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端纳，他扭转了西安“兵谏”
文｜李辉
1911年10月9日，汉口。
暮色中，位于俄国租界一座被雨水冲刷得很旧的大楼里，汇集了一群革命党人。此时，长江还在涨水，汉口隔江与对岸的武昌相望。
江水静静地流着，革命惊雷却即将响起。第二天凌晨，在武昌这座称作“中和门”的城楼上，革命党人开枪射击满清的守备哨兵，攻占了黎元洪统领的指挥部，黎元洪率部起义。
十八星旗在湖北都督府的上空飘扬，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全国十八个省相继宣布独立，一场波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拉开序幕。孙中山先生多年为之奔走呐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变为现实。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大清朝垂垂老矣的大臣们正在慢吞吞的争论立宪新政。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紫禁城里慌作一团。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议对策，决定迅速调动精锐北洋军向武汉逼近，一场真正的较量开始了，这场较量将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东方。
尤其是两名澳大利亚人，从此与中国的民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一位是早在义和团时期就出名的莫理循，另外一位就是端纳。
10月11日，武昌起义的第二天，远在北京的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出第一封北京专电，电报描述了这场起义对清政府的巨大震动：“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
这时候，一直鼓动革命的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还在香港，莫理循虽然没有见到这些著名革命领袖，却在革命党人的队伍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端纳，美国《先驱报》驻华新闻记者。
端纳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八年前，他只身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开始了他在远东的生涯。此时，在罗湖桥的那一端，满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端纳作为悉尼《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赴广州采访了两广总督张人骏，并被张人骏聘为名誉顾问。
在广州访问时，端纳第一次见到了莫理循，在莫理循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谈话间孙逸仙博士的名字频繁地被提起。端纳对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产生了兴趣，而宋耀如正是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
端纳预感到一场革命即将来临，他要到风暴的中心去。
1911年初春，上海庄严的景色展现在了他眼前。他后来回忆道：
喧闹的黄浦江徐徐东流，江面上舟楫点点，仿佛它们是从丰饶的角里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从黄浦江畔的外滩直插上海喧哗的商业中心。静安寺路就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跑马场，流过高墙和铁门围着的公馆进入当时乡下的地方。
当然欣赏上海的美景不是端纳的目的，在路尽头的一个公园里，他找到了上海的革命党人伍廷芳，自那以后，他就牢牢地和这个革命运动连在了一起。
果然，几个月之后，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就传到了这里。11月6日，革命党人攻占了江南制造局，上海随之光复。独立各省的代表纷纷云集上海，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当他们为谁来领导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发愁时，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正从海外归来，这个人物就是同盟会的孙中山。
纷纷宣布独立的各省，悬挂起各色各样的旗帜，唯独张勋统治下的南京成了满清政府的最后一个要塞，占领南京就可能结束战争。
11月，共和军队聚集在南京下游40英里的镇江，准备攻打南京。端纳匆匆赶到这里，他自告奋勇，冒险登上了紫金山，亲自侦查清军情况，并身先士卒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
傍晚，当攻城还在继续的时候，端纳就悄悄地离开阵地，在一个已被控制的太平门附近的车站电报局内，作为唯一一个报道这次行动的记者，他靠着蜡烛和一枝铅笔，为《先驱报》和其他澳大利亚报纸写出了一篇两千字的电讯。开篇写道：
南京城外，12月1 日(1911年)一一今早，一座城市和一座山处在生死搏斗中。炮弹呼呼地飞过紫金山峰射到远处的平原。榴霰弹射得又高又远，步枪子弹落在近处。中国革命党人几乎没有伤亡。
而下面的清兵却处在绝望的境地，革命者只要对着粉刷过的堡垒和巨大的墙壁集中射击。而清军守兵则要毫无目标地对着整座山射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顽固地坚守着。在山上，早一点可看见士兵们跪在岩石后面，从一处移到另一处以瞄准目标。夜幕降临时，步枪子弹的闪光表明他们正在坚守阵地。在堡垒里，闪光却告诉人们不同的情况，人们可以看见死人躺在枪边……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来到南京，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参加完总统就职仪式，将这个重大场合的报道发出后就回到了上海。
第二天，端纳正在上海革命党部的小屋里被冻得要死，有人送来一份专电，孙中山要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他搓了搓冻僵的手便开始起草，几天后全世界都看到了新生的中华民国要说的话，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从一个大鼻子、带着微笑的年轻澳大利亚人的打字机上敲出来的。
