妓女也敢公然嘲笑高级将领,这是什么时代?

摘要:坏制度比坏人更坏

妓女也敢公然嘲笑高级将领,这是什么时代?

引文:狄青已经升到高级将领的位置,但就因为他脸上也有金印,在一次宴会上,一个妓女也敢公然取笑,向他这般劝酒:"奉斑儿一盏。"

春节期间,大拿闲翻《水浒》,又随手看了几本宋史著作。

这一翻就有点小感慨:宋代的名将们似乎都混得不咋地啊。

因为朋友们对《水浒》肯定十分熟悉,咱们就从《水浒》中的人物切入,结合宋代历史,探究一下,其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吧。

关胜、索超们的悲剧

在梁山大军中,有这么一个独特的集团,即原为大宋王朝之将官,后由于各种原因,汇入了这支江湖组织中。代表人物有杨志、花荣、秦明、索超、关胜、呼延灼、董平和张清。

虽然在梁山内部中,这群人趣味不尽统一,也未必就组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小圈子小集团,但因其独特之出身,还是常要被人另眼看待的。

几十年前,杨柳先生那本《水浒人物论》就对这批人曾经大摇其头,分析说:"这些人的革命性是颇有问题的。不幸这种人在梁山泊中却颇占优势,……他们在宋江的提拔和安插下,在梁山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探讨江湖组织的"革命性",时过境迁,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件滑稽的事情。所以,若要借此研究花荣、索超们上得梁山,对所谓梁山的"革命性"带来了多大损害,也就显得十分无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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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群体应该要算是大宋朝将官中的精英,而当时的大宋朝又分明不是一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升平时代,边疆多事本应是这群精英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而事实是他们却汇聚到了江湖组织中。

不论他们弃朝就野各有怎样的主客观环境,初衷是什么,仅花荣索超们在梁山栖身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揣摸。

分析一下,将官群体上梁山,大致有三种模式:身受上官欺凌,怨积于心,一反了之,花荣是也;犯事被贬,有杀身之虞,不得不走,杨志是也;平盗无功,反为所陷,一劝即降,关胜索超诸人是也。

这三种模式中,都蕴含着同一个关键词:怀才不遇。

以花荣为例,本属将门之子,自己文武双全,按说把守一个清风寨是绰绰有余了,"远近强人,怎敢把青州搅得粉碎!"偏偏又在他头上加一个正知寨刘高,"这厮又是文官,又不识字,自从到任,只把乡间些少上户诈骗,朝廷法度,无所不坏",花荣焉能不有愤言,又哪里会竭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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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杨志为例,"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身世显赫武艺高强,自己也已经做到了殿前制使的位置,只不过因为一次天灾,公务失手,便一下被打入另册,不得不做小伏低奔走于权贵之门;

以关胜为例,其人智勇兼长,雍容儒雅,大有乃祖关云长之风,可是却始终"屈在下僚",若不是宋江大军攻大名府甚急,不是另一个"不得重用"的武官宣赞鼎力推荐,大宋朝哪里会想到要起用关胜?

再以索超为例,在大名府梁中书手下三位武将中,以索超武艺最高,却偏偏又以索超地位最低;以呼延灼为例,他是开国元勋的后裔,有万夫不当之勇,身居高位如高俅之流也还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可是又如何呢?他的头衔不过是"汝宁州都统制",按张恨水先生的说法,"以清代驻军制比较之,亦仅仅一县城中千总游击之类耳";……

有惊天动地之能,有定国安邦之志,又恰逢边疆不靖国家动荡,正是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之大好时机也。可是,这些人却仿佛明珠暗投一般,时时受到压制,很难才竟其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制约了他们?

比秦桧更坏的是制度!

首先容易想到的是奸臣当道、上司颟顸。

这当然是不错的,一个拥有更高权力而又品行才干俱劣的人处处掣肘,你是有力也没处使的,古人说"世未有权奸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这只能说是原因之一,我们还不能因此就下判断,以为仅仅是在上者的个人品行好坏,就足以决定关胜索超们是否会有作为。

我们可以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北宋名将狄青的名字,因为央视曾经连续播放了《大英雄狄青》的动画片,已家喻户晓。

历史上的狄青,抗击西夏屡建奇功,被认为是和南宋岳飞并称的宋代两大名将。他似乎要比岳飞走运,因为他没有碰上秦桧这样的权奸,而是韩琦、欧阳修这样被称颂为一代名臣的人,然而其结局却和岳飞同样不幸:正因为狄青功业太著威望太高,韩琦、欧阳修等一般文臣要抑制他,终于说动皇帝将狄青放逐,一代名将竟抑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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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说明,韩琦、欧阳修个人品行绝非蔡京一流,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人也,他们的抑制狄青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出于私心。

像欧阳修,还曾经专门写奏章对皇帝称赞狄青,然而仍是欧阳修,在狄青积功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又表示了很深的疑虑,说"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此岂国家之福?"

关胜索超们在奸臣蔡京手下抑郁不得志,这也许尚可说主要是人事的原因;狄青在君子韩琦欧阳修那里也受到了猜忌,未尽其才,这就不能仍说是人事的原因了,而应该归论到制度层面,制度立于人事之上,是决定性的。

宋朝开国皇帝鉴于五代军人专权割据的纷乱局面,更由于自己本来就是因掌兵权而被部下拥戴当了皇帝,生怕被人效仿,所以其根本制度就是重文抑武,这一点正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所分析,优待士大夫,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的头上,不让军人掌握政权,这是宋王室历世相传更不放弃的一个家训。

在皇室的大力推动和利益诱导下,蔑视武人遂成为宋朝社会的一大特征。

于是在《水浒》全书中,我们看不到军人被百姓尊重的任何场景,一个泼皮牛二也居然敢在大街上寻军官杨志的开心。

因为不尊重军人,所以宋朝还有给士兵脸上刺金印以防其逃跑的虐政,于是我们在《水浒》中常常听到那个诅咒的声音:"贼配军!"这也是有史实为证的:狄青已经升到高级将领的位置,但就因为他脸上也有金印,在一次宴会上,一个妓女也敢公然取笑,向他这般劝酒:"奉斑儿一盏。"

"斑儿",这就是嘲笑他脸上有印迹啊。

猜忌、抑制武人的制度,不尊重军人的社会氛围,再加上如蔡京高俅之流一群贪黩的上司,在这三点的作用之下,岳飞、狄青乃至关胜索超们还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呢?

一切的一切,只有等到蒙元异族的铁蹄踏破金瓯时,宋遗民们去作深沉的喟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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