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出生於湖北省黃岡縣回龍鎮下張家灣村的一個鄉村教師家庭。童年隨父親入村塾讀“四書”“五經”，學寫詩文。他勤奮好學，愛好勞動。由於常聽父親講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慘敗，清政府腐朽無能、喪權辱國的故事，使得幼年的李四光就萌懷了滿腔的愛國熱情，並暗下決心，長大後一定要為祖國爭氣，學會造船，打敗帝國主義的侵略。1902年，兩湖開辦新學堂，李四光離開家園，來到省城武漢，順利考入西路高等小學堂。由於每次考試成績都名列前茅，因此學習未滿兩年，尚未畢業的他就被湖北省選派官費留日深造。1904年7月，李四光抵達東京，入宏文書院學習日語。
李四光
孫中山親自主盟加入中國同盟會
1905年8月，李四光由孫中山先生親自主盟加入中國同盟會，成為第一批會員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中山先生見其年輕，勉勵他要“努力向學，蔚為國用”，更加堅定了李四光刻苦學習、報效中華的決心。190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舶用機關科，學習造船機械，初步實現了他為祖國學習造船的心願。1910年7月，李四光畢業歸國，任武昌湖北中等工業學堂教師兼工場場長。第二年秋夏之交，他參加清政府舉行的留學生回國第六次廷試，成績優等，獲“工科進士”稱號。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清政府被推翻，武昌成立了鄂軍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財部參事，後被選為湖北省實業部部長，1912年改為實業司司長。不久，袁世凱竊權，篡奪了革命果實，辛亥革命失敗。李四光懷著鬱悶的心情，憤然辭去了實業司司長的職務。1913年7月，李四光獲臨時稽勳局通知，官費保送留英學習，入伯明翰大學。考慮到為祖國造船，不能沒有鋼鐵，要鋼鐵就得先搞冶煉，因此他先學了採礦一年，又感到採礦離不開地質，又決定轉到理科地質系，開始專攻地質學，從此走上了“科學救國”的道路。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在事變前後，蔣介石、汪精衛在廬山先後邀請了全國各大學教授及各界領袖舉行談話會，名曰交換對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意見。李四光作為首批邀請對象到了廬山。李四光也想了解一下國民政府對抗戰的態度，所以，上山後他先是拜訪了曾經與其在日本、南京有過交往的汪精衛。一見面，李四光就提出“現在再不打，別無出路”的觀點，而汪精衛卻大談不能打的道理，使得李四光非常失望。當蔣介石、汪精衛正式舉行談話會時，李四光斷然拒絕了他們的邀請。
由於李四光不買蔣介石的賬，加上他一貫反蔣，當傳來蔣介石要抓他的消息後，為了家人的安全，李四光全家搬到了農村。農村幽靜的環境，更讓李四光靜下心來從事科學研究。在煤油燈下，他完成了《二十年經驗之回顧》《山字型構造實驗和理論研究》等論文和著作的初稿。儘管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但他卻從未中斷過自己的科學研究。1941年，李四光獲得“丁文江先生紀念基金委員會”獎金。
隨著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地質研究所也遷回南京。1946年11月，李四光乘船由重慶準備回南京。這時，國民黨挑起的內戰已經打響半年，使得他對蔣介石徹底絕望。抵達南京時，儘管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在碼頭迎接，但李四光卻不下船，直接去了上海。1948年2月，李四光應邀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第十八屆國際地質年會後，沒有立即回國，而暫時移居海外。隨著解放戰爭形勢朝著有利於人民方向的進一步發展，國民政府要員開始紛紛南逃，地處南京的地質研究所也被通知搬到廣州中山大學。在國外的李四光得知消息後，連續寫信給地質研究所的同事，希望同事們設法阻止地質研究所南遷。由於李四光的強烈反對和研究所其他同事的共同努力，研究所最終留在南京，解放後幾乎原封不動地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出國前，周恩來指示郭沫若一定要同仍在國外的李四光聯繫上，邀請他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郭沫若遵囑，給李四光寫了請他回國的信。南京解放後沒幾天，陳毅司令員到地質研究所視察時，詢問李四光的有關情況後，明確告訴地質研究所的科學家們，歡迎李四光回國。
正當李四光在焦急中等待起程的時候，逃到臺灣的國民黨當局策劃了阻撓李四光回國的陰謀。他們要李四光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全國政協委員的職務。如果不辦，就要扣留他。李四光當機立斷離開了英國。當國民黨駐英國大使館派員來找李四光時，他已經到了法國。1950年4月6日，李四光攜家人安全回到國內。他接受周恩來的安排，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李四光對“中國貧油”論提出挑戰
