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端納，他扭轉了西安“兵諫”
文｜李輝
1911年10月9日，漢口。
暮色中，位於俄國租界一座被雨水沖刷得很舊的大樓裡，彙集了一群革命黨人。此時，長江還在漲水，漢口隔江與對岸的武昌相望。
江水靜靜地流著，革命驚雷卻即將響起。第二天凌晨，在武昌這座稱作“中和門”的城樓上，革命黨人開槍射擊滿清的守備哨兵，攻佔了黎元洪統領的指揮部，黎元洪率部起義。
十八星旗在湖北都督府的上空飄揚，在短短几個月時間裡，全國十八個省相繼宣佈獨立，一場波及全國的辛亥革命拉開序幕。孫中山先生多年為之奔走吶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風起雲湧的革命變為現實。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大清朝垂垂老矣的大臣們正在慢吞吞的爭論立憲新政。武昌首義的消息傳來，紫禁城裡慌作一團。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議對策，決定迅速調動精銳北洋軍向武漢逼近，一場真正的較量開始了，這場較量將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東方。
尤其是兩名澳大利亞人，從此與中國的民國曆史結下了不解之緣，其中一位是早在義和團時期就出名的莫理循，另外一位就是端納。
10月11日，武昌起義的第二天，遠在北京的莫理循給《泰晤士報》發出第一封北京專電，電報描述了這場起義對清政府的巨大震動：“北京被革命爆發和軍隊叛亂的消息嚇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滿朝文武，憂心如焚。”
這時候，一直鼓動革命的孫中山遠在海外，黃興還在香港，莫理循雖然沒有見到這些著名革命領袖，卻在革命黨人的隊伍裡意外地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端納，美國《先驅報》駐華新聞記者。
端納是個天生的冒險家。八年前，他隻身從澳大利亞來到香港，開始了他在遠東的生涯。此時，在羅湖橋的那一端，滿清王朝已經搖搖欲墜，端納作為悉尼《每日電訊報》的記者赴廣州採訪了兩廣總督張人駿，並被張人駿聘為名譽顧問。
在廣州訪問時，端納第一次見到了莫理循，在莫理循的介紹下，他認識了宋氏三姐妹的父親宋耀如，談話間孫逸仙博士的名字頻繁地被提起。端納對孫中山的革命計劃產生了興趣，而宋耀如正是孫中山的忠實支持者。
端納預感到一場革命即將來臨，他要到風暴的中心去。
1911年初春，上海莊嚴的景色展現在了他眼前。他後來回憶道：
喧鬧的黃浦江徐徐東流，江面上舟楫點點，彷彿它們是從豐饒的角里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從黃浦江畔的外灘直插上海喧譁的商業中心。靜安寺路就像一條小溪，靜靜地流過跑馬場，流過高牆和鐵門圍著的公館進入當時鄉下的地方。
當然欣賞上海的美景不是端納的目的，在路盡頭的一個公園裡，他找到了上海的革命黨人伍廷芳，自那以後，他就牢牢地和這個革命運動連在了一起。
果然，幾個月之後，武昌首義成功的消息就傳到了這裡。11月6日，革命黨人攻佔了江南製造局，上海隨之光復。獨立各省的代表紛紛雲集上海，準備組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當他們為誰來領導即將誕生的共和國發愁時，一位眾望所歸的人物正從海外歸來，這個人物就是同盟會的孫中山。
紛紛宣佈獨立的各省，懸掛起各色各樣的旗幟，唯獨張勳統治下的南京成了滿清政府的最後一個要塞，佔領南京就可能結束戰爭。
11月，共和軍隊聚集在南京下游40英里的鎮江，準備攻打南京。端納匆匆趕到這裡，他自告奮勇，冒險登上了紫金山，親自偵查清軍情況，並身先士卒參加了攻打南京的戰鬥。
傍晚，當攻城還在繼續的時候，端納就悄悄地離開陣地，在一個已被控制的太平門附近的車站電報局內，作為唯一一個報道這次行動的記者，他靠著蠟燭和一枝鉛筆，為《先驅報》和其他澳大利亞報紙寫出了一篇兩千字的電訊。開篇寫道：
南京城外，12月1 日(1911年)一一今早，一座城市和一座山處在生死搏鬥中。炮彈呼呼地飛過紫金山峰射到遠處的平原。榴霰彈射得又高又遠，步槍子彈落在近處。中國革命黨人幾乎沒有傷亡。
而下面的清兵卻處在絕望的境地，革命者只要對著粉刷過的堡壘和巨大的牆壁集中射擊。而清軍守兵則要毫無目標地對著整座山射擊。儘管如此，他們還是頑固地堅守著。在山上，早一點可看見士兵們跪在岩石後面，從一處移到另一處以瞄準目標。夜幕降臨時，步槍子彈的閃光表明他們正在堅守陣地。在堡壘裡，閃光卻告訴人們不同的情況，人們可以看見死人躺在槍邊……
