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在著名男子天團“唐宋八大家”中，蘇轍是最少單獨露臉的一個。
沒辦法，他有個被寫進《三字經》的勵志老爸，又有個會做東坡肉的萬人迷老哥。以至於每次出場，要麼是聰明孝順的好兒子，要麼是沉穩懂事的好弟弟。時間一久，大家都快忘記他本人也是一位彪炳史冊的重量級選手了。
這對蘇轍來說並不公平。所以今天我們就安排蘇轍單獨出鏡，讓大家見識一下，這個在別人的光環下長大的孩子到底有多厲害！
論作文，他比蘇軾更犀利
蘇轍十九歲進士及第，二十四歲又參加制科考試。那年的制科考試，雖然拔得頭籌的是蘇軾，但最引起轟動的卻是蘇轍。
當時蘇轍寫了篇言辭犀利的《御試製科策》，矛頭直接對準宋仁宗，指責他不會用人，不懂理政，沉溺聲色，遲到早退，官員胡作非為，百姓深受其害，賦稅繁重，民不聊生，所謂仁政，不過是圖個虛名……總之，是個不稱職的皇帝。
仁宗滿臉鐵青，“沒想到朕在讀書人眼裡竟是這般不堪！”一個初出茅廬的小考生，居然把皇帝罵到懷疑人生，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司馬光等人認為：“這個年輕人，雖言辭激烈，但愛國心切，人才難得，不可錯失。”考官胡宿卻認為，“蘇轍的試卷答非所問，又引漢唐末世的昏君來比盛世英主仁宗，不能錄取！”
最後，寬容大度的宋仁宗一錘定音：“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還興奮地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於是蘇轍入四等次，授職商州軍事推官。不過蘇轍以留京侍父為名，沒有赴任。
後來，王安石為相，推行新法，命蘇轍入三司條例司（推行新法的核心部門）。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草案讓蘇轍研究，蘇轍一針見血地指出，此法看似惠民，實則傷民，倒不如採用漢以來各代推行的常平法，讓富戶商賈不能哄抬糧價，貧戶也能得到切實的利益。但王安石並沒有聽從，依然按照自己的想法頒佈實施。於是蘇轍憤然上書表示抗議，並請求辭職外任。
此時的蘇轍，年輕氣盛，但剛直本色，已顯露無疑。
論做官，他的成就更高
事實上，“三蘇”之中，蘇轍的仕途成就是最高的。
哲宗即位之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舊黨重回權力中心。輾轉在地方做官的蘇轍得以返京，這一年他四十八歲。
彼時的北宋，朝政混亂、吏治腐敗、邊防空虛、國力衰弱。蘇轍憂心如焚，他一生所上奏章150餘篇，絕大部分都作於這一時期。
從穩定政局、與民休息的角度出發，他提出了一系列切合時弊的建議：
在用人上，他連上數道奏摺，歷數新黨任人唯親、迫害忠良之罪狀，罷免了章惇、韓縝等人，又將首鼠兩端的大臣呂惠卿流放到了建州（今福建福州）。在民族關係上，他主張恪守“誠信”，懷柔西夏，反對邊將尋釁生事，邀功求賞，以便取得安定喘息的機會，避免引起更大的外族侵擾。在內政上，他主張“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堅決反對全面廢除新法，主張趨利避害，用其所長……
這些措施對於穩固時局起到了重要作用。蘇轍也因此深得高太后倚重，得到快速提拔。公元1091年，蘇轍已官至尚書右丞，相當於副宰相。
南宋學者何萬在《蘇文定公諡議》中說：“(元祐)九年之間，朝廷尊，言路闢，忠賢相望，貴癰斂跡，邊陲綏靖，百姓休息，君子謂公（指蘇轍）之力居多焉。”這段話無疑對蘇轍在元祐年間的表現給予了高度認可。
然而，高太后病故後，新黨崛起，舊黨之人，盡遭反擊。剛剛走上仕途巔峰的蘇轍，又跌進了謫貶的滑道。
論做人，他比蘇軾更低調
客觀講，蘇轍在政治上的表現，其實比蘇軾要尖銳和激烈得多。但是他遭到的惡意似乎遠沒有蘇軾那麼多。
最後一次遭受貶謫，蘇轍被貶到雷州（廣東湛江），而蘇軾被一竿子貶到了海南島。宋徽宗繼位以後，凡是舊黨元老，多被貶至很遠的地方，而蘇轍則穩穩當當地定居潁昌。這是為什麼？宰相蔡京一語道破原因：“以子由長厚，故卹典讀厚。” 因為蘇轍為人忠厚，與人為善，所以給予他特別的待遇。
蘇軾大大咧咧，心無城府，愛吃愛玩愛熱鬧，走到哪都要結交一幫三教九流的朋友。而蘇轍恰恰相反，別看他在政治上表現得尖銳犀利，生活中的他其實相當內斂。閒居之時，他往往閉門絕戶，極少社交。如他在詩裡寫道：“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一年到頭也沒什麼客人，所以都不必刻意打扮。“宇宙非不寬，閉門自為阻。心知塵外惡，且忍閒居苦。” 天地不可謂不大，我還是想把自己關起來，寧肯忍受閒居之苦，也不願招惹是非。
父親蘇洵曾寫過一篇文章，介紹蘇轍名字的由來：“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僕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車馬有功，無人念及轍，車馬顛覆，也無人怪罪轍，因此總能在禍福之間，安然自處。一個‘轍’字，彷彿一語成讖。蘇轍晚年，兒孫繞膝，安然恬靜，直到七十四歲仙逝，朝廷追封他為端明殿學士，特贈宣奉大夫。
學術上，他的貢獻更大
蘇轍有個老友叫吳厚，家裡建了個“浩然堂”，吳厚曾向蘇轍請教何謂“浩然”。蘇轍回答他說：“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而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生死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而這正是蘇轍對待禍患的真實態度，也是他晚年的心境。
定居潁川后，他念及元祐年間的老友，僅剩自己一人，便將書房命名為“遺老齋”，並自號“潁濱遺老”，拒絕談論時事，只以讀書寫文為娛。在這裡，他教育兒孫，靜心著書立學。在謫居期間，他先後著《詩集解》、《春秋集解》、《老子解》、《詩論》等，總共94卷，而蘇軾才只有27卷。
此外，晚年的蘇轍寫了大量的詩歌，有關注氣候節氣的，如《春無雷》、《仲夏始雷》、《久雨》、《喜雨》、《苦雨》等；有議論農事的，如《殺麥》、《藏菜》、《秋稼》、《蠶麥》、《收蜜蜂》等；有記錄田家生活的，如《索居三首》、《初得南園》、《泉城田舍》等。而不論是學術著作還是文學作品，蘇轍皆以“求道”為最高境界。論及文學影響力，蘇轍或許不及他的兄長。但是二人風格各異，蘇軾的詩文外放奔湧，蘇轍的作品內斂含蓄，就像他們的人生一樣，各有千秋，和而不同。
對於一個古代的讀書人來說，著述能揚名立萬，入仕能位極人臣，夫復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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