社會是否會描繪出一種更加深刻的品質，超越健康和能力，形成一種新認識的內核，從而予人以尊嚴。反過來說，無論我們接受多少增強技術，使我們之所以成為人的那些相同的核心屬性（尚待充分明確的屬性），依然是恆久不變的。
我們的社會，究竟能有多大的空間，容忍比我們目前所能想象出的人類多樣性呢？
審核：王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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