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仁宗朝以来，改革逐渐成为赵宋精英士大夫的共识，包括后来被称为“元祐旧党”的士大夫，大都主张改革。因此，北宋时期，先后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等两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王安石改革，本来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然而，为何同样希望改革弊政的大批士人，先后站到了变法的对面呢？难道仅是因为变法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为何变法最后失败了呢？笔者以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1.变法的总体设计存在严重缺陷，“蓝图清楚，但路线图模糊”。

改革预期达到的效果，王安石们，心中有数。而改革领域的选择、变革的步骤和实施方法等方面，没有清晰明确。刚开始时，他们还能按部就班，先在小范围内作实验，尔后大面积推广。后来，他们发现改革的节奏和效果，远不如预期，难免急躁。富国强兵的热望，导致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过急过快的措施。

王安石 （图自网络，侵删）

2.改革节奏过急过快，导致变法所需人才缺口过大。

用人问题，一直是“王安石变法”饱受病垢的一方面。改革范围广，节奏快，不免需要大批认同新法，而且又有能力的官员能吏。而变法派，几乎没有先期培养人才，而是把改革科举、培育人才，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同时进行。变法人才缺失，是导致新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人才缺口过大，变法当局“饥不择食”，任用了一批品德有缺、操守不佳的人员。这导致了变法派内部的分裂，改革派的内耗加速了变法的失败。

这些人员加入变法队伍造成三大恶果：

第一，这些表面上支持变法，却借机揩油，敲诈勒索者，在外毁掉了变法派的名声，加速了变法的失败。

第二，这些人的加入，导致变法派利益关系复杂化，进一步导致变化派内部的分裂。吕惠卿等本来是王安石得力助手，自己上位后，担心王安石复官，故而极力排击和打压王安石。借打击王安石弟弟王安国等人，阻挠王安石重回变法领导岗位上。变法派的内耗，无疑加速了变法的失败。

第三，这批人的加入，导致有操守和名望的许多士人官员，反感变法，觉得变法非但未带领国家走向富强，反而成了小人们以公谋私的机会。并因此不遗余力地反对和阻挠变法，这导致变法的阻力越发强大。

4.王安石变法的缺乏文化和舆论方面的支持。

王安石有名的“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三不足”虽然能够显示王安石打破惯性、锐意改革的魄力，但是却容易遭致反感，乃至反对。

中唐以来，儒学复兴运动，逐渐高涨，儒学的重要理念就是“法先王”，学习尧舜禹、周孔等明君贤臣的治国理念。宋太祖等开国皇帝，又特别注重“立家法”，开创一些规范，并且严格要求子孙奉行。在这种文化、政治大背景下，王安石抛出“三不足”，很容易激起朝野上下的反对。

5.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和神宗，性格都有刚愎自用的一面，致使新法在出现偏差时，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纠错措施。

这导致他们在新法出现问题时，不能采取有效的纠错措施，积弊过多，积重难返。积弊过多，导致新法批评者更为猛烈和坚决的不合作或者反对。

且不说王安石自己的兄弟至亲，就连二程中的程颢、二苏中的苏辙等一批精英士人，起初是在变法队伍之中，他们指出了新法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有所调整。结果，被视作反对新法，被排斥打压，原本处于观望之中的士大夫，其中一大批最后生生被王安石推到对立面去了！

某些历史教科书，把宋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变法损害了既得利益者，这些保守的地主官僚阶层，无法容忍自身的利益遭到侵害，故而千方百计阻挠新法。然而，包括保甲法、保马法、市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等，损害和威胁的最大最广的，不是地主阶层，而是寻常百姓。反对派，并非都是保守派，相当一部分都是站在为朝廷稳定和繁荣的角度考量的，而非出自个人私利。司马光、苏轼、张方平等人激烈反对新法，是因为他们深信王安石变法会毁掉赵宋王朝。他们对王安石本人的才华和能力，都没有恶评，但对其变法，则持不同意见。

6.运气等偶然因素。

且不说，如果没有“熙河之役”，没有永乐城的惨败，如果神宗能够多活二十年，如果王安石独子王雱没有意外早逝，安石没那么早丧失人生的希望，没有失去变法的信心，如果当时的西夏和契丹没那么强大……少了几重坏的偶然，或者多了几种好的偶然，变法失败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很多。

“新法”本身已有种种问题，执行之时，人才又不足，加上用人失当，出现种种偏差。外有反对派的不合作，甚至阻挠，王安石变法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然而，新法的影响，并未随着神宗、王安石先后辞世而消失。相反，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变法是否是北宋灭亡的主因、如何评价王安石等问题，“风雅人文观察”将逐一探讨，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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