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遼、金、元、明、清五個朝代的國都，營造過大量的宮苑、府邸和園林，自然要有樹木花卉點綴其間。雖有名地的奇葩珍草聚集而至，但由於季節性強、需求面廣和運輸量大等原因，逐漸在北京本地出現了專營此業的花農和花店。
花農的基地是豐臺十八村，花店最初則多在下斜街、菜市口附近。那裡靠近廣安門、右安門，花農們進城運送方便。隨著清朝的巨室名門按“東富西貴”在內城的居住格局，花店也不斷遷移到東西兩廟——隆福寺和護國寺，尤以隆福寺最為集中。有些花店還在附近建有自己的花洞子，即暖房溫室，自養自銷，成為花廠子。花廠子也難能有“四時不謝之花”，有些貨源還要依賴豐臺十八村的花農，因為那裡有蒔養某種花卉擅長的“專業戶”。
豐臺一帶地勢平坦，水源充足，土質肥沃土壤疏鬆而呈酸性，適宜各種花木的根部舒展和吸收水分。十八村的花農因地制宜各有側重。如黃土崗、白盆窯以“白貨”著名，主要養茉莉、玉蘭、米蘭、玳玳花；樊家村養木本的梅花、臘梅；羅家園的五色梅和各色菊花，趙家樓的月季、牡丹等，甚至還有專養生鮮藥材藿香、佩蘭、鮮石斛、綠八葉等發家的。花農們不但用溫室養花，還同時種菜，收入當然更可觀了。清人在《燕京歲時記》中曾有過介紹：“春花如牡丹、海棠、丁香之流，皆能於嚴冬開放，鮮豔異常，洵足以巧奪之天工，預支月令”。對於冬天培植香椿、黃瓜等的描寫，更為具體，他說：“一花之費，幾乎百錢，一芽一瓜，幾乎千錢”。有些花農積累了資金，也到城裡來開花店，光隆福寺這一條街上就有十幾家。如萬盛、同春、同樂、永利、藝和、隆興、永和、隆和、聚芳、利和、松泉、永和新和德盛源等。
隆福寺的這十幾家花店、花廠子規模大小不盡相同，但經營的品種卻大同小異。春天有山東菏澤來的牡丹，豐臺產的芍藥、海棠、丁香、碧桃、迎春。夏天有石榴、梔子、夾竹桃、荷花、水浮蓮、子午蓮（這種蓮能爬蔓，根在水中不長藕，葉子象蓖麻葉呈五角或六角形，花為蘭色或米色，鬚子更美）、佛座蓮（又名碗蓮，層多瓣多）……秋天有桂花，丹桂、金桂、銀桂、硃砂桂和廣東產的四季桂。菊花的品類更多，但原盆原本的很少有佳種，須用蒿子嫁接後長出一種花株矮、花朵大，行話叫做“三叉”的，才令人喜愛。還有一種白牡丹菊和紫鳳朝陽菊，花瓣兒能入宴席的菊花鍋，是道講究的名菜。冬天有蘭花，由福建運來的水仙和南方直接運來的草蘭。此外，還有佛手、香櫞、金桔兒、檸檬、文竹、繡球等。
花廠子除賣花栽花以外，還替宅門擺鮮花和存花。有些王府和夠氣派的大宅門，都有自家的花洞子並僱有“花把式”。民國十年前後，有些王府宅門多辭掉花匠，改由花廠子定時來擺花，既能做到一年四季都有應時鮮花可供陳列，而花廠子又可以有較穩定的收入。根據用量大小和花種高低，確定利金。按當時的實際情況，一般由每月二、三元至五、六元。還有一些棵株較大的木本觀花植物，則常年存放在花廠子裡，花廠精心施肥培植，只等花蕾滿枝含苞待放時，送到原主人家供其觀賞，待到入冬凋謝，重新拉回花廠子入窖保溫。三十年代前後，許多王府巨室日漸敗落，花廠子的常年主顧逐漸減少，但也有一些適應當時社會需求的新品種出現，就是花籃、花圈和花把兒。有些婚慶壽日，商號開張、名角出臺，人們往往饋贈花籃，鮮花錦簇，典雅華貴，每支高達銀洋五六元，花店可算一本萬利。他們可以不用本錢，先由花農手裡賒來，賣出去後再付款，所以當時流傳著“寧舍親爹孃，不捨花木行”的說法。
經營花店的真正內行，不但要會蒔養各種花木，還要兼會幾種特殊技藝。小如盆景栽培要在尺寸之地，表現山水之勝，大到庭園的設計佈局，堆砌假山，安放各種“山子石”，做到“透、露、瘦、秀”，要有優美的藝術構思匠心經營。另外一項是“做靈活”，有錢人家死人出殯要用松柏枝綁紮成松鶴、松鹿、鬆獅、松亭……。
敵偽時期和光復前後的戰亂歲月，隆福寺花店的生意一度清淡，新中國成立後又得到了復甦。他們曾為中央各部、外國使館和各大公園提供了品種繁多、千姿百態的鮮花。十年浩劫中鮮花被看成資產階級的毒草，整個行業蕩然無存，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隆福寺街目前僅有兩家花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花木業帶來了活潑生機。人們不再把蒔花養草看做剝削階級的頹廢沒落和文人墨客的閒情逸致，重新認識到栽培花卉可以美化環境、減輕公害、陶冶性靈；可以培養人們愛美、愛自然、愛生活的高尚情趣；既能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是人類文明進步及社會富裕繁榮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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