舊中國有三個全國性的地質機構：中央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礦產測勘處。通過調查和徵求地質工作者的意見，新中國政務院批准建立“一會、二所、一局”的方案：一會，即地質工作計劃調配委員會，後改為地質工作指導委員會；二所，即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一局，即財政經濟委員會礦產地質勘探局。
全國地質工作者組織起來後，我國地質工作和地質研究工作出現了新的局面。隨著經濟建設形勢的進一步發展，1952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會議又決定成立地質部，任命李四光為部長。從此，李四光走上了領導全國地質工作的重要崗位。
李四光出任地質部部長之前，國外的所謂地質權威們根據他們對中國的膚淺研究，曾得出了這麼一個結論：中國東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遙遠；西北部不會成為重要的油田；東北地區不會有大量的石油。總之，中國是一個貧油國。這個結論當時為整個中國地質界所相信，唯獨李四光對此持有異議。
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根據自己的研究，對“中國貧油”的定論提出了挑戰。1935年他再次提出中國可能找到石油。但是，要推翻權威的定論談何容易。新中國成立後，經濟建設迅速發展，對石油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石油生產已經成為制約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嚴重瓶頸。毛澤東主席曾親自把李四光叫到中南海，十分擔心地問：“有人說‘中國貧油’，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呢？如果中國真的貧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新中國要進行建設，石油是不能少的，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
李四光非常明白主席此話的分量，他要為領袖分憂，而領袖的信任，更成為他努力向前的不懈動力。李四光一直不同意“中國貧油論”。一次他在石油管理總局作報告時，根據自己的地質理論，扳著指頭說，中國石油勘探遠景最大的區域有三個：第一，青、康、滇、緬大地槽；第二，阿拉善——陝北盆地；第三，東北平原——華北平原。
李四光的報告給人們以鼓舞。他在詳細地分析這三大含油遠景區域的地質構造特點的基礎上，明確提出應該首先把柴達木盆地、黑河地區、四川盆地、伊陝臺地、華北平原、東北平原等地區作為尋找石油的對象。1956年3月，他出任全國石油地質委員會主任。在他的指導下，全國石油普查工作開始了。通過普查，在全國各地陸續發現了含油遠景區。
根據李四光的理論，中國石油大軍開進了松遼平原，開始了大慶石油會戰。事實證明，李四光的分析是科學的。1960年對於新中國來說是最為困難的一年。然而就在這一年，大慶油田會戰卻取得了重大勝利。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勘探部門相繼找到了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國家建設急需大量能源的時候，由於廣大地質工作者的艱辛努力，滾滾石油冒了出來，這不僅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
1964年12月20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作為人民代表，李四光參加了這次盛會。會議期間，毛澤東主席親自接見了他。一見面，毛主席就親切而幽默地對他說：“李老，你的太極拳打得不錯啊!”正在練太極拳的李四光還真的以為毛澤東問他打太極拳的事，就連忙解釋說：“前幾年動手術，身體不太好，在杭州學過一陣太極拳，但打得不好。”其實，毛澤東所說的打太極拳是指找石油，是對李四光為中國找到石油所作出的貢獻的充分肯定。
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我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出席會議的李四光聽到這裡，禁不住流下了激動的熱淚。
“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鈾’兩種礦”
在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度裡，李四光青春煥發，揚眉吐氣，感到腰板硬了，信心足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也更加深刻了。他說：“就一個世紀來說，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教訓來說，只有共產黨在中國政治歷史上出現以後，中國人民才找到了正確的領導，脫離了受屈辱受壓迫的生活，並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了。”
