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犯上海閘北，第十九路軍官兵守土有責，奮起抵抗，史稱“一·二八”淞滬抗戰。坊間有文章說，“戰事爆發後，蔣介石、汪精衛既不發兵增援，反想借日軍之手消滅第十九路軍，並且派出黃埔嫡系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師到上海監視第十九路軍，計劃在該部失敗以後，準備接防”。（樊振：《第三黨策動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事實究竟怎樣？筆者檢閱相關史料，覺得此一問題還有討論空間。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1931年9月18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張學良下令不抵抗，一夜之間東北許多地方淪陷。22日，南昌行營參謀長熊式輝請示：“淞滬為通商巨埠，日艦駐泊甚多，交涉萬一不能迅速解決，日方擴大行動，對我要塞兵工廠及重要各機關施行威脅或襲擊時，我陸海軍究採取何行動。”蔣介石回覆：“應正當防範，如日軍越規行動，我軍應以武裝自衛，可也。”

1930年代初期的蔣介石

10月初，日軍增調軍艦至上海，蔣介石示意上海市長張群：“日本軍隊如果至華界挑釁，我軍警應預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邵元衝當日參加特種外交委員會會議，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關於日本近日派軍艦來長江示威之應付，決定令淞滬軍警長官嚴加防禦，必要時取自衛行動。”

由此可見，蔣介石對於能夠直接掌控的長江下游一帶，所採取的對日態度是“守土自衛”，堅決抵抗。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中國國民黨內部正因胡漢民被軟禁湯山事件，處於分裂狀態。支持胡漢民的一派在廣州另立政府，與南京分庭抗禮。國難臨頭，南京政府謀求黨內團結，率先做出善意舉動，發表寧粵雙方均可接受的陳銘樞為京滬衛戍總司令官兼淞滬警備司令。廣東方面隨之提出一系列強硬要求：釋放胡漢民；調第十九路軍衛戍寧滬；蔣介石發表下野通電。

第十九路軍愛國官兵

10月中旬，胡漢民恢復自由；11月初，第十九路軍（下轄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七十八師）從江西調駐寧滬；12月15日，蔣介石正式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各職。根據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的推舉，林森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就任行政院院長。

此際，日本為了掩護製造“滿洲國”，又頻頻在上海挑起事端。孫科政府面對內憂外患的糟糕局面，窮於應付，甚至連軍餉都不能按時發放。

1932年1月13日，蔣介石從老家溪口來到杭州，公開表示“願以在野之身，盡個人之責”。18日下午，蔣介石、汪精衛、孫科、張繼、張靜江等人，在西湖煙霞洞舉行會談，蔣、汪達成一致，要想方設法應付目前種種內外危機。蔣介石主張“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汪精衛提倡“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

第十九路奮起抵抗

比較積極的軍事部署

淞滬抗戰打響之前，蔣、汪出於“保全上海”的目的，指派張靜江等人赴滬遊說，建議上海地方在對日交涉中應當“避免衝突”。南京政府亦有此打算，參謀總長朱培德、軍政部長何應欽下令憲兵司令谷正倫，派憲兵一團即刻開赴上海閘北一帶，在第十九路軍與日軍之間形成緩衝地帶。

1月27日，上海市政府正式下令取消各界抗日會，市長吳鐵城旋即又答覆日方，就18日下午發生的“衝突”事件表示歉仄，願意給予死傷的日本僧侶“酌情撫卹”。日本駐滬總領事對此感到“滿意”，但日本軍方不肯善罷甘休，28日深夜悍然向第十九路軍、憲兵第六團發動襲擊。吳鐵城當即向日方提出嚴重抗議：“所有破壞和平及本市安寧所發生之一切責任，應由貴方負責。”

挑起事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

“避免衝突”並不代表南京政府在軍事上毫無準備。《京滬警備計劃草案》判斷日軍可能在上海、江陰、鎮江等地登陸，明確提出“適當地分控野戰軍擔任警備，並相機出擊，以策京滬之安全”。蔣介石致電第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令其從速調派兩個山炮連增援上海。29日凌晨1時，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副總指揮兼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向全國各界發出通電，表示“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絕不退縮，以（而）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

國民黨中政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遷都河南洛陽和改組軍事委員會，任命蔣介石、馮玉祥、張學良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命令第十九路軍全力防守上海，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師防守南京。蔣介石主張“一面預備交涉，一面積極抵抗”，“交涉必須定一最後防線與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退讓至不能忍受之防線時，即與之決戰，雖至戰敗而亡，亦所不惜

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

1月30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電》，聲言“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視信義之暴日相周旋”，“今身雖在野，猶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俞濟時致電蔣介石：“滬案嚴重，十九路軍應戰頗獲勝利，唯恐不能撐久。可否將本師調滬增援，乞示

2月1日，軍事委員會決定將全國劃分為四大防衛區，規定各防衛區“除酌留部隊綏靖地方外，均應將防區內兵力集結，以便對日寇之侵略進行抵抗”。5日，蔣介石明確指示何應欽，“如吳淞要塞陷落，日本陸軍登陸參戰時，則我飛機應即參加滬戰”。蔣又致電蔣光鼐、蔡廷鍇，“如果日軍有二師以上之陸軍，則我方應重定計劃須與之正式決戰，如有必要，中（正）可親來指揮也”。

