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三千的職場新人報個3萬元英語培訓課,遭遇“退費陷阱”

在蘇州一家企業上班的職場新人毛健秋,報名參加了“沃爾得國際英語”的課程。後因工作調到其他城市,他申請退款,卻發現,當初他未加註意的合同條款,卻在此時“綁住”了他的手腳,自己無法抽身而去。

月薪三千的职场新人报个3万元英语培训课,遭遇“退费陷阱”

毛健秋與沃爾得蘇州中心所籤合同。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在申請退費的漫長拉鋸戰中,他每月1400多元的“百度錢包”分期貸款會如期而至,提醒他一切未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調查發現,像毛健秋這樣的遭遇,此前已有多個案例。

職場新人“稀裡糊塗地”購買了高昂課程

從國內一大專院校畢業後,21歲的毛健秋今年在蘇州工業園區內找到了一份與專業對口的電動汽車工作。

6月份的一個週末,他從蘇州市區一地鐵站出來,兩名英語課程推銷人員突然攔住了他,讓他填一份傳單。經不住再三請求,毛健秋留下了姓名和手機號。隨後一週,他接到了至少5通來自“沃爾得國際英語培訓機構”的電話,邀請他先去機構看看。

他選擇了離公司最近的一家沃爾得國際英語培訓中心諮詢,一位名叫葛倩的課程顧問接待了他。

課程推銷與其他推銷類似,葛倩從其籍貫、教育水平、工作狀況、為什麼學習英語等問題開始發問,然後帶他進行了免費的英語水平測試,測出來毛健秋的英語水平是NL級——這屬於沃爾得常規課程11個級別中的第2級,也就是比零基礎(Start)稍微好一點。

據毛健秋轉述,隨後,葛倩拿出一張有優惠活動的單子,說3萬元的課程今天能一下便宜3000元,“若要保留優惠名額,必須先交定金”。

當天,毛健秋用微信支付轉賬了100元作為定金。回到宿舍,他思前想後,覺得自己每月3000多元的工資,卻要承擔3萬多元的課程費用,恐力不支,便打算退掉。

電話那頭,葛倩先是答應定金可以退,但需要本人帶著收據親自來機構一趟。等到毛健秋再次來到沃爾得之後,葛倩開始轉移話題,試圖再次遊說。

令毛健秋印象深刻的,當得知他在電動汽車行業工作後,葛倩帶著他去參觀沃爾得的一面展示牆,牆上掛著六幅外資企業的招聘公告,全英文。“她(葛倩)表達的意思大概就是沃爾得與這些外企之間有一些聯繫,許多企業都會認可在沃爾得學習完獲得的證書,還說她有個學員就是博世(生產和銷售汽車零配件和售後市場等的著名跨國公司)工作的。”

在沃爾得待的兩個多鐘頭裡,毛健秋的眼前被描繪出了一幅高收入的未來圖景,他學習英語的慾望被點燃了,於是毛健秋購買了一份總價34800元、扣除3000元優惠後合同總價31800元的課程,包括5個階段,學期兩年半。

在葛倩的極力推薦下,毛健秋選擇了百度錢包的分期貸款。據他回憶,除了密碼是由他本人設置的,期間葛倩還叫了滴滴打車送他回去拿身份證拍照,其餘申請貸款的操作均是由葛倩在毛健秋手機上完成。他每月需要承擔1400多元的貸款。

在沃爾得蘇州中心的另一家分校,今年從國內一大專畢業、繼續在某一本高校就讀函授課程的李可(化名)也在2個月後,幾乎一模一樣的“推銷套路”下購買了總價2.7萬元、從零基礎開始的4階段課程,也同樣是以分期貸款交付學費。

簽訂協議30天后,不得退費

10月,毛健秋向沃爾得提出退款。原因是自己工作變動要離開蘇州,而且在上完第一階段的課程後,毛健秋覺得課程設置太簡單,與其宣傳內容並不相符。

麻煩也跟著出來了。沃爾得不同意退還課程全款,由於當時的課程顧問葛倩已經離職,負責毛健秋退課事宜的是一位名叫Lily的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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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得課程顧問葛倩(Abby)與毛健秋的微信聊天記錄,毛健秋申請退課時,葛倩已離職。

據毛健秋轉述Lily的說法,申請退課其實並不划算,因為扣除掉已上完的第一級別1.88萬元的課程費用,再加上違約金及各種手續費,最終能返回到毛健秋手上的只有3000多元。

Lily給出的建議是,把課程轉讓出去。之後,沃爾得會向百度錢包申請取消毛健秋的教育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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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毛健秋的退課申請,課程顧問Lily表示,可以轉讓課程。

但並無“下家”願意受讓毛健秋的課程。

相比之下,沒有上過一節課的李可好像要幸運點。因工作調動,李可在簽約30日內就提出了退學申請。幾經周折,比如沃爾得仍舊建議找個下家轉讓,最終,李可在償付了6800元違約金後成功退學。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李可賠付的”違約金“包括1500元的報名管理費用、5300元的教材和培訓服務費。

沃爾得的《學員登記註冊表附件》上寫明,協議生效30天內才可申請退款,且依據已上課程數量等具體情況扣除相關費用。而30天之後,“除發生法律規定及本協議約定的情形外,任何一方不得解除本協議,且學校不予退還學員已支付的所有費用”。