1958年12月，黨組織根據李四光的申請和表現，由何長工、張勁夫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李四光就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了。那一刻，這位身經兩個時代和坎坷旅程的老科學家陶醉了，他感覺有莫大的幸福擁抱著他。當時已臨近古稀之年的李四光，竟說自己“像一個剛剛出生的嬰兒，生命的新起點才開始”。他似乎渾身蘊藏著無窮的力量，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潮之中。
提起新中國的核工業，很多人能說出一串科學家的名字，但裡面如果沒有李四光，這份名單至少是不完整的。李四光在20世紀20年代初就把“原子裂變”作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他認為鈾礦是稀有放射性礦床，往往產生在地質構造複雜的地區。20世紀30年代他曾派學生去廣西調查鈾礦，首次發現了磷酸鈾礦、脂狀鉛鈾礦和瀝青鈾礦。這項工作，後因戰亂暫時提不到實際利用日程而中斷。
1953年夏天，李四光到北戴河療養，朱德、李富春等也在那裡。李四光平時走路有觀察地質的習慣。有一天，在北戴河海灘邊，他散步時發現了一堆黑砂。當地漁民告訴他，日本人佔領時期，曾挖走不少這種黑砂。當夜，李四光就派人帶信到北京，找錢三強借儀器測試，並隨即向朱德反映此事。朱德提出，應及早著手放射性礦產資源的調研。
第二年，李四光在地質部普查委員會設立了第二辦公室，專門負責鈾礦資源的調查，這等於延續了他20年前想做而未能展開的工作。他在地質學會第二十九屆學術年會上敏銳地提出：“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鈾’兩種礦。”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李四光、劉傑、錢三強的彙報。毛主席在會上問李四光：“中國有沒有造原子彈的鈾礦石？”
李四光拿出隨身帶來的鈾礦石標本，答道：“有。但一般的天然鈾礦石，能作為原子彈原料的成分只有千分之幾，因此需要大量的鈾礦資源和濃縮鈾工廠。”李四光他們當著中央領導人的面對礦石標本進行了一次現場測量，探測器剛一接近礦石，就產生了信號。
毛主席見狀非常高興，說：“我們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床來。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現在是時候了，該抓了。我們只要有人，有資源，什麼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此後，李四光一直身居領導中國核工業事業的核心位置，曾任1956年成立的國家原子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陳雲）、1958年成立的中科院原子核科學委員會主任。他不僅直接領導原子核科學委員會的經常性工作，還親自給來自基層的地質工作者進行講解和部署。在他提出的三條東西構造帶上，陸續發現了儲量豐富、品位高的鈾礦床。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李四光的貢獻有多大，是不難推想的。
晚年潛心地震研究
李四光回國後，曾落腳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20世紀60年代，有關方面曾請他去看過李濟深在城內東單的一處住宅，他感到那處房子過於豪華，與自己一貫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棄了。此後，他親自選址、設計，並由國家建造了在紫竹院北面的小樓。這是一幢兩層小樓，總建築面積989.1平方米，有院牆環繞，院門朝北，樓門朝西。院內曲徑通幽，有假山、噴泉、果木點綴。
李四光是地質學家，擇地而居，必然捎帶關及“水土”，選象鼻子溝是如此，選此地也是如此。從周圍的一些歷史遺蹟看，這裡不失為一處“風水寶地”：門前有一棵有上千年曆史的銀杏樹。有人測量過，這棵樹幹周長9.8米，樹高約27米，樹冠蔭地面積約400平方米。傳說當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時，曾在這棵樹上拴過馬。李宅正南是紫竹院，西面是萬壽寺，北面是法華寺，還有幾座歷代名人的墓安在附近，如清朝康熙年間的兵部尚書甘文、明朝大太監劉瑾等。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於此後，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這裡生活、工作、做學問。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參加的小型會議，常在家裡召開。何長工、劉景範等地質部負責人也常來家中彙報事情，因而一進大門右手那間面積較大的客廳，實際兼具會議室的功能。四周是書櫥和沙發，中間是一張長條桌和若干把椅子。靠窗一側，陳列著許多第四季冰川沉積物的地質標本，多為當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穫。
客廳的隔壁是辦公室，一端牆上有一塊玻璃黑板。地質隊野外作業回來，向李四光彙報時，他常利用這塊黑板做一些講解或佈置，也借這塊黑板給科技人員講授地質力學，這大概是多年執教生涯所養成的習慣。
