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难找到适当的解释说明，为什么满洲人人口只有百万左右却能在公元1644年取得皇位。直到1599年，他们才开始有文字、八旗兵制。1635年他们才自称满洲人，一年之后又称清朝。
前后不出半个世纪，如此一个部落组织间尚不十分紧凑的同盟竟能摇身一变成为领导集团，统率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帝国。
满洲人入关
1644年的春天，明军部队唯一可能防制这场悲剧的只有总兵吴三桂。当北京危急时，曾有旨召吴三桂勤王，只是这计划尚未付诸实施，京城业已失陷。吴三桂于是开关让满洲兵进入。
各方传说吴对明朝及崇祯帝全不关心，他原就有意降李自成。这说法逐渐为人所信，甚至被载入历史。这传说并不能解答当前基本的问题，倒反映了当日亡明的群众心理。
当初明朝建立时，没什么组织原则，简单结构下的复杂问题得不到解决，自我抑制和对人谦恕实际上又妨碍了合理的争辩，每个人甚且不能将本身的利益道出。明代官僚缺乏技术上的能力去解剖“硬”的问题，只能转头以争辩对付“软”的间题，于是关注都在道德标准与皇位继承上。
对于明朝的覆亡，也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对付，避坚从柔，在各种传说之中夹杂着理智上的取巧。明代覆亡的速度超过了一般人的意料，事实上的演进令人惊诧。
人们因为歪曲的报告对发生的情形视而不见，或者有意自圆其说，以便甩脱他们的内疚和狼狈。用后人批判的目光来看，这种心理不能算作正常，也不健全。
其实，明朝并没有完全失去其军民的拥戴，但李自成称帝之路为何如此顺畅？仅在入北京之前两个半月，他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后，渡过黄河，通过山西全境，取得长城堡垒，即使攻京师也只遇到极弱的抵抗。
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简单直接的答案。我们不可以重新检讨当中主要的几段发展。
历史家公认明代的覆亡是由于财政的破产。迄至1644年，明军欠饷数百万两，很多士兵已经年累月领不到饷。而且，现有的财政机构本身，力量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财政崩溃有好几个原因。
第一，明帝国两面作战时，军费应由比较富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没有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的威权， 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
第二，新增税以同等税率附加在所有人身上。过去捐资纳捐使某些纳税人得到了优免的特权。有些县份的特权户在一千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恰恰最无力应命。
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都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目预计约为两千万两。
第四，银两运转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
改造帝国
1644年6月6日，满洲人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了使清朝的权威下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同汉人的合作，可以让计划如是执行。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后，开始在华北地区实行八旗制度。一“旗”更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
“圈地”开始后，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留下来的农地房舍，就拨给自东北的八旗人户使用。前朝遗留的兵员与军需问题得到极大缓解。旗兵以前蹂躏的中国边区，反而成了当地的保护人。
清朝对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原则。满洲人发祥地东北原封不动，华北则由预备战斗人员盘踞，占领军分置于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用汉人来对付。
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致过度地分散，也没有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这种部署维持了三十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是用银输方向的改变。白银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也取消特权，令地方政府松一口气。
当时满清的另一长处是它有实力执行税收政策。
公元1661年，列举了13517个长江下游欠税人，并将同地区内的缙绅阶级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其雷厉风行向来带有恐吓作用。
明朝对铸造铜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初十年之内所铸钱数超过前朝276年所造总和，这使民间有了廉价的货币可以流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中国牵涉到很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入主之前十年，满洲人还迂回于内蒙古，进入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躏居民。
但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也有心汉化。除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的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满汉通婚被禁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满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人籍。
语言文字上由满人沾染华风，而不是由汉人接承满习。一般说来，在符合中国传统方面，满清的君主已经超过了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是因为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力量。
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就将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
明朝亡国遗老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日习惯，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
有了这些复杂的穿插，反满情绪也不能一时平息。抵抗新朝的人士感觉到一生的名誉与对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区分。有些觉得做人的大节在此时受到考验，有些在故居本地举兵的，可能觉得保卫乡土关自己的身家财产，这也与做烈士的动机有关。
满洲人将前部及于脑顶的头发全部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国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内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抗天命。汉人越觉得剃发是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满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很强硬，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这存亡又全靠剃头刀作主宰。
满清另一个不荣誉的政策，为大兴文字狱。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谋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节奏呈御前。
如果一项文件被认为有谋反的罪名，不仅作者和出资赞助者被惩罚，也会连累到读者、刻板者、印刷者和售书者。当皇帝震怒时，一件案件可以株连好几百人。这类文字狱断断续续地执行到清朝的前半期18世纪末才停止。
所有残酷生事的地方，都抵不过各处近代史里提及的民族间的紧张。因为汉满两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们想到现在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社会的产物。
在现代社会里，文化上的影响，再加上经济上的利害，使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到集体在对外态度上有其独特之处，如果因为外界的干预而使社会价值产生剧烈改变，必招致强烈的大规模反动。
在17、18世纪时，满清无意将中国传统作大规模更动，汉人也未曾觉得他们的文物制度整个地被威胁，所以激愤的人的仍在全人口中占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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