南京一片祥和，凡革命党人，有本事没本事的都担任了重要职务。杭州的参谋长职务授予了一位叫蒋介石的年轻军官。他曾在日本听过孙中山演讲，一听到革命他就从日本军校逃了回来，在到杭州之前，他曾与端纳偶然相识，多年以后，端纳成了他的私人顾问。
当长江流域燃起熊熊战火时，莫理循依然呆在北京。几天之后，他看到袁世凯乘坐的火车驶进了北京站。走下火车的袁世凯以优雅而富喜剧效果的姿态，轻快地走过整个站台，以此向人们显示，3年前使他被免职的那条“酸痛的腿”现在好极了。这一次他是应隆裕太后之召，前来拯救太后和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女的。
袁世凯一面继续派兵向南方施压，一面又派代表秘密与南方政府谈判，在得到南方领导人的承诺之后，他软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
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清廷退位。莫理循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了一篇题为《帝国下诏宣布共和》的通讯，抢先报道了清帝逊位的消息，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
两天之后，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而莫理循则被聘为袁大总统的政治顾问。袁世凯赐给他金印一颗，并一度将王府井这条最著名的商业街改为“莫里森大街”，以表彰他的特殊贡献。随着中国历史出乎意料的进程，这两位澳大利亚记者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
北京又成了政治的中心，端纳也从上海匆匆赶到北京，接管纽约《先驱报》在北京的办事处，同时兼任上海《远东评论》月刊主笔，每月回到上海一次发排稿件。在新政府里，端纳成了经常光顾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之中，财政部长周自齐是端纳最喜欢的一个。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端纳正在忙着将《远东评论》稿件付印，突然他接到财务总长周自齐的急电：即回，事关同盟国，情况严重。
端纳的心中有种莫名的兴奋，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匆赶往火车站。当来自上海的夜间快车隆隆驶进北京站时，端纳便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惊心动魄的四个月中进入了角色。
出了北京站，穿过拥挤的人群，端纳坐上人力车直驶美国公使馆，街道两边店铺的百叶窗里透出的丝丝灯光逐次熄灭了，繁忙的一天结束了。
在他们的身后，传来了麻将哗哗啦啦的声响，偶尔还有几声婴儿的啼哭。街道上过往的男男女女都裹着厚厚的棉衣，载着端纳的人力车夫飞快地奔跑。
到了美国公使馆，公使芮恩施已经在门口迎接他，这位通常十分镇静而且保守的公使显然警觉起来了。
“最险恶的勒索开始了。”芮恩施说。
“我并不感到意外。”端那纳静地答道。
公使把自己所仅知的有关东京的企图的情况告诉端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端纳的游说下，中国匆匆地宣布对德宣战。并收回对山东的占领权。
1915年1月18日， 就在中国收回日本在山东的占领权的当天晚上，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来到天坛，面见睡眼惺忪的总统，宣读了日本的“强烈不满”，然后他用手杖重重地敲着桌子，把一份威胁的文件留了下来。
日本公使走后，袁世凯气急变坏。事后，一位总长几乎含着眼泪告诉芮恩施说，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是接受的话，那将要断送中国的独立，使之沦为附庸。
芮恩施最后对端纳说，日本人是一丝风声都不让透露，很明显，中国人的嘴给封住了。他们受到了威胁：万一泄露秘密，因此而引起的后果就的自负。
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国际阴谋已经付诸实施，受害国却因畏惧进一步遭受凌辱而保持缄默，但如果要把即将发生的事实公之于众，那么事实的真相就要弄清楚。
夜色中，端纳走进位于东总布胡同的周自齐财务总长的公馆。周自齐不敢透露详情，端纳便建议：“我把认为日本可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都开列出来，你可用铅笔将其中不对的划掉。”
他们开始了一次特殊的笔谈。
端纳开出一串要求，周自齐用铅笔将其中几点划去。周自齐启发地问：军火在哪里制造呢？端纳便写下“兵工厂”，控制兵工厂正是日本的要求之一。就这样，端纳写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日本会提出的要求，周划掉一些，留下一些。控制若干条铁路，以及矿业、警察和军队，都在要求的范围之内。
端纳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电稿，列举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对亚洲即将燃起的战火敲响了的一声警钟。端纳说：“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
然而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泰晤士报》还同时刊发了从日本发回的报道，报社的评论并对端纳消息的可靠性提出质疑。
第二天晚上，端纳来到莫理循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寓所。一阵交谈后，莫理循站起来说要到书房去一下。端纳注意到，莫理循顺手整理了一下书桌上的文件，并故意在中间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随后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端纳心领神会，机会来了，他朝书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进大衣口袋。
端纳急忙赶到家中，打开文件一看，正是他一直为之奔走的“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全文译本。
多年来的记者生涯使他办事敏捷，端纳立即拟就了另一篇电稿，将二十一条全部内容发给《泰晤士报》，并通过美联社记者纪乐士同时刊登在了芝加哥报纸的头版头条，至此日本窒息世界新闻界和中国政府的企图被粉碎了。
端纳还在继续他的路，孙中山逝世后，端纳前往东北，做了张学良的顾问。在他看来，张学良是最有希望拯救中国的人，但张学良身染重病，他帮助张学良强制戒毒，“九一八事变”后，又陪同张学良访问了欧洲。之后端纳又成了蒋介石、宋美龄的私人顾问，在斡旋西安事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走在西安古城墙上面，或者走在华清池，就是走在历史中。