中國是一個地震多發國家。李四光對於地震地質和地震預報工作十分重視。早在1953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地震工作委員會時，他就親任主任委員。1966年3月8日，河北邢臺發生七級以上地震。災區牽動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心，周總理幾次召開會議討論有關事情，李四光都參加了。根據自己的研究成果，李四光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意見，為黨中央決策提供參考。
受總理兩次到邢臺視察的強烈感召，李四光也到了邢臺地區考察，取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資料。李四光提出，地震地質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偵察地震這個地下“敵人”的潛伏場所，並監視它的活動，為保衛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安全服務。
1968年，盛傳北京將發生強烈地震。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國務院召開緊急會議的通知。當他趕到會議廳時，已是凌晨兩點多了。周總理請李四光坐在他的身邊。這次會議是研究國務院接到的有關方面的報告，說當天清晨七時北京將發生七級地震，請國務院批准立即通知居民搬到室外居住。事關重大，總理把李四光請來，就是想聽聽李四光的意見。
李四光仔細聽了有關方面的彙報，又給北京地區的一些觀測站打電話詢問是否出現異常現象，各地都回答尚無異常現象。這時，李四光才對總理說，根據邢臺等地區地應力的長期觀察，有大震，一般都會有變化。根據北京各觀測站觀察的結果，今天晚上不一定要發出警報，當然要密切注意。
周總理覺得李四光的分析很有道理，就同意了李四光的意見，當晚沒有發出警報。事實證明李四光的判斷是正確的，北京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行動。
李四光的科研成果為黨中央的決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注意。1969年5月的一天，李四光被毛主席找去談話。他們從天體起源談到生命起源。臨別時，主席對李四光說，我很想看你寫的書，能不能送幾本書給我。他請李四光幫助收集一些國內外的科學資料。
李四光問：“您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學資料？”
毛主席用手畫了一個大圈說：“就是你研究範圍的資料。”
李四光非常感動，認為這是毛主席對科學事業的關心。因此，李四光親自選編了七項科學資料送給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
李四光是中國科學院第一任副院長、院士(原稱學部委員)，全國科聯主席、中國科協第一屆主席、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第二、第三、第四屆副主席。他是個多才多藝的科學家，不光散文寫得好，舊體詩寫得好，即便是地質學的論文，同樣寫得“有聲有色”。他的音樂造詣也相當深厚，尤好小提琴。1920年，他在巴黎曾用隨身攜帶的一張8開12行五線譜紙，譜寫小提琴曲《行路難》，這是中國人創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低沉的主調中帶著高亢的強音。在近80年之後的北大百年校慶的紀念晚會上，這首小提琴曲第一次得到公開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馬思聰是中國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說法。
李四光待人和藹、慈祥，不擺架子，無論對下屬，對身邊工作人員，對保姆，都一視同仁。因而，大家有什麼不同意見，也都願意當面向他提出來，無所顧忌。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放任大家，只不過不用訓人的方式而已。這也體現了一個大科學家所具有的胸襟和涵養。
李四光晚年仍在密切關注著地震研究。他經常分析大量的觀察資料，還冒著動脈瘤破裂的危險，多次深入實地考察地震的預兆。逝世的前一天，他還懇切地對醫生說：“只要再給我半年時間，地震預報的探索工作就會看到結果的。”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給兒女留下遺囑，談的是他最後幾年經常思考的地震預報、地熱利用和海洋地質等方面的問題。他把自己一生的辛勤勞動都獻給了偉大的祖國和人民！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周恩來總理在李四光追悼會上含淚讀了他的這封遺囑，聽者無不為之動容。在追悼會結束時，周總理指示李四光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一定要把李四光的遺著整理出來，一定要繼承李四光的科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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