1912年元旦，孫中山從上海來到南京，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端納參加完總統就職儀式，將這個重大場合的報道發出後就回到了上海。
第二天，端納正在上海革命黨部的小屋裡被凍得要死，有人送來一份專電，孫中山要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他搓了搓凍僵的手便開始起草，幾天後全世界都看到了新生的中華民國要說的話，但他們沒有想到，這是從一個大鼻子、帶著微笑的年輕澳大利亞人的打字機上敲出來的。
南京一片祥和，凡革命黨人，有本事沒本事的都擔任了重要職務。杭州的參謀長職務授予了一位叫蔣介石的年輕軍官。他曾在日本聽過孫中山演講，一聽到革命他就從日本軍校逃了回來，在到杭州之前，他曾與端納偶然相識，多年以後，端納成了他的私人顧問。
當長江流域燃起熊熊戰火時，莫理循依然呆在北京。幾天之後，他看到袁世凱乘坐的火車駛進了北京站。走下火車的袁世凱以優雅而富喜劇效果的姿態，輕快地走過整個站臺，以此向人們顯示，3年前使他被免職的那條“痠痛的腿”現在好極了。這一次他是應隆裕太后之召，前來拯救太后和宣統皇帝這對孤兒寡女的。
袁世凱一面繼續派兵向南方施壓，一面又派代表秘密與南方政府談判，在得到南方領導人的承諾之後，他軟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
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統皇帝的名義發佈詔書，宣佈清廷退位。莫理循立即向《泰晤士報》發出了一篇題為《帝國下詔宣佈共和》的通訊，搶先報道了清帝遜位的消息，被譽為“當年的獨家新聞”。
兩天之後，袁世凱當上了臨時大總統，而莫理循則被聘為袁大總統的政治顧問。袁世凱賜給他金印一顆，並一度將王府井這條最著名的商業街改為“莫里森大街”，以表彰他的特殊貢獻。隨著中國歷史出乎意料的進程，這兩位澳大利亞記者的命運也發生了逆轉。
北京又成了政治的中心，端納也從上海匆匆趕到北京，接管紐約《先驅報》在北京的辦事處，同時兼任上海《遠東評論》月刊主筆，每月回到上海一次發排稿件。在新政府裡，端納成了經常光顧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之中，財政部長周自齊是端納最喜歡的一個。
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黃浦江畔的一座高層建築裡，端納正在忙著將《遠東評論》稿件付印，突然他接到財務總長周自齊的急電：即回，事關同盟國，情況嚴重。
端納的心中有種莫名的興奮，他立即放下手頭的工作，匆匆趕往火車站。當來自上海的夜間快車隆隆駛進北京站時，端納便在中華民國外交史上驚心動魄的四個月中進入了角色。
出了北京站，穿過擁擠的人群，端納坐上人力車直駛美國公使館，街道兩邊店鋪的百葉窗裡透出的絲絲燈光逐次熄滅了，繁忙的一天結束了。
在他們的身後，傳來了麻將嘩嘩啦啦的聲響，偶爾還有幾聲嬰兒的啼哭。街道上過往的男男女女都裹著厚厚的棉衣，載著端納的人力車伕飛快地奔跑。
到了美國公使館，公使芮恩施已經在門口迎接他，這位通常十分鎮靜而且保守的公使顯然警覺起來了。
“最險惡的勒索開始了。”芮恩施說。
“我並不感到意外。”端那納靜地答道。
公使把自己所僅知的有關東京的企圖的情況告訴端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端納的遊說下，中國匆匆地宣佈對德宣戰。並收回對山東的佔領權。
1915年1月18日， 就在中國收回日本在山東的佔領權的當天晚上，日本駐北京公使日置益來到天壇，面見睡眼惺忪的總統，宣讀了日本的“強烈不滿”，然後他用手杖重重地敲著桌子，把一份威脅的文件留了下來。
日本公使走後，袁世凱氣急變壞。事後，一位總長几乎含著眼淚告訴芮恩施說，日本提出了極其苛刻的條件，要是接受的話，那將要斷送中國的獨立，使之淪為附庸。
芮恩施最後對端納說，日本人是一絲風聲都不讓透露，很明顯，中國人的嘴給封住了。他們受到了威脅：萬一洩露秘密，因此而引起的後果就的自負。
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國際陰謀已經付諸實施，受害國卻因畏懼進一步遭受凌辱而保持緘默，但如果要把即將發生的事實公之於眾，那麼事實的真相就要弄清楚。
夜色中，端納走進位於東總布衚衕的周自齊財務總長的公館。周自齊不敢透露詳情，端納便建議：“我把認為日本可能向中國提出的要求都開列出來，你可用鉛筆將其中不對的劃掉。”
