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 張燕玲
見證改革開放的銀行變化
在全國人民熱烈紀念改革開放40年的日子裡，各行各業都在總結自己的輝煌成就。作為國民經濟血液和潤滑劑的金融業取得的成績更是讓世界刮目相看。談起銀行業改革，大家習慣分為三個階段：1979年到1993年為探索國家專業銀行企業化改革階段；1994年到2002年為國有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革的準備階段；2003年至今為國有銀行深化股份制改革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取得了圓滿成功。
事實上，改革開放前夕，在鄧小平復出工作後，中國銀行就開始為重振國民經濟籌集必要的外匯資金，為金融業的發展培養幹部。所以，從“文革”後期到1979年銀行從財政分離出來；1979年至1993年作為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中國銀行為國家籌集了大量低成本外匯資金，有力地支持了我國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我認為這兩段歷程是開拓性的，體現了金融人的承擔和奉獻精神。
計劃經濟下的銀行是國家財政的出納
我是“老三屆”初中畢業生，1968年8月1日，響應毛主席號召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五師獨立營，成為一名光榮的兵團戰士。6年後被選送到遼寧大學外語系英語專業學習。入學時就知道自己是財政部代培的。1977年畢業了，我拿著財政部的報到通知書，來到北京三里河，接待我的人事局領導說，你被分配到國外局，到西交民巷工作。我這才知道，那時候財政部下面有兩個局是和銀行有關的，一個是國內局，也就是中國人民銀行；一個是國外局，就是中國銀行。
當時，銀行就相當於財政的出納，業務是很單一的，國內主要的信貸業務，只有工商信貸和外貿信貸兩種。人民銀行負責工商信貸，中國銀行負責外貿信貸，而且是剛剛從撥款改成貸款；國際貿易最主要的是“大貿”，就是和“蘇修”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易貨貿易。國家間外貿部門每年簽署貨物互換協議以後，全國共有8家外貿進出口公司按計劃執行，我們銀行就是轉遞單據、記賬。每天早晨，一麻袋一麻袋的外國單據來了，我們就戴上套袖開始拆單，按國別、按公司、按付款日期擺放好，貨物單據送給各公司，付款憑記待到付款日就拿出來記賬付款。
1978年中，改革開放之前，我有幸參加了中國銀行在鎮江召開的出口結算工作會議，為期一個月，主要是制定中國銀行對資本主義國家業務的操作規則：《中國銀行辦理出口跟單信用證的基本規程》和《中國銀行辦理無證出口結算業務的規程》。這兩個制度的建立，對我們國家加快出口收匯、安全收匯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這段時間的工作中，我感觸最深的是，中國銀行老一輩領導，頂著巨大壓力，想方設法為國家籌集寶貴的外匯資金，支持國家改革開放建設。
1977年、1978年，在“兩個凡是”的影響下，人們的思想認識還是有禁區的。比方說，我們對外籌資也得繞過“兩個凡是”的禁區——“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策”。對外籌資是向外借債。所以，中國銀行的領導想出了用“同業互相存款”和“存款便利”的方式來籌集外匯。
1978年9月，中國銀行和巴黎銀行簽訂了100億法郎的存款協議，摺合約22億美元。當年12月，又與英國的渣打銀行、勞合銀行、西敏寺銀行等10家銀行簽訂了“存款便利”協議，金額12億美元。
中國銀行和外國銀行之間相互存款表示雙方合作。但實際上中國銀行在外國銀行存得少，外國銀行在我們這存得多，用這個辦法來利用外國銀行的資金。這種做法也是頂著巨大壓力的。當時中國銀行利用外匯引進先進設備，幫助建設遠洋船隊，被說成是“以買船壓造船”，破壞自力更生。為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服務，被說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這些錯誤的認識，一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得到徹底的澄清。
中國銀行為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準備了寶貴的外匯資金。改革開放伊始，國內所有經濟特區的第一筆外匯貸款，乃至之後十幾年的外匯貸款，都是由中國銀行提供的。
籌集更多資金，管好用好外匯
1979年3月，國務院批准人民銀行關於改革中國銀行體制的方案。中國銀行從人民銀行分設出來，同時成立國家外匯管理總局，一個機構，兩個牌子，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由中國人民銀行代管，負責集中管理和統一經營全國的外匯業務。
1979年2月，中國農業銀行恢復成立；1983年，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從財政部分設出來；1984年1月，中國工商銀行成立；1986年，國家又組建了交通銀行。除了交通銀行，其他4家銀行各有各的專業，但彼此之間又互相有委託代理業務。
1980年1月，國務院批示，中國銀行在新時期的基本任務是：認真履行國家外匯專業銀行職能，做好各項外匯工作，組織和積累更多的外匯資金，在管好用好外匯資金上下功夫，真正發揮在生產和流通領域中的促進、調節和監督作用，為加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服務。從上世紀70年代到1994年，中國銀行作為國家外匯籌資的主渠道，運用“三貸業務”（政府貸款、出口信貸、混合貸款）、國際金融組織貸款、雙邊和多邊的商業貸款，以及在國際市場發債，為國家籌集了大量的外匯資金，有力地支持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石油勘探開發、沿海各省份的外向型經濟發展等。
1979年4月，中國銀行喬培新董事長率代表團訪問意大利、法國，分別簽署70億美元和10億美元出口買方信貸協議。
