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中國生態文明論壇南寧年會上，“全國環保廳局長論壇”吸引了無數的目光。

今年5月，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召開之後，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成了環保的主基調。

生態環境部的組建，整合了原環境保護部全部職責和其他六部門相關職責，實現了“五個打通”，打好汙染方式攻堅戰的管理機構設置更加合理，體制更加順暢。

但同時，由於國際國內複雜的經濟形勢，環保又面臨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環保與發展、“一刀切”、散煤替代、“散亂汙”整治以及深化“放管服”等等，都成了各界關注和議論的焦點。

“眼下，要在忙碌當中不失去方向，在壓力當中保持活力，在困難當中保持信心。”論壇上，山東省生態環境廳廳長王安德說。

集中整治 不搞“一律關停”

王安德認為，不迷失方向，眼下就得落實“六大責任”。企業要全面負起達標排放的主體責任，落實企業自我監測、自我驗收、自我建立臺帳、自我公開信息的主導責任。在企業全面達標排放的基礎上，區域環境質量仍然不能滿足要求的，黨委政府必須落實轄區內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責任。

此外，生態環境部門要依法對生態環保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各級職能部門必須落實“管行業就要管環保、管生產就要管環保、管業務就要管環保”的責任。同時，聯合群團組織和社會組織，在促進生態意識提高，凝聚全社會共識上積極推動。政府也要打造平臺，吸引廣大群眾自覺參加生態環保。

12月15日，中國生態文明論壇南寧年會現場。

天津地處京津冀區域、海河流域下游，資源約束緊、產業結構重、排放強度大，水資源極度短缺，人均水資源量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1/16。但同時，天津的鋼鐵、火電、化工等行業在第二產業中佔比高，單位國土面積燃煤量、汙染物排放量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生態環境保護的任務十分艱鉅。

天津市生態環境局局長溫武瑞說：“近年來，天津啃下了不少‘硬骨頭’，闖過了不少‘急險灘’。”

他介紹，天津設立了“公安駐環保工作組”，實現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無縫銜接，今年1-11月，全市實施查封扣押221件、限產停產49件，分別同比增長78%、227%，環保、公安合作偵破環境汙染案件193起、抓獲235人，分別同比上升53%、28%。

溫武瑞說，天津堅決禁止“一刀切”，集中整治“散亂汙”企業，不搞“一律關停”。而是根據企業具體情況，實行關停取締、原地提升、入園改造分類措施，秋冬季大氣治理不搞“一律錯峰”，把控制重點放在排汙總量上，今年錯峰企業數量減少84%、錯峰時間縮短20%，錯峰重點從車間調整為工序，但全市排放總量與去年同期基本相當。

他介紹，特別是實行了生態環保“領跑”制度，釋放不錯峰生產、不應急減排等政策紅利。比如，榮程鋼鐵集團投資17億元實施超低排放改造、運輸結構調整，脫白煙氣餘熱再利用於280萬戶居民取暖，實現了經濟、社會、環境效益“三贏”，在全市樹立了標杆。

論壇上，江陰市環境保護局局長陳福良也表示，江陰不搞“一刀切”，但要敢於“切一刀”，至於一刀切到哪裡、切到什麼程度，這是考驗我們環保幹部的智慧和能力。

他舉例說，江陰對環境質量實行全區水氣一體化天網工程，所有的行政村和園區都有大氣和水的監測設備，環境質量考核把每一天的水氣有沒有達標作為考核依據，環境質量考核精準到每一天。對於環境質量改善目標沒有達到以及工作任務沒有完成的，實行區域限批。

環保沒有影響經濟發展

衡水是河北省東南部的一個城市，屬於京津冀大氣汙染傳輸通道城市，自2013年全國實行74個城市排名以來，衡水市一直在全國後十名內徘徊，特別是在2016年降到了谷底，排名居全國倒數第一名。

衡水市環境保護局局長何立濤介紹，衡水“知恥而後勇”，構建權威高效的指揮系統，由常務副縣長分管環保。每週一次的現場調度會開到企業、鄉村和建築工地。借河北省環保垂改試點的機遇“招兵買馬”，市局的編制增加了50%。大氣汙染治理的精細化程度達到了區域行業、企業生產工序不同的層次。

環保監測數據顯示，2017年，衡水市空氣質量綜合指數改善率和優良天氣增加天數均居河北省首位，PM2.5的濃度下降率居河北省第三位。今年1至11月，衡水市的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在河北省8個通道城市中居首位，穩定退出了全國74個城市後十名和169個城市後二十名。在生態環境部上半年公佈的169個城市改善幅度較大的20個城市中，衡水居全國第一位。

重要的一點是，“環保沒有影響經濟。”何立濤介紹，衡水的納稅千萬元企業2016年是98家，2018年增加到了129家，增加了31家，增幅是30%，今年衡水的財政收入1至10月份增幅居河北全省第一位。

論壇上，陳福良表示，在打好汙染防治攻堅戰過程中，如何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兩個輪子”走路，是每個人、每個地區的領導需要考慮的。

“有些地方認為環保工作抓得緊影響了經濟發展，這是沒有真正認識和理解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和經濟發展的關係。”陳福良說，“攻心”要落實在“攻人”上面，考核要與“帽子”“票子”掛鉤。

他說，江陰實施了量化分擔分級考核，所有的考核事項都是按照好中差落實，每一項工作必須要有30%的優等水平、30%的差檔水平。江陰的經濟條件好，相差零點幾分對於排名有重大影響，部門的獎金也相差很大。江陰的考核已經從上到下全部貫徹，市、鎮、村全部落實。

陳福良介紹，在江陰，更多更難的、矛盾最突出的是企業的發展和保護之間的矛盾。對此，江陰把信用評價工作做實做到位。評出3000家信用評價體系企業，要求各個鄉鎮、各個行業必須評出10%的紅色企業，20%的黃色企業，10%的綠色企業。信用評價涉及銀貸款、用電收費、供水收費等問題諸多方面。同時嚴格執法。

在地方環保局長崗位上已經幹了整整7年的十堰市環境保護局局長馮安龍說，這些年，最大的感受就是環保局長要“敢於碰硬，不怕得罪人。”他說，環保局長所有的權力都是“得罪人”的權力，所有的權力都是否決的權力。做環保局長，必須有這種境界、有這種奉獻精神。

“群眾關心的油煙問題、粉塵問題、工地揚塵問題等看似是小問題，但也是環保的重點。對於汙染企業，該關的關、該搬的搬、該提升的提升、該處罰的處罰，只有這樣群眾才能夠給你點贊。”馮安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