他們開始了一次特殊的筆談。
端納開出一串要求，周自齊用鉛筆將其中幾點劃去。周自齊啟發地問：軍火在哪裡製造呢？端納便寫下“兵工廠”，控制兵工廠正是日本的要求之一。就這樣，端納寫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日本會提出的要求，周劃掉一些，留下一些。控制若干條鐵路，以及礦業、警察和軍隊，都在要求的範圍之內。
端納立即向《泰晤士報》發出電稿，列舉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對亞洲即將燃起的戰火敲響了的一聲警鐘。端納說：“日本向中國要索的種種利權還未經官方公佈，但據報它們包括以下各項……”
然而這條消息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泰晤士報》還同時刊發了從日本發回的報道，報社的評論並對端納消息的可靠性提出質疑。
第二天晚上，端納來到莫理循位於王府井大街的寓所。一陣交談後，莫理循站起來說要到書房去一下。端納注意到，莫理循順手整理了一下書桌上的文件，並故意在中間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隨後徑直走出了辦公室。
端納心領神會，機會來了，他朝書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進大衣口袋。
端納急忙趕到家中，打開文件一看，正是他一直為之奔走的“日本對中國二十一條要求”的全文譯本。
多年來的記者生涯使他辦事敏捷，端納立即擬就了另一篇電稿，將二十一條全部內容發給《泰晤士報》，並通過美聯社記者紀樂士同時刊登在了芝加哥報紙的頭版頭條，至此日本窒息世界新聞界和中國政府的企圖被粉碎了。
端納還在繼續他的路，孫中山逝世後，端納前往東北，做了張學良的顧問。在他看來，張學良是最有希望拯救中國的人，但張學良身染重病，他幫助張學良強制戒毒，“九一八事變”後，又陪同張學良訪問了歐洲。之後端納又成了蔣介石、宋美齡的私人顧問，在斡旋西安事變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走在西安古城牆上面，或者走在華清池，就是走在歷史中。
1936年這個冬天，一個個風雲人物走在這裡，張學良、楊虎城、蔣介石、宋美齡、周恩來……上演一出石破天驚的壯舉。中國未來的政治格局，從此發生根本性變化。
國民黨、共產黨兩黨未來的走勢變化，是從這裡開始。一個由盛及衰，一個由弱轉強；一個從二戰期間在世界政治舞臺上風光無限，變為狼狽不堪退縮到孤島嘆息不已；一個從黃土高原如困獸般抗爭，變為獨步天下四處高歌。
中國的歷史走向，從此改變。
也是在這個冬天，一個個外國記者走在這裡，史沫特萊、斯諾、海倫、貝特蘭……目擊中國的風雲變幻，感受著震撼世界的瞬間。他們用筆，用聲音，把新聞封鎖撕開一個個缺口，由此而成了中國歷史演變中的積極參與者。
真正走在西安事變漩渦中心、影響著事態發展的外國人，在向人們走來。他便是曾擔任過張學良的私人顧問、時任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
從成為張學良的朋友和顧問，到受到蔣介石宋美齡的信任並擔任私人顧問，這位外國人在中國的四十多年經歷，堪稱叱吒風雲，充滿傳奇色彩。
如今，西安事變突發，他先後輔助的兩位主人，正好是相對的雙方。還有比這更能發揮個人作用的歷史場合嗎？從這一意義上說，端納受到歷史的青睞。
如果說在二十世紀中國，西安事變可以看作是改變歷史的最為關鍵的事件之一，那麼，還有哪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能夠超出端納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份量？有誰能在歷史關鍵時刻，像他這樣能扮演極為重要的調解角色，從而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國家危機？
斯諾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客觀而準確的：
12月14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面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麼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別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面瞭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箇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
