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歷史人物，恐怕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樣的是非混雜，譭譽參半。新文化運動時，他和其兄魯迅，都是大潮中的中堅人物。後來，他們兄弟失和，成為陌路。日軍佔領北平後，他竟然出任偽職，淪為文化漢奸。然而，也就是在此期間，他又盡其所能地保護李大釗的兒女，並將他們送出日偽統治下的北平，前往革命聖地延安。如此謎一般的人生經歷，吸引眾多的文化人進行研究和破解，可是，就是沒有人能夠說得清、道得明。
五四弄潮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周作人的地位是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他以小品、散文見長，文章風格清澀幽默，所匯聚的著作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永日集》、《談虎集》、《看雲集》等。他對神話、童話和民俗學的研究獨有造詣。他是一位學貫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學家，在五四大潮湧來時，他站在文學革命的前沿，由主張“人的文學”到呼喚思想革命，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營壘中的領軍人物。所以，著名的文學家蘇雪林說：“與其說周作人先生是個文學家，不如說他是個思想家。”他和魯迅在五四時期，“同稱為‘思想界權威’”。他的小品文創作，其成果在新文學運動中是“第一位”的。所以，“他給予青年的影響之大和胡適之、陳獨秀不相上下”。
1917年1月，陳獨秀來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其所創《新青年》也隨之在北大落戶，成為北大文科的同仁刊物。周作人是以翻譯家的身份，活躍在《新青年》時期的文壇上。他批評林紓這類翻譯家，“用漢文一般樣式”，把外文作品，變成“隨意亂改的胡塗文”，這種“抱定老本領舊思想”的譯作，無非是“把外國異教的著作，都變作斑馬文章，孔孟道德”。他主張：“應當竭力保存原作的風氣習慣語言條理，最好是逐字譯，不得已也應逐句譯，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頭換面。”他之所以如此推崇“直譯”法，就是要輸入與中國傳統迥異的新思維、新語法、新詞彙，以彌補中國語言的貧乏和不足。他的譯作得到《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讚譽，錢玄同說：“我以為他在中國近年的翻譯界中，是開新紀元的。”
他不單是個文學家和翻譯家，還和魯迅一樣，深刻了解民族病態的劣根性，在《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中，他大聲呼喚：
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
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憒的痛疽
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此時，新舊思想之爭日趨白熱化，《新青年》一月出一刊，已遠遠落後於形勢，於是，陳獨秀倡議再創一更貼近現實政治的刊物。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記有這樣的記載：“下午至學長室（陳獨秀辦公室，作者注）議創辦《每週評論》，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資3元。”
當時，中國知識界內激進與保守，營壘分明。周作人以《新青年》、《每週評論》為陣地，乃激進的文化精英人物。《每週評論》創刊伊始，他便發表《人的文學》、《論黑幕》和《平民文學》等。陳獨秀讀過這些文章後，很感振奮，立即寫信說：“大著《人的文學》做得極好。”周作人的文章頻頻在《新青年》和《每週批評》上發表，改變著文壇的創作走向，用胡適話說，周作人用“最平實偉大的宣言”，概括了中國新文化理念的“兩個中心思想”，即“活的文學”和“人的文學”。繼《人的文學》後，他又發表《思想革命》等，指出：“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他主張新文化運動要有破有立，那就是“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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