1979年5月，中國銀行與日本輸出入銀行簽訂4200億日元（約20億美元）的第一筆能源、交通貸款協議。同年8月，中國銀行與31家日本商業銀行簽訂了100億美元貸款協議。1980年7月，中國銀行與瑞士信貸銀行簽訂第一筆政府貸款協議。上述貸款，打開了我國借用外債籌集建設資金的禁區，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寶山鋼鐵廠等22項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到了1993年時，很多西方發達國家都給我們提供了優惠貸款。這些貸款用在了汽車生產線、煤礦、電力、基礎設施建設的機械設備等，使得我們國家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都得到了升級。
如1987年8月，大亞灣核電站正式開工建設。中國銀行轉貸37億美元給大亞灣核電站，是中國最大的一筆轉貸款。
如今，每逢在媒體上看到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果、重大項目，都令我都想起中國銀行當年為之努力工作的影子。
對於我本人，我可能是中國簽發信用證（是指銀行根據進口人的請求，開給出口人的一種保證承擔支付貨款責任的書面憑證）最多、金額最大的人之一。當年，這些優惠貸款都是用於進口貸款國家的資本貨物，都需要開立信用證，而且全中國的進口都集中在中國銀行總行辦理，我曾先後在兩個進口處亞非拉和歐美澳處工作，相當於中國進口多少，我們就簽了多少信用證。
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軌
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於當年12月出臺。主要明確：一是真正建立中央銀行主導下的宏觀調控體制；二是建立政策性銀行，分流國有銀行政策性業務；三是推動國家專業銀行向商業化改革，按照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的經營原則，把專業銀行改造為國有商業銀行；四是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
1994年成立了3家政策性銀行，國開行、農發行、進出口行，分別承接建設銀行、農發行、中國銀行的政策性業務。同時出臺的還有《國務院關於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決定》，匯率並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經常項目下自由兌換等等。外幣匯率（從70年代末1:1.5，80年代初1:2.8）貿易內部結算價結束使命。各家銀行在外匯管理局發佈的牌價基礎上，可以有上下0.5%的自由浮動，自己定價。因為這是一項很保密的工作，直到1993年12月28日，中國銀行召開全系統處以上幹部緊急電話會議，貫徹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公告的精神，成立總行外匯體改領導小組，抓緊制定有關管理辦法，下發執行；抓緊模擬運行工作，緊急行動，培訓人員。
我當時在中國銀行教育部任副總，負責培訓工作，組織錄製了對改革的解讀，編了一部電教教材。中國銀行總行是結售匯的最大窗口，正如央行領導所說，中國銀行順利改革，改革就成功了。周小川行長當時在中國銀行負責此項工作，他找到我，要我負責這項工作，並且對我提出要求，一定打好基礎，再回教育部。這真是時間緊，任務重，要啥沒啥，但這是國家匯率改革的大事，又有領導的充分信任，我只能接受，並馬上開始工作。這時離年初開辦這項業務只有兩天時間，得先招兵買馬，我請了已經退休的4位我以前的老師傅（王忠和、邵仍餘、甄寶葫、徐德榮）來救急。人事部門馬上在北京晚報上刊登招聘啟事，次日選好4名同志，兩名來自建行，兩名來自工行。利用元旦假期我先寫好了業務操作流程，上班後請4位老師審核、幾位新同志學習。1994年一開門營業，很多企業來人諮詢，也有一些銀行前來請教。我們毫不保留地向他們講解，因為這對他們是一項全新的工作。實行經常項下可兌換，匯率並軌是國家金融改革的重要內容，銀行的售匯環節非常重要，一定要成功。中國銀行要發揮自己的作用，雖然改革分流了我們的業務，但我們也要主動承擔改革重任，走在外匯體改最前面。根據我的記錄，好像在結售匯處牽頭幹了4個多月，我才歸隊回到中國銀行教育部。
深化銀行改革，推進股改上市
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成功改制和上市是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之一。
2002年2月，第二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具備條件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可改組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條件成熟的可以上市”。之後，各家銀行抓住機遇，積極響應。在人民銀行的正確領導下都成功地進行改制，然後紛紛上市了。
但是在第二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前的2001年10月，中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並於2002年7月在香港上市，率先完成了國有商業銀行在境外重組上市的試點，為中國銀行業的整體改革做出積極探索。
2006年6月和7月，中國銀行先後在香港聯交所和上海證交所成功掛牌上市，成為首家A+H發行上市的國有商業銀行。
本世紀初的幾年，“中國的國有銀行在技術上已經破產”成了眾多國際報刊常見標題。而經過改制上市後，中國四大行均已成為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在全球的各類排名中，都有搶眼的表現，中國工商銀行近年來被稱為“宇宙大行”。
40年來，銀行改革開放的成績巨大，但也面臨著新的、內外部的各種壓力。認真總結40年改革、發展、開放的經驗教訓是迎接更大挑戰的力量源泉。
（口述：張燕玲；撰稿：《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姚冬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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