這便是中國的國情。一個外國人一旦確立其地位之後，就能夠在中國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斯諾的分析，入木三分。
誰能設想，如果沒有端納這樣一個雙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選前來斡旋，僵局如何能被打破？依蔣介石的性格，依中國人歷來最愛講面子的習慣，沒有端納這樣一個外國人出面，張、蔣雙方又該如何相見呢？
大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力量的作用，當然最終決定著事態的發展，但在政治家的個人性格往往更能決定國家命運的中國，在如此關鍵的歷史時刻，當事人一瞬間的喜怒哀樂、患得患失，實在舉足輕重。
端納很榮幸，他成了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關鍵人物之一。
12月13日下午，儘管未能收到西安回電，端納仍決定立即乘飛機前往洛陽，與他同行的是這位頗受宋美齡器重的黃仁霖上校，他是特務組織勵志社的總幹事。當晚，宋美齡收到張學良發來的致端納的電報，歡迎他前往西安。
轉機由此來到。
端納先與張學良見面。再與楊虎城見面。然後，在兩人的陪同下來見蔣介石。經歷一番驚魂之後，見到端納，蔣介石落下眼淚。端納遞上宋美齡的親筆信：夫君愛鑑：昨聞西安之變，焦急萬分。
當晚，宋美齡接到端納的電報，她在日記中寫道：始發現第一次希望之曙光。
也是經端納等人的勸說，蔣介石才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會見。斯諾這樣說：“在此之前，蔣一直拒絕見他。主要是蔣夫人，還有端納和張學良說服了蔣。”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宋美齡曾這樣說：“端納打下基礎，子文兄弟築好牆，蓋上房頂的則是我。”
端納的特殊性還在新聞報道上體現出來。
斯諾回憶，張學良在12月19日曾向外國報界發表聲明，為自己尚未釋放蔣介石做出解釋。這份電報曾從西安發給倫敦《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弗雷澤，希望由他散發給其他記者，但新聞檢查官扣壓了這一電報。但張學良將這一聲明的抄件也交給了端納一份，是端納將他交給了外國記者。斯諾在書中所引用的電文內容，即來自端納：
總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們的責任。端納先生上星期一到達後，總司令的氣憤和不願談話的心情稍減，他心平氣和地討論了我們面前的問題，至星期二已原則上同意我們所提各點，以便採取明確國策，實行改革，使全國能夠在政治上和物質上合理地和自由地發展，符合孫中山博士的遺志。……
不過，後來端納又為宋美齡所不容，憤而離開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被日本軍隊逮捕，設在馬尼拉的一個俘虜營裡度過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戰後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國海軍醫院治療。
1946年11月，端納回到上海，立即被送進宏恩醫院，被確診為肺癌晚期。端納完全知道自己的處境，他重返中國，就是來尋找最後的歸宿。
端納死後，被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他唯一的遺物是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獎給他的一枚金質獎章。拍攝紀錄片“在歷史現場”期間，在萬國公墓已經無法找到端納的墓碑。
不過，宋氏三姐妹父親宋耀如的墓地還在。當年，正是從宋耀如那裡，端納知道了孫中山的名字，從此開始了他與中華民國的密切聯繫端納。能與自己的老朋友宋耀如長眠一起，可以說也是他最後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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