1936年这个冬天，一个个风云人物走在这里，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上演一出石破天惊的壮举。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从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国民党、共产党两党未来的走势变化，是从这里开始。一个由盛及衰，一个由弱转强；一个从二战期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变为狼狈不堪退缩到孤岛叹息不已；一个从黄土高原如困兽般抗争，变为独步天下四处高歌。
中国的历史走向，从此改变。
也是在这个冬天，一个个外国记者走在这里，史沫特莱、斯诺、海伦、贝特兰……目击中国的风云变幻，感受着震撼世界的瞬间。他们用笔，用声音，把新闻封锁撕开一个个缺口，由此而成了中国历史演变中的积极参与者。
真正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在向人们走来。他便是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顾问、时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
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
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还有比这更能发挥个人作用的历史场合吗？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历史的青睐。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作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份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能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
斯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客观而准确的：
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这便是中国的国情。一个外国人一旦确立其地位之后，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斯诺的分析，入木三分。
谁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如何能被打破？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外国人出面，张、蒋双方又该如何相见呢？
大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当然最终决定着事态的发展，但在政治家的个人性格往往更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中国，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刻，当事人一瞬间的喜怒哀乐、患得患失，实在举足轻重。
端纳很荣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人物之一。
12月13日下午，尽管未能收到西安回电，端纳仍决定立即乘飞机前往洛阳，与他同行的是这位颇受宋美龄器重的黄仁霖上校，他是特务组织励志社的总干事。当晚，宋美龄收到张学良发来的致端纳的电报，欢迎他前往西安。
转机由此来到。
端纳先与张学良见面。再与杨虎城见面。然后，在两人的陪同下来见蒋介石。经历一番惊魂之后，见到端纳，蒋介石落下眼泪。端纳递上宋美龄的亲笔信：夫君爱鉴：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当晚，宋美龄接到端纳的电报，她在日记中写道：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
也是经端纳等人的劝说，蒋介石才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见。斯诺这样说：“在此之前，蒋一直拒绝见他。主要是蒋夫人，还有端纳和张学良说服了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宋美龄曾这样说：“端纳打下基础，子文兄弟筑好墙，盖上房顶的则是我。”
端纳的特殊性还在新闻报道上体现出来。
斯诺回忆，张学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国报界发表声明，为自己尚未释放蒋介石做出解释。这份电报曾从西安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弗雷泽，希望由他散发给其他记者，但新闻检查官扣压了这一电报。但张学良将这一声明的抄件也交给了端纳一份，是端纳将他交给了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所引用的电文内容，即来自端纳：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不过，后来端纳又为宋美龄所不容，愤而离开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日本军队逮捕，设在马尼拉的一个俘虏营里度过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战后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国海军医院治疗。
1946年11月，端纳回到上海，立即被送进宏恩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端纳完全知道自己的处境，他重返中国，就是来寻找最后的归宿。
端纳死后，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唯一的遗物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奖给他的一枚金质奖章。拍摄纪录片“在历史现场”期间，在万国公墓已经无法找到端纳的墓碑。
不过，宋氏三姐妹父亲宋耀如的墓地还在。当年，正是从宋耀如那里，端纳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华民国的密切联系端纳。能与自己的老朋友宋耀如长眠一起，可以说也是他最后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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