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展示了一种约5毫米大小的白色物体。据称，在盛满培养液的器皿中装着的，是由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培育的“人工脑”，它已被确认与受孕25~38周的婴儿大脑有着相似的脑电波。
此前，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团队宣布，他们“首次把多个人的大脑安全连接在一起解决问题”，即使用特殊的头部设备将3个人的大脑连接在一起，通过脑电波共同玩类似“俄罗斯方块”游戏。
《日本经济新闻》在报道上述成果时指出，大脑被视为人体最后的边界。人类研究大脑相关科技带来了各种问题，例如拥有意识的人工脑属于物体还是人体的一部分？人类是否会无法操控具有恶意的信息？同时引述专家的话说：有必要确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正视伦理性课题。人类的定义将根据技术的进展而改变，目前需要的是思考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该报在另一篇报道中则宣称：把人类和IT、机器人结合起来，飞跃式提高人类本来就具备的能力的新技术“人体增强”已经问世。在人工智能（AI）超越人类能力的威胁论升温的背景下，AI也将成为人类本身运用尖端技术来提高能力的手段。未来有可能诞生具备不同寻常的身体能力和智慧的“超人”。
我们熟悉的美国队长就是一位利用科技改造的“超级人类”
这真的不是在讲科幻故事了。事实上，眼下在美国，已然兴起了一种名为“超人类主义”的新意识形态。其发端，或许可以追溯到2003年发表的一份引起很大反响的报告：《用以增强人类功能的技术的汇合：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认知科学（NBIC）》。用一位超人类主义的代表人物、瑞典科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伦的话说：终有一天，我们将得到机会增强我们的智力、体能、情感和精神，达到远远超出今天看来可能达到的程度。到那时，我们将走出人类的童年，进入后人类时代。
然而，前述那份报告问世后不久，美国又出炉了一份与之截然相对的另一份报告《超越疗法：生物技术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拉开了“生物进步主义者”与“生物保守主义者”之争的序幕。这份由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组织撰写的报告极力反对“增强”人类技能的计划，强烈建议医学及使医学取得飞跃式突破的新技术完全停留在以治疗为唯一目的的传统框架中，完全排除任何“改良性”治疗，尤其从根本上批判利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来制造“超级（优秀）儿童”、“不会老化的身体”和“充满快乐的灵魂”等普罗米修斯式计划。参与该报告撰稿的美国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甚至称超人类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思想”。
尽管如此，亦有不少学者认为，禁止一切超人类主义计划，对超人类主义或多或少带有的“优生学噩梦”的种种可能防患于未然——这种想法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坚持的，理由很强大也很明显：没有人能与之抗衡。
确实可以想见，技术蛙跳般跃进，迅即攀上伦理悬梯，甚或会超过道德、法律的监管对其控制的速度。眼下更多的或许是我们对于自身的困惑：人工器官或神经移植器官这类人工部件，会被认为是接收者身体的一部分，还是植入该人身体的一个异物。特别是，当人工移植器官与身体的自然过程越来越契合，“我”与“非我”、“正常”与“比正常更好”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候。这就要问了：人类的身份构成是什么？我们肉体的某些部位人工化之后，我们的身份是否会发生改变？人类身份是一种不可能改变的固定价值，还是一种不断演变的现象，对我们个人甚至对全人类来说也一样？
美国基因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伊芙·赫洛尔德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目前还根本不清楚的是，社会是否会描绘出一种更加深刻的品质，超越健康和能力，形成一种新认识的内核，从而予人以尊严。反过来说，无论我们接受多少增强技术，使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相同的核心属性（尚待充分明确的属性），依然是恒久不变的。
我们的社会，究竟能有多大的空间，容忍比我们目前所能想象出的人类多样性呢？
审核：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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