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 30 年，商品、資本、想法和人力在國與國之間大規模、持續性的流動，推動了全球化的重要進程。
這個過程始於 1945 年，二戰結束，全球新秩序重新建立，商品與資本的跨境貿易逐步恢復。上世紀 90 年代，隨著中國經濟復甦、印度與俄羅斯開放以及歐洲形成統一市場，全球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集裝箱運輸使得貨運成本下降；美國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世貿組織成立，促成了全球關稅減免。
1990 年至 2018 年，全球貿易佔 GDP 的比重從 39% 升至 58%，全球資產及債務總額從 GDP 的 128% 升至 401%，移民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也從 2.9% 增至 3.3%。
但這個進程正在放緩。2015 年，荷蘭未來學家、作家和演說家 Adjiedj Bakas 引入“Slowbalisation”一詞，用以形容全球化的性質和節奏如何發生變化，各類政策的出臺如何放慢了全球經濟融合的速度。
在 1 月 24 日發表的封面文章中，《經濟學人》圍繞這個話題探討了如下問題：全球化從何時開始放緩？背後是什麼原因？這一輪放緩有什麼特點？如何應對？
何時放緩？為什麼？
《經濟學人》綜合 IMF、彭博社以及麥肯錫等機構的數據，對比了衡量全球融合程度的 12 項指標，包括：商品與服務貿易佔 GDP 比重、中間品進口占 GDP 比重、跨國公司利潤佔所有上市公司利潤比重、外商直接投資佔 GDP 比重、跨境銀行債務佔 GDP 比重、總資本流動佔 GDP 比重等。
他們發現 12 項指標中，有 8 項呈現下滑或停滯趨勢，其中 7 項均發生在 2008 年左右。比如全球貿易佔 GDP 比重從 2008 年的 61% 下降至如今的 58%。跨國公司利潤佔全球上市公司利潤比重從 33% 下降至 31%。外商直接投資佔全球 GDP 比重從 2007 年的 3.5% 降至 1.3%。
這種變化是多重原因導致的。首先，關稅和交通等成本 10 年前就已經停止下滑了，而跨國交易的回報率卻不比以往，已經從 2005 - 2007 年的 10% 下降至 2017 年的 6%。其次，服務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佔比越來越高，但它的貿易難度卻高於實體貨物。此外，新興市場的目光也從海外轉向了國內——中國工廠原本為出口服務，如今已經可以自給自足。
《經濟學人》指出，如果沒有貿易戰，全球化將會進入一段時間的飽和期。但隨著金融危機影響消退、亞洲金融機構觸及更多海外市場，銀行債務等資金流動將會回暖。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關稅政策改變了一切。美國關稅收入佔進口總額的比重已從 2015 年的 1.3% 升至 2018 年 10 月的 2.7%。如果中美雙方無法達成共識，這個比重在 4 月還將升至 3.4%。上一次美國關稅收入達到如此高比重還是 1978 年。
此外，美國國會還在 2017 年底通過了一項稅務法案，鼓勵公司將海外的現金轉移回國內。迄今已轉回 6500 億美元。以美元為基礎的支付體系原本是全球商業的基石，如今也成為了一種武器。華為和中興等中國公司都受到了影響。
如何應對風險
大部分跨國公司在 2018 年都堅持向投資者表示貿易戰不會帶來什麼影響。但《經濟學人》梳理了 2018 年下半年 80 家美國公司在投資者會議上給出的預期，發現受到影響的總利潤達到 60 億美元。這些公司原本表示新增成本可以轉移到顧客身上，或者稱其本地供應鏈可自給自足。但過去 8 周，聯邦快遞、蘋果、三星均主動表示了擔憂。
一些公司計劃將庫存轉移到美國。受此影響，2018 年下半年，從上海運送集裝箱到洛杉磯的費用猛增。東南亞也成為一個理想的選擇。香港公司 Kerry Logistics 以及花旗銀行都觀察到那裡的貿易活動正變得更加活躍。
不過，《經濟學人》也指出，這在短期內難以完成。越南兩個主要港口海防港和胡志明港的容量總共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而像蘋果這樣供應鏈依賴中國的公司，2019 年已經和 30 多家供應商簽署了 420 億美元的合同。
一些政治敏感領域的商業活躍度已經明顯下滑。中國跨國公司對歐美市場的投資額在 2018 年下降了 73%，全球外商直接投資下滑了 20%。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出口佔全球 GDP 比重將在十年內從 28% 下降至 23%，這等同於上一次全球化危機（1929 至 1946 年）出口佔比下滑幅度的三分之一。
把目光從實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也許是個不錯的方法。按照 IMF 的說法，2004 至 2014 年，新興經濟體超過 40% 的生產力增長來自知識流動。儘管過去 10 年服務貿易佔 GDP 比重一直維持在 6-7%，但經濟學家 Richard Baldwin 認為該領域未來將發生變革。
關於服務貿易，需要注意的幾點
然而服務貿易的經濟規模可能並沒有想象中那麼誘人。儘管 Facebook 的海外用戶人數在 2017 年就達到了 10 億人，但其海外銷售額和一箇中型美國餅乾製造商 Mondelez 差不多。
技術類服務也尤其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及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涉及的敏感話題包括虛假新聞、避稅、失業、隱私問題和間諜活動等。成規模的企業在這方面更容易被排斥。
更值得注意的一個變化是，由於供應鏈縮短及地緣政治環境的影響，跨境貿易正在變得更地域化。
10 年前，流入亞洲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中有三分之一都來自亞洲以外的地區，如今這個比例縮小了一半。過去 10 年，歐洲有 60% 的外商直接投資都來自區域內部。
此外，貿易及投資對應的法律和外交框架也正變得更為本土，比如《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誕生。
《經濟學人》最後指出，區域體系的建立可能會帶來三大風險：新貿易區域國與國之間的政治信賴度；嘗試脫離美元體系所帶來的金融風險；以及，部分國家或公司可能會夾在不同區域間，或被忽略，比如非洲和南美。
題圖來自 thetimesinplainengli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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