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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全球正经历重大社会及政治动荡，自由民主体制受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挑战，不稳定的经济环境、备受动摇的社会规范，使我们活在焦虑当中。101 年前离世的法国社会学泰斗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为社会学的开山祖师之一，原来早于一个世纪前预见今天的乱象，并且为现代世界的病症开出药方。
加拿大皇后大学博士研究生 Galen Watts 撰文解释，今时今日，每当我们谈到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结构性（structural）」，背后其实都承传自涂尔干的社会学观念，他主张社会不纯粹由个体集结而成，当中还存在社会和文化结构，模塑每个个人的行为与想法。在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The 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中，他形容这些外在于个人、却能够约束个人的社会现象为「社会事实（Social fact）」。
涂尔干在名著「自杀论（Suicide）」中，示范了如何以社会和文化结构进行分析。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自杀率并非随机，而是社会内部凝聚力的反映，他比较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国家，发现新教国家的自杀比率较高，并通过分析推论指出，这与新教提倡个人主义有关，天主教相对却较为推崇集体主义，因此自杀率较低。
纵然这个结论必定惹来异议，但这套理论创新之处，却在于打破以往的假定，以为自杀是纯粹个人心理问题。有了涂尔干的贡献，当今社会讨论自杀或精神健康问题，不再单纯依赖个人心理学，还会分析社会文化等宏观环境因素。
迈向现代社会的动荡不安
涂尔干出生于 1858 年的法国，拥有犹太人背景，其父亲是犹太教拉比。他成长于社会剧变的年代，工业革命彻底衝击原来的社会秩序，启蒙运动发展至此，令诸多传统人性及宗教观念受到质疑，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的教条。
目睹社会由前现代迈进现代，涂尔干预视到个人解放和生产力提升的可能，但他亦预言，人与人的社会连繫会愈来愈遭削弱，人容易变得无根漂泊。涂尔干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当然是支持个人挣脱宗教束缚，但他同时担心传统价值的崩解，或导致个人会丧失道德和价值指引，于是陷入「失范（anomie）」状态，他相信这是现代世界的核心病症。
基于以上判断，涂尔干的整个学术生涯，都苦于在现代性中寻找团结社会的基础，尝试调和个人自由解放的需求，与自由民主体制下重建社群联繫的需要。
到了晚年，涂尔干终于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 —— 宗教，但他笔下的「宗教」有别于传统定义。在经典论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当中，他为「宗教」提出以下定义：「宗教是围绕神圣事物的信仰与实践的统合体系，按此体系，信徒可以凝聚成一个单一道德社群。」
在这个意义下，神圣事物（Sacred）是形成宗教的关键，所谓神圣泛指一切被视为毋庸置疑、不证自明、具约束力、散发特殊光环的事物。在这个宽松定义之下，很多看似与宗教无关的事物和行为，同样具备著宗教特质，是社会生活（Social life）的副产品。
神圣事物与社会凝聚力
依据涂尔干的定义，我们可以在现代社会中发现形形色色的「宗教」。譬如我们会说：「欧洲球迷对球队的追捧，有著宗教式的奉献精神。」这裡所说的「宗教式」，其实就有点近乎涂尔干的宗教概念，而球队队徽则有著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质。
神圣事物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如此必要，皆因它让人与人互相连繫，通过向某个神圣事物的集体奉献，我们与他人建立深厚而有意义的联系。
当然，神圣事物只是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带来的结果未必是我们所乐见，恐怖组织和仇恨团体便同样以神圣事物维繫；不同形式的民族主义，总是需要特定的神圣概念团结民众，无论是种族身份还是公民身份。
与此同时，很多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运动，同样有神圣事物在其中，譬如民权组织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便把人权和平等的自由理念神圣化，视之为毋庸置疑的终极价值，促使群众为共同理想付出努力。
涂尔干断言，神圣事物是人类社会所不可或缺，否则社会将缺乏凝聚力，不但会导致个人陷于「失范」和异化，还可能鼓励人投身极端主义政治，因为对这些迷失的孤独个人而言，极端主义可满足他们寻觅归宿的欲望。
由此推断，我们可以把现代性的重大困局总结如下：我们应当如何建立一套共同的神圣观念，令社会得以为共同利益团结，而不会沦为暴力的牺牲品？这是涂尔干毕生思考的课题，亦似乎是当前世界迫切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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