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公島與特殊“17日”的淵源（九）
1881年3月17日
中看不中用的北洋海軍魚雷艇
據《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誌》（1860-1911）記載：“1881年3月17日（舊曆二月十八日），徐建寅前往伏而鏗船廠，考察中國定製之鐵甲艦、魚雷艇建造情況。”在以軍事自強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早期，李鴻章等洋務運動健將們對世界軍事領域的新發明、新武器保持著極高的關注度，緊追世界潮流。魚雷艇作為新式海軍利器，洋務派不甘落後，大力引進。
北洋海軍“福龍”號魚雷艇
從1879年最初邁出購買西式魚雷艇的步伐，到1888年“左隊”、“右隊”等魚雷艇陸續回國，包括以6萬兩銀子低價買入的第一艘頭等魚雷艇，即後來被命名的“福龍”號，北洋海軍成軍後魚雷艇總數為13艘，轄下擁有了中國實力最強的魚雷兵力。回顧將近10年的辛勤努力，李鴻章志得意滿地稱“練成魚雷艇十餘號，可備輔翼鐵艦之用，為各省所未有”。
然而，詭異的是，花費巨大購置的北洋魚雷艇隊，在整個甲午戰爭中的表現著實令國人顏面盡失，僅有三次出擊行動，而這三次行動所取得的“戰果”，與它擁有的強大作戰能力相差甚遠，尤其是最後一次，寄託著扭轉戰局、破釜沉舟使命的魚雷艇竟然發生集體出逃的醜劇，不僅喪失了全部家底，而且加速了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滅，其結局值得反思！
北洋艦隊魚雷艇官兵
實力雄厚的北洋海軍魚雷艇隊到底是一支怎樣的部隊呢？
1888年12月，清政府頒佈《北洋海軍章程》，標誌著北洋海軍正式建軍。根據《北洋海軍章程》記載，納入北洋海軍正式編制序列的魚雷艇實際只有6艘，即“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它們單獨編為魚雷營，營制模仿淮軍陸軍組織方式，以每艘艇為一營，管帶大多曾留學德國的魚雷專業學生出身，但因魚雷艇人數編制較少，管帶大都只是都司、守備等低階官銜。
為做好魚雷艇養護，李鴻章在修建旅順軍港時候，也同步建設了與魚雷艇配套的相關設施，除了專門用於保存魚雷的倉庫、維修保養以及調整定深的魚雷工廠、停靠魚雷艇的小石碼頭等專門設施外，還建設了蔚為壯觀的魚雷艇岸上倉庫群。比旅順基地建設稍晚的威海衛基地，也配套修建起了魚雷庫房、魚雷修理廠等設施，但規模較之旅順則略小。
旅順魚雷營
儘管魚雷艇部隊名義上隸屬於北洋海軍，但由於旅順具有完備的魚雷艇停泊、保養設施，而且原設威海、用於培養魚雷專業軍官和管理魚雷艇操練的魚雷營也隨之遷至旅順，作為魚雷艇基地的旅順具備更好的先天條件。同時考慮到魚雷艇兵器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和大型軍艦在人員素養要求、主戰武器、作戰樣式、航行能力、駐泊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北洋海軍建軍之前就將魚雷艇與戰艦分開管理和訓練，即由魚雷營統轄魚雷艇。《北洋海軍章程》明確規定北洋海軍提督對魚雷艇部隊沒有直接管理權，包括艦載魚雷艇，其直接管轄者則是北洋前敵營務處兼船塢工程總辦。北洋海軍提督如需調用魚雷艇，必須要和旅順船塢工程總辦協商，從甲午戰爭實際情況看，丁汝昌戰時使用魚雷艇，不但要與旅順基地協調，有時甚至還需請示通過李鴻章來直接下令調遣。魚雷艇部隊的訓練、管理，與戰時的指揮各有一套系統，埋下了命令不暢，將不知兵等隱患。
魚雷艇大量回國後，和北洋艦隊分開管理的魚雷艇部隊，大部分時間是在旅順基地開展教學和訓練，幾乎從未出現在北洋海軍例行的巡弋活動中。
然而，1894年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原本為節省維護經費，收放在岸上庫房內保存的北洋海軍魚雷艇紛紛重新駛進大海，投入到戰火瀰漫的戰爭之中，正如前文提到的北洋海軍魚雷艇共參加了三次作戰行動，其表現又如何呢？
第一次行動發生在大東溝海戰中。當時在黃海海域參加作戰的北洋魚雷艇共四艘，即“福龍”、“左一”、“右二”、“右三”。黃海海戰開始前，這4艘魚雷艇尚在大東溝附近擔任江口警戒工作，海戰爆發後，跟隨“平遠”、“廣丙”2艘巡洋艦，魚雷艇隊也向戰場疾馳。下午2時55分，先前因為遭到“定遠”、“鎮遠”炮擊，而使得液壓管路被徹底破壞，被迫使用人力舵輪緩慢行駛的“西京丸”號，原本是一艘商船改裝的軍艦，戰鬥力極差，也是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的座船，突然發現在自己的船頭方向有一艘大型的中國魚雷艇正高速逼近。