第十九路軍副總指揮兼軍長蔡廷鍇

蔣、蔡提出炮兵太少，蔣介石示意何應欽，“可調山炮一營，歸十九路軍指揮”。日軍增兵上海，蔣介石下令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師集中崑山、南翔之間待命。何應欽建議任命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為軍長，“使其指揮八十七、八十八兩師”。蔣介石贊成，即與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炮兵學校之山野炮隊、稅警總團王庚旅、軍政部直屬地雷隊和鐵道炮隊等，組成第五軍，馳赴前方增援。

第五軍軍長張治中（左）

此外，蔣介石要求駐防鄭州的胡宗南第一師等，做好秘密渡江準備。考慮到作戰傷亡，又指定第四十七師、第二十一師、第八十師和河南保安處，各自挑選現役官兵五百人，增補第十九路軍。17日前後，這些援兵紛紛抵達南京，蔣光鼐、蔡廷鍇派員接洽點收。不過第一師的開拔速度較慢，蔣介石擔心過江時遭到日本海軍炮擊，“每夜只開一團至兩團為止，到滁州與浦口間各車站下車，徒步行軍至江邊過江”。

3月初，在列強幹涉之下，中日雙方先後表示接受停戰決議，但前線槍聲不斷，日軍多次進攻滬西，均被擊退。隨著第一師和第四十七師陸續集結常州、無錫、常熟、太倉一線，蔣介石制定了第二期抵抗作戰方案，他對路透社記者說，“中國願意和平解決爭端，如日軍實行攻擊，國軍決計力抗，其責任當在日方”。

妥協與停戰

上海是遠東第一大都市，出於自身利益考慮，駐滬英美領事第一時間出面調停。他們提出：日軍退回租界，中國軍隊由現有防地後撤兩千米，緩衝區由中立國軍隊代為巡邏。何應欽在會議時致電吳鐵城：“

閻錫山調撥給第十九路軍抗日的重迫擊炮

蔣介石也認為“只要不喪國權，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難以忍受之條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機，與之交涉”。中方代表當即表示接受，日方代表則表示要向政府請示後再做答覆，實際上是緩兵之計，第十九路也乘此機會調整部署。2月4日，戰火再度燃起，日軍猛攻吳淞要塞。”何應欽極力主和，先後派出步兵學校校長王俊、軍政部次長陳儀與日軍第九師團參謀長商談停戰事宜。

蔣介石覺得“滬事以十九路軍保持十餘日來之勝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與決戰為主”，也未嘗不可，但前提條件有兩點：日本確無侵佔閘北之企圖；停戰條件須雙方各自撤退到相當地點。中國軍隊退出地方，由中國警察維持。

2月18日，增援到滬的日軍部署完畢，向中方發出最後通牒：中國軍隊從浦東、浦西交戰區域分別後撤約二十公里，撤退區域內的各種軍事設施須一律解除；日軍在撤退區保有飛機偵察權；日軍在中國軍隊撤退地區派調查員；中國軍隊完全保護上海附近日本人的生命財產；中國政府禁止排日活動。

奉命增援上海的中央軍第八十八師師長俞濟時

蔣介石對此極為憤慨，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何物倭寇，其不知中國尚有人耳。”隨即致電陳銘樞：“觀倭寇今日要求，可知和平無望。”23日，蔣介石提醒京滬衛戍司令部，“預計援軍到達尚須十日，希轉囑蔣光鼐、蔡廷鍇務照原計劃，在南翔之線趕築工事，以期長期抵抗”。

3月下旬，國際聯合會施壓，中日雙方開始正式會談，中方明確反對日方提出的創立上海自由港、擴充租界、設立緩衝區等無理要求。5月5日，經過長時間的折衝斡旋，中日雙方簽訂《上海停戰及日方撤軍協定》，主要內容包括：日軍撤回公共租界，但可暫時駐紮於租界毗連地方；中國軍隊被禁止越過安亭鎮附近起，經望仙橋向西至長江邊的滸浦口之線，直到“常態恢復”，但什麼時候恢復“常態”須由列強說了算；日軍撤退的佔領區，允許中國警察立即接管。

《協定》明顯有損中國主權，尤其是上海市區不能駐軍一項，南京政府心裡很不率，後來變通成立準正規軍組織——上海保安總團。根據保安總團第二團第一大隊第一中隊中隊長吳羽軍回憶，保安團的步槍、輕重機槍等武器與一般正規軍並無太大差別。

1930年代的上海外灘

幾點淺見

梳理淞滬抗戰史料，所謂蔣介石不發兵增援，反想借日軍之手消滅第十九路軍的說法，顯然不能成立。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師作為嫡系部隊，早在戰事爆發之前，就已列入京滬警備作戰序列，並不存在監視第十九路軍，伺機接防的陰謀計劃。實際上第五軍增援上海，蔣介石還特別叮囑張治中、俞濟時：“

淞滬戰事結束後的4月中旬，蔣介石又電令張治中、俞濟時：“軍委會決任憬然（蔣光鼐）為京滬路總指揮，請兄等竭誠歡迎，並一致服從。”得知陳銘樞、蔣光鼐一行經過常州，蔣介石電囑胡宗南“殷勤接待”，“十九路軍教導團在蘇畢業，如憬然願約弟同行，則可同往觀禮，以資聯絡，憬然、賢初（蔡廷鍇）皆為我軍不可多得之將領，應精誠團結也”。

總的來說，蔣介石對“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

特別聲明：本文引用的所有電文均來自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1985年編印的《上海抗日救亡運動資料選編》

參考文獻：

1、郭汝瑰，黃玉章 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上海抗日救亡運動資料選編》，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1985年版。

3、餘子道著：《抵抗與妥協的兩重奏：“一·二八”淞滬抗戰》，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4、《張治中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5、《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國史館”(臺北）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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