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之際，濟寧作家楊義堂先生推出了自己的第三部長篇文學作品《抗戰救護隊》，可以說為廣大讀者瞭解歷史走進歷史，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寶貴資料和別出心裁的獨特視角，真的是不可多得、詳細真實的歷史藍本和文學讀本。從這種程度上也完全可以說，這是楊義堂先生獻給國人新的“啟蒙”的精神厚禮。
眾所周知，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礦藏”，都有自己開墾耕耘的園地，即是說一個作家最為可貴的品質，就在於熟知自己的優勢和劣勢；也即是說一個作家的優秀和勝利，也在於知道和明白自己“寫什麼”和“怎麼寫”？要做到這兩點殊為不易，這也體現為一個作家文學意義上的“覺悟”和“自覺”，這也是一個作家區別於另一個作家的重要標誌，更是衡量一個作家優秀與否的“分水嶺”。
在林林總總連篇累牘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抗戰題材”作品中，楊義堂先生避其鋒芒沒有去湊正面抗日的“熱鬧”，而是選擇了少有問津的“紅十字會”性質，具有“人道主義”色彩和“人性光輝”的“醫療救護隊”，飽含深情，濃墨重彩。
如上所述，楊義堂先生之所以“發現”了“抗戰救護隊”這樣特殊的群體，某種程度也真的拜“抗日神劇”所賜，正像楊義堂先生所說的那樣，觸發自己創作這部貼近現實作品的契機，就是源於自己對“抗日神劇”的反感。如果真像“抗日神劇”那樣的話，不但是對日本人的“妖魔化”，也是對抗日英雄乃至國人的貶低詆譭。因為敵人越是一文不值不堪一擊“手撕鬼子”，那未必證明自己的英勇神武威猛強大，甚至恰恰說明自己的渺小低下勝之不武，乃至一種精神和心理上臆想意淫。
眾所周知，戰爭乃雙方綜合實力的比拼，自古就有“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之說，所以戰爭中的補給和戰地中的“救護”，可以說是戰爭中舉足輕重不可替代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乃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所以，楊義堂先生認為如果能把抗戰時期戰場上的醫護工作者的卓越奉獻真實展現出來，應該能補錄一段不該被遺忘的歷史，多方查找，幾經輾轉，抗戰時期擔任北平協和醫學院執行院長、著名生理學家林可勝進入了楊義堂先生的視野，由此林可勝就作為楊義堂先生《抗戰救護隊》這部長篇小說的主人公。
說到《抗戰救護隊》，不能不提基督教色彩國際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無疑也是在國際紅十字會背景下的誕生和跟進，它源起清光緒三十年（1905年），到清宣統元年（1909年）正式登記，民國元年（1912年）加入日內瓦萬國紅十字會，成為國際上紅十字會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
抗戰初期，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全體員工和醫務界愛國人士於1937年10月在漢口成立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戰時救護委員會。
1938年6月遷到長沙，後特將戰時救護委員會及有關救護、醫療事業的人員、器材、運輸工具等，改組成立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由愛國華僑林可勝博士任總隊長。
1939年3月初，救護總隊與訓練總所輾轉遷移到貴陽市東南郊的圖雲關。
1945年底撤離貴陽，在重慶與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合並辦公，後又遷回南京。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5月底，救護總隊與訓練總所奉紅十字會總會命令正式解散，完成其歷史使命。
因為林可勝創建“抗戰救護隊”的行動口號是“救死扶傷，博愛恤兵”。紅會救護總隊的成員在林總隊長號召與支持下，訂有八條信條，用以自勵：“具豐富感情，抱犧牲精神，本博愛襟懷，獻科技身手，做精密準備，求迅速效率，保傷病安全，增人類幸福。”所以，本著一顆仁者愛人之心，才將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做出了一番感天動地的業績。
透過楊義堂先生對林可勝及其群體“抗戰救護”的書寫，從他們排除各種困難阻力組建抗戰救護隊，到抗戰救護隊南征北戰中國九大戰區乃至遠征緬甸的驚人壯舉，從抗戰救護隊對抗日官兵及至對貧民百姓乃至日本戰俘的醫療救護，抗戰救護隊的點點滴滴所做作為，真的可以用感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來形容，他們無數次的救助救援行動，就像陽光普照雨露滋潤，撒向人間都是愛，恩澤大地都是情，相比對照耳熟能詳的愛情親情這種具體狹義的愛，抗戰救護隊對“傷員”的愛，無疑是一種超越了國家、族群、政黨的大愛，大愛無疆，這無疑體現著一種人道主義的光芒和人性之善人性之美的光輝，這無疑是人間最為美好的品質，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愛也是拯救這個世界的最好方式和惟一方式，這樣說並不為過乃至恰如其分。
