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翩翩君子,戰國是亂世奸雄

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曆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代,這個時代,奠定了我國整個封建時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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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是兩個時間段,春秋和戰國,合起來,就是整個東周的歷史。

“春秋”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其得名於魯國的編年史《春秋》,其實這個解釋很模糊,很多人都知道這個解釋,但一直想不通,為什麼以魯國編年史為名,而魯國編年史又為什麼取名為《春秋》,而不是《冬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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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周時期,“寫史”是每個諸侯國都非常看中的,但具體記錄的細節上,又各有不同的風格。

魯國在記錄格式上,就不同與其他諸侯國,是按照一年四季,即春夏秋冬來記錄的的。所以,在魯國人編撰的史書上,經常能看到這樣的記載:某某年春,某國約我會戰;某某年秋,某王掛了;某某年冬,某王繼位了。

在古代,季節影響對古人來說是最直觀的。以農耕為基礎的華夏文化,季節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在四季當中,又以春季和秋季最容易出事,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多發生於春秋兩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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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攻打敵國,可干擾敵國糧食的播種,阻撓敵國農業生產,影響敵國來年的糧食儲備,而秋季發動戰爭,正是搶奪敵方糧食的最佳時機。而許多缺少糧食的諸侯國,往往在這個時候發動搶奪糧食的戰爭。

至於夏季和冬季,要麼太熱,要麼太冷,都不適合大規模戶外活動,一般情況下,大家都心照不宣的默認這種潛規則,極少在夏季和冬季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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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事之秋”這個詞,也正是來源於此。

不僅僅是戰爭,所有重要的儀式,比如祭祀,登基,會盟,談判等等,都會選在春秋兩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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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的說法,禮和樂,都是需要大型戶外場所,酷暑時節和寒冬臘月都不適合,所以冬季和夏季只適合宅在家裡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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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古人對“春”和“秋”的認知非常顯著,於是,魯國史官就以《春秋》來命名本國編年史。

而為什麼又選用魯國的《春秋》來為一個時代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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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不得不提到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孔子,孔子自然是魯國人,孔子曾經將魯國的史書《春秋》重新整理編撰,《春秋》正式升級為《春秋V2.0》,隨後這部V2.0成為了儒家經書之一,流傳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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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人中,又有人發現,《春秋》一書,其記載的歷史是“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這一段歷史(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而這又恰巧與“平王東遷”和“三家分晉”的時間段大致相吻合(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於是就以“春秋”一詞指代“戰國”之前的時代,而這個命名方式又得到了文人圈子的普遍承認和傳播。

而“戰國”,從公元前746年到公元前221年,其命名很容易理解,群雄爭霸。據統計,從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戰爭二百三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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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中提到:春秋是翩翩君子,戰國是亂世奸雄。這又怎麼解釋?

春秋時代,是個非常注重禮儀的時代,這要從《周禮》說起。

《周禮》又稱《周官》,講官制和政治制度,是儒家的經典,由西周時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周公旦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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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禮制,可以稱之為禮樂制度,分禮和樂兩個部分。禮的部分劃分人的身份制定社會規範,最終形成等級制度。樂的部分是基於禮的等級制度,運用音樂進行緩解社會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礎和前提,後者是制度運行的形式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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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是對三皇五帝時代一直到周朝禮儀制度的歸納總結,包含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等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周朝分封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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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各諸侯遵循周禮,必須服從周天子的命令,諸侯有為周天子鎮守疆土、隨從作戰、交納貢賦和朝覲述職的義務,治理諸侯國,保衛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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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的推行,擴大了周文化的影響,加強了周人的血親聯繫,維護了宗法等級秩序,其本質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

周朝享國共計791年,傳國君30代37王,如此漫長的歲月,周禮早已深入人心。

春秋時代,禮儀盛行,人人都以君子之風為榮。

而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一個奇葩現象就是,春秋時的戰爭,簡直不像戰爭,就像是一個儀式,一場遊戲。

此時的戰爭,是君子之戰,必須遵守戰爭禮儀,而誰要是破壞了戰爭禮儀,誰就會受到所有諸侯的恥笑,而此時,面子才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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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子之風盛行的春秋時代,戰爭的原則就是:儘量少死人。那時的戰爭是貴族的戰爭,只有貴族才能參戰,參戰的最低也得是個“士”,這就是“戰士”一詞的由來。而平民和奴隸是沒有資格參戰的。