此時，“福龍”艇冒著密集如雨的小速射炮炮火衝向“西京丸”。下午3時5分，雙方逼近至400米距離，進入了魚雷的有效射程，“福龍”艇艇首右側魚雷管射出一枚魚雷，“西京丸”艦面對這可怖的武器，作出了令人難以想象的瘋狂處置，竟然調整航向，對著魚雷迎面高速駛來，結果在最後的一刻，船頭犁開的浪花使魚雷改向，從“西京丸”左舷掠過。“福龍”艇隨即向右迴轉，佔領有利發射陣位，3時6分，在離“西京丸”左舷40米時發射艇首左側魚雷管內的魚雷，深知如此近的距離不可能有任何躲避的機會，“西京丸”上的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也控制不住心裡的驚恐，不顧自己的身份，閉上眼睛大喊“吾事畢矣！”，然而這顆魚雷並未發生爆炸，竟然從“西京丸”的船下穿過，從右舷浮出遠去了。與“福龍”一同進入戰場的“左一”等其他3艘魚雷艇隨後不久集體向“西京丸”發起追擊，無奈戰機已經錯失，由於距離過遠而被迫放棄。
“福龍”號魚雷未命中已幾乎成為定靶的“西京丸”號，喪失了北洋艦隊在整個大東溝海戰中擊沉敵艦的最佳時機。正是由於錯過了這一良機，北洋艦隊暫時形成的局部優勢頃刻間化為烏有。隨著“超勇”、“致遠”、“經遠”的沉沒，“濟遠”、“廣甲”、“平遠”、“廣丙”和魚雷艇先後退出戰鬥，北洋艦隊逐漸陷入重圍。
第二次行動發生在威海衛保衛戰第一階段。丁汝昌擔心南岸炮臺被日軍佔領，反資敵用，二月初二日，派“左一”艇管駕王平等，在大炮下面埋設地雷，一旦炮臺失守，就炸燬它，以杜後患。誰料守臺官弁不許埋設，故倉猝之間，雖將大炮底座後鑰圈搶出，急切轟之，但並未將大炮徹底摧毀，當天炮臺失守後，日軍即以龍廟嘴大炮炮擊北洋艦艇。當年被臨時抽調執行炸臺任務的“來遠”艦水手陳學海回憶說：王平的魚雷艇“快靠近南幫時，被敵人發現了，還向我們射擊，王平怕死，不敢上岸，轉舵向後跑，還威脅我們回去不許說出實情。王平自己卻回去向丁統領報功，說去到南幫後，因時間倉促來不及炸炮，用壞水(鏹水)澆進炮膛把炮廢了。丁統領信以為真。”不管是由於守臺官兵的固執，還是由於王平等人的怕死，破壞南幫炮臺的任務沒有完成。威海衛戰役的第一階段結束，日軍控制了威海衛後路炮臺和港灣出口，北洋艦隊陷入腹背受敵的不利境地。
第三次行動發生在威海衛保衛戰的最後關頭。1895年2月5日和6日，日軍魚雷艇集中力量偷襲北洋艦隻。“定遠”重傷擱淺，“來遠”、“威遠”、“寶筏”等艦艇先後中雷沉沒。北洋艦隊只剩下“鎮遠”、“靖遠”、“濟遠”、“平遠”等12艘傷痕累累的艦隻，殘缺不全的主戰艦艇已沒有能力出洋作戰，惟有魚雷艇隊全軍完好，尚有一定的戰鬥力。倘若此時魚雷艇隊依靠速度避開其攻擊對象發射的炮火向口外日艦衝擊，或許可以打亂日軍的作戰部署，為援軍的到來贏得時間。
旅順魚雷營棧橋
2月6日，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下令“左一”艇管帶王平，於次日率領魚雷艇隊集體出擊，攻擊威海灣外的日本軍艦。7日上午，日本海軍開始向劉公島炮擊，北洋海軍戰艦和劉公島炮臺紛紛還擊，先後擊中入港的“松島”、“吉野”、“浪速”等艦，正當北洋各艦官兵振奮高呼時，封鎖威海灣西口的防材突然打開，10餘艘中國魚雷艇開足馬力結隊出港，看到成狼群而來的魚雷艇，日本艦隊一片慌亂，旗艦“松島”立刻打出防魚雷艇信號，孰料這隊由北洋海軍全部13艘魚雷艇和“飛霆”、“利順”2艘輪船組成的編隊，出港之後立刻改向西方煙臺方向，四散奔逃開去，甲午戰爭中中國海軍最令人痛心的一幕上演了，在“左一”管帶王平，以及“濟遠”艦魚雷大副穆晉書等策劃下，北洋海軍魚雷艇隊集體出逃！很快北洋艦隊的炮火向逃跑者傾瀉而去，日本艦隊則派出航速最快的軍艦“吉野”號追捕中國魚雷艇，驚惶失措中，“福龍”、“右一”、“右三”在接近煙臺芝罘的金山寨至養馬島一帶被俘虜，後來均被編入日本海軍，“福龍”仍保留艦名，其餘兩艘則更名為“TB-26”、“TB-27號”；“左二” 在芝罘附近海岸、“鎮一”在威海西麻子港、“定二”、“中乙”在威海小石島、“中甲”在威海北山嘴附近慌不擇路擱淺，後均被破壞；“右二”、“左三”、“定一”在威海合慶灘附近擱淺，後被破壞，“鎮二”艇則在劉公島鐵碼頭附近翻沉，後被打撈編入日本海軍。出逃各艇中，唯一成功逃跑至煙臺的是“左一”。
北洋海軍魚雷艇隊的集體出逃，對外援斷絕的北洋海軍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隨著形勢急轉直下，5天之後，提督丁汝昌自殺殉國，不久北洋海軍全軍覆沒。魚雷艇，這一曾被寄於太多希望的新式海戰利器，就這樣在中國近代海防舞臺上黯然退場。相比於日本魚雷艇的驕人戰績，相比於北洋海軍主力艦隻在黃海和威海衛奮勇殺敵的英勇壯舉，北洋海軍魚雷艇隊確是“盛名之下，其實難負”，僅是一支中看不中用的部隊，或者說“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作者：彭均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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