我們說戰爭也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戰爭無不體現為多種多樣眾說紛紜，有的可能是為領土擴張，有的可能是為自由貿易，有的可能是為主持公義，有的可能是為推翻政權，總之，一定體現為利益的之爭、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各種文明之間的對抗。
不管怎樣，作為貧民和軍人，嚴格說來都應該是“反戰”的，因為戰爭總是要帶來流血和犧牲，但一旦戰爭來臨，尤其是自己的祖國遭遇了外來侵略，那惟一的行動只有拿起武器或運用其它的形式來保家衛國，捍衛自己的利益和榮譽。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舊唐書·魏徵傳》李世民以史為鑑：“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就是借歷史上的成敗得失作為鑑戒，同“以古為鑑”。同樣，杜牧在《阿房宮賦》最後告誡：“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的歷史，一個民族不能忘記自己的歷史，一個民族一定要忠於自己的歷史，一個民族一定要尊重自己的歷史，一個民族一定要正視自己的歷史，一個民族要反思自己的歷史。惟其如此這樣的民族才是清醒強大的，這個民族也會接受歷史的經驗教訓，痛定思痛，面向未來，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基於此，楊義堂先生的《抗戰救護隊》，恰逢其時，可以說是部分地“復原”、“修復”、“還原”了歷史，這在欲說還休欲言又止、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歷史難道真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盆漿糊乃至“大話西遊”的語境下，這真的難能可貴彌足珍貴乃至功德無量功莫大焉，因為楊義堂先生喚醒了國人沉睡的歷史記憶，讓那些塵封的英雄楷模，走進了我們的視野和內心……
正像楊義堂先生無限感嘆的那樣：“他們”本應該在教科書裡被孩子們反覆背誦，本應該在影視劇中一次次引爆人們的淚腺，可是，多少年來，衛國英雄們卻躲在貴陽檔案館發黃的故紙堆中，和灰塵、囊蟲相伴。所以，楊義堂先生是慶幸的也是後怕的：“我的寫作，只是補錄一段不該被人遺忘的歷史，作為一個遠方的寫作者能夠跋山涉水來和他們相見，並記錄下這一段英雄們的故事，真是上蒼垂愛，三生有幸！”也正像許許多多的有識之士所說的那樣，這段偉大的歷史被有意或無意地遮蔽，是我們民族的不幸，沒有看到林可勝他們的事蹟，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劇和悲哀……
楊義堂先生的長篇傳記文學《抗戰救護隊》，第一次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巨大支持，是一曲國際人道主義的頌歌。《抗戰救護隊》的一大亮點，就是用廣角鏡頭反映了這種正義與邪惡的對比，讀者既可以看到日軍用飛機傳播鼠疫的場景，也可以看到紐約第五大道上，美國大學教授及廣大民眾為中國抗戰募捐的感人一幕，這種全人類與日本法西斯的鬥爭，這種超越國家、種族、黨派、信仰之間的大愛，無疑是抗戰勝利的一大重要原因，也是人類和平的希望和象徵，正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世界越來越朝著“干預”的方向發展、“人權大於主權”，這也充滿說明“軟著陸”和“炮艦政策”的千真萬確正當正義……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說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楊義堂先生對此感同身受，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孔子，中國將是一個粗野可怕的世界。”
楊義堂先生的《抗戰救護隊》，無疑還勾起了海峽兩岸炎黃子孫對於那段歷史的共同記憶，這為緬懷逝去的歲月，加強彼此的文化認同，彌合雙方的創傷，提供了最佳的契機，以期達到“一家人”的認知，達成某種交集和統一，從這種程度和意義上來說，楊義堂先生的《抗戰救護隊》還起著維護海峽兩岸和平橋樑的紐帶作用和價值。
總之，楊義堂先生的《抗戰救護隊》真的是國人對抗戰年代的熱血記憶和恢弘史詩，真的是耳提面命醍醐灌頂……
（張建魯，山東兗州人，曾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被譽為戰地詩人和作家。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散文詩研究會會員、山東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山東省作家協會第六屆委員會委員、濟寧市人大代表、濟寧市作家協會主席。著有詩集《鄉思情韻》《生命如詩》《人生感悟》（詩歌卷）；散文集《心季的太陽》《歲月如歌》《生活如茶》《商海如潮》《人生感悟》（散文卷）；長篇小說《追尋歲月》（三部曲）、長篇神話小說《嵫陽神龜》等。其中《生命如詩》《歲月如歌》《生活如茶》《商海如潮》四部書入選全國大中專教學用書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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