此時的戰爭雙方,看中的不是輸贏,而是面子,寧可輸了戰爭,也不能失了禮儀,遭天下人恥笑。而輸了的一方,也不會被滅國,只需要投降,道個歉、認個錯,而戰勝的一方,也都止於“會諸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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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戰爭,是一種爭霸戰爭,類似與一種競技運動。其目的是為了讓對方屈服,以證明自己的強大,並不是為了吞併對方,掠奪財富。所以每場戰爭,基本沒有什麼太大的傷亡。

那時各國流行車戰,相互挑戰,只論輸贏,不拼生死。清人顧炎武在研究春秋的戰爭後說:“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殺人累萬者。”而後世三國演繹中,兩軍對陣,必先單挑的風格,十有八九就是出於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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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之前,必下戰書,並且約定時間地點,這在現代是不敢想象的君子(作死)行為。

很多與戰爭有關的名言金句,都是出於春秋時期,比如,兩軍交戰不斬來使,再比如師出有名,等等。後世對這些名句的理解,加入了某些戰爭哲學在其中,但對於當時的交戰雙方來說,這只是一種禮儀而已,與戰爭陰謀論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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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些戰爭禮儀,則被現世所拋棄,例如:不加喪,不因兇。意思是不允許趁敵國國君去世或者敵國鬧災荒等重大變故之際發兵攻打。要放後世,估計這種戰機,傻子也不會錯失的。

更有甚者,不鼓不成列,意思是說,對方沒有擺好陣型不可以打別人。並且如果第一次攻擊時,有人受傷了,那麼不能再繼續展開第二次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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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國的華向之亂中,公子城與華豹狹路相遇。華豹對公子城射出一箭,箭擦著公子城的耳邊飛過。公子城驚魂未定,連忙準備搭箭回擊,卻發現華豹又將弓箭拉滿了弦。公子城驚慌失色,向華豹大喊道:“你已經先射了一箭,我都已經受傷了,理應輪到我射你了,而你卻不給我機會還擊,這不符合禮法,你真是卑鄙無恥,會遭到大家恥笑的。”而華豹聽了之後,居然真把弓箭放了下來,等著公子城回擊,於是,公子城一箭把華豹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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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楚邲之戰時晉軍失利潰不成軍,一輛晉國的戰車在逃亡的過程中陷到了泥坑裡,後面追擊的楚國軍隊居然幫助晉軍修好了車軛,然後晉軍繼續逃亡,楚軍繼續追趕,可是沒跑多遠,晉軍的戰車又壞了,楚軍又一次幫忙修好了戰車,然後再追,到了五十步後楚軍就不追了。狼狽的晉軍居然回頭調侃楚軍說:“我們晉國打的敗仗不如你們多,你們楚國人對逃跑實在太有經驗了。”這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出處。

這種令後世不敢相信的戰爭文化,也只有在春秋時代才能看到。

周禮的制約,是這一文化的起因,雖然東周時期,周天子一年不如一年,但在春秋時代,周天子的餘威並沒有完全消散,對各諸侯都是一種無形的壓制,各諸侯都不願成為第一個破壞禮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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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成為封侯的人,要麼與周天子同姓,要麼有宗族或姻親關係,大家都是“兄弟之國”、“甥舅之國”,管仲曾經總結道“諸夏親暖,不可棄也。”既然是一個大家族,都在周天子這個雖然沒有什麼約束力,但畢竟還是家長的領導下,因此即使發生戰爭,也一樣籠罩著一層溫情脈脈的色彩。正如錢穆先生所言:“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瞭解。即使在戰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大人道、講禮貌、守信義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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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春秋中後期,各諸侯國經過制度改革,生產力大步發展,有些諸侯國的綜合實力,已經遠遠超過周天子。周天子的餘威徹底消散,再也無法壓制各諸侯國,只能在各諸侯的夾縫中生存。勢大的諸侯國,其野心慾望逐漸取代了對道德禮儀的尊崇,到了戰國時期,真正開始了真槍實彈的戰爭,動輒以萬為單位的人員傷亡。禮樂崩壞的時代,形成了另一種戰爭哲學,《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一系列以戰爭謀略為主旨的文獻書籍誕生,徹底摒棄了君子之戰的行為,以兵者,詭道也,拉開了戰國爭雄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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