在這段漫長的退課拉鋸戰中,毛健秋仔細地回憶和研究了他“被套路”的地方。

毛健秋說,在他所報的5個級別裡,第一個級別NL是最基礎的,但卻是最昂貴的,要1.88萬元,“那個課程太簡單了,我一個大專生,卻教我一些小學英語。連給我上課的老師都說,是不是測試錯級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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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得課程顧問葛倩(Abby)與毛健秋的微信聊天記錄,毛健秋反映“NL級別太簡單”。

他向澎湃新聞記者拍攝了一些教材照片,從其提供的部分課程內容看到,教材上介紹了一些較為基礎的詞彙和句型,比如家庭成員、食品以及“你的名字叫什麼?你喜歡喝茶嗎”等表述。

月薪三千的职场新人报个3万元英语培训课,遭遇“退费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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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健秋提供的沃爾得第二級別(NL)教材部分內容。

他覺得,這正是培訓機構在課程設置上的“陷阱”——學員入學測試劃分級別時,測出來較低的級別,那麼之後將要學習的階段會更多,相應的課程費用也會更多。

定價上也藏著“套路”——“第一階段的課程那麼簡單,42頁的教材,卻要價1.88萬元,後面4個階段加起來都比不上。”而且,按照協議的規定“30日內提出退學申請,且正式上課已滿6節的,學員需按1個完整級別價格支付學費。”

11月24日、26日,沃爾得國際英語蘇州中心自稱教務主管的陳女士向澎湃新聞回應說,學員的入學水平測試是有科學依據的,且學員自認為的水平並不一定符合其真實水平。如若學員需要調整級別,是可以向中心提出申請的。

陳女士還強調,沃爾得的課程是“不能轉讓”的,由於Lily是新來的課程顧問,並非授課老師,因此對於沃爾得相關情況還不瞭解。

類似的“要求沃爾得終止合同”的投訴,不僅出現在沃爾得蘇州中心,澎湃新聞記者在第三方投訴平臺21CN聚投訴上檢索發現,在該平臺上以“沃爾得英語(沃爾德)”為標籤的投訴有4例,其中3例都是來自沃爾得成都中心。記者進入其維權群中發現,至少20名沃爾得學員正在遭受同樣的退費困擾。

他們反映的問題還包括,授課老師水平層次不齊,且流動性較大,更換頻繁等。目前,已有10位學員向沃爾得成都中心提起訴訟。

月薪三千的职场新人报个3万元英语培训课,遭遇“退费陷阱”

毛健秋提供的學員註冊登記表附件中,關於退費的細則。

民辦教育培訓協議,多有“退費陷阱”

退款難,並非只有沃爾得一家。

沃爾得國際英語所屬“上海沃爾得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今年5月掛牌新三板。其公開轉讓說明書上分析了其行業地位——中等規模,主要集中在華東二三線城市。直接競爭對手有華爾街、英孚、韋博等。

截止2016年8月底,沃爾得在全國30多個城市開設了50家學校,其中2家為公司直營英語培訓中心,其餘48家均為特許加盟商。

值得一提的是,在它的公開轉讓說明書上,蘇州沃爾得語言培訓中心被當做特許加盟管理體系的案例來展現。2011年4月蘇州工業園區這家加盟培訓中心開業後,在2013年1月及2015年12月又新開了蘇州二校及三校。

據教育部《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我國目前有近3億人的培訓消費群體,培訓機構超過5萬家。預計到2020年,中國英語培訓市場規模將突破1000億元,年複合增長率達到16%以上。

與如此大的市場不相稱的,是消費者對於市面上現有課程產品的滿意度卻不高。今年3月,國家工商總局等部委與社會機構在北京聯合舉辦的社會教育培訓行業與消費者權益保護論壇上公佈了一個數據——消費者對英語教育培訓行業的滿意度為68.61%。也就是說,超過30%的英語培訓者對課程產品感到不滿意。

其中,退款、服務和合同是最令消費者頭疼的三類問題。

據《南方週末》報道,另一英語培訓學校、韋博英語的《學生入學註冊合同》中也註明,30天內的退款手續費高達6800元。30天后的退款,“按照韋博中心公示的收費標準協商處理”。

沃爾得的競爭對手——英孚《退費管理辦法及退費流程》上同樣寫明,協議生效30天內才可申請退款。30天之後怎麼退課,卻未在合同上寫明。行業默認的規則是,超過合同期限退費,需要繳納違約金。

2005年國家發改委印發的《民辦教育收費管理暫行辦法》中,對退費辦法僅以寥寥數語帶過:“民辦學校學生退(轉)學,學校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退還學生一定費用。具體辦法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制定。”

據該報道,目前各省市雖然已發佈了相應的退費管理辦法,但管理辦法不統一,消費者能夠索回的費用也不盡相同。北京市教委在《北京市民辦學校退費指導意見》中規定,上課未過半,培訓機構應向消費者退還餘下課程費用。

寧波市發改委下發的《寧波市培訓機構收費退費管理暫行辦法》則規定,自行退學的學員,學時未滿三分之一才可申請退費,也只能退原課程費用的50%。廣東省教育廳則把退課劃分成了五個階段——超過五分之三的課時,不予退費。

江蘇名俱揚律師事務所徐志強律師認為,退費管理辦法對培訓機構的約束相對比較寬鬆,消費者的權益保護仍主要依賴雙方的合同約定。然而消費者與培訓機構簽訂的合同,均是由培訓機構提供的格式合同,合同約定的內容往往弱化消費者的權利,強化培訓機構的權利,因此消費者確實是處於較為弱勢的地位,目前也尚未有法律就此問題有明確規定。

一旦發生消費者權益受損,他建議消費者收集培訓機構未按照合同約定或宣傳廣告中承諾的培訓內容等證據,通過訴訟方式解決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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