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仁宗朝以來，改革逐漸成為趙宋精英士大夫的共識，包括後來被稱為“元祐舊黨”的士大夫，大都主張改革。因此，北宋時期，先後出現了“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等兩次大規模的改革運動。王安石改革，本來是順應歷史潮流的。然而，為何同樣希望改革弊政的大批士人，先後站到了變法的對面呢？難道僅是因為變法觸動了他們的利益？為何變法最後失敗了呢？筆者以為，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幾方面：

1.變法的總體設計存在嚴重缺陷，“藍圖清楚，但路線圖模糊”。

改革預期達到的效果，王安石們，心中有數。而改革領域的選擇、變革的步驟和實施方法等方面，沒有清晰明確。剛開始時，他們還能按部就班，先在小範圍內作實驗，爾後大面積推廣。後來，他們發現改革的節奏和效果，遠不如預期，難免急躁。富國強兵的熱望，導致他們採取了一系列過急過快的措施。

王安石 （圖自網絡，侵刪）

2.改革節奏過急過快，導致變法所需人才缺口過大。

用人問題，一直是“王安石變法”飽受病垢的一方面。改革範圍廣，節奏快，不免需要大批認同新法，而且又有能力的官員能吏。而變法派，幾乎沒有先期培養人才，而是把改革科舉、培育人才，與其他方面的改革同時進行。變法人才缺失，是導致新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3.人才缺口過大，變法當局“飢不擇食”，任用了一批品德有缺、操守不佳的人員。這導致了變法派內部的分裂，改革派的內耗加速了變法的失敗。

這些人員加入變法隊伍造成三大惡果：

第一，這些表面上支持變法，卻藉機揩油，敲詐勒索者，在外毀掉了變法派的名聲，加速了變法的失敗。

第二，這些人的加入，導致變法派利益關係複雜化，進一步導致變化派內部的分裂。呂惠卿等本來是王安石得力助手，自己上位後，擔心王安石復官，故而極力排擊和打壓王安石。借打擊王安石弟弟王安國等人，阻撓王安石重回變法領導崗位上。變法派的內耗，無疑加速了變法的失敗。

第三，這批人的加入，導致有操守和名望的許多士人官員，反感變法，覺得變法非但未帶領國家走向富強，反而成了小人們以公謀私的機會。並因此不遺餘力地反對和阻撓變法，這導致變法的阻力越發強大。

4.王安石變法的缺乏文化和輿論方面的支持。

王安石有名的“三不足”：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三不足”雖然能夠顯示王安石打破慣性、銳意改革的魄力，但是卻容易遭致反感，乃至反對。

中唐以來，儒學復興運動，逐漸高漲，儒學的重要理念就是“法先王”，學習堯舜禹、周孔等明君賢臣的治國理念。宋太祖等開國皇帝，又特別注重“立家法”，開創一些規範，並且嚴格要求子孫奉行。在這種文化、政治大背景下，王安石拋出“三不足”，很容易激起朝野上下的反對。

5.主持變法的王安石和神宗，性格都有剛愎自用的一面，致使新法在出現偏差時，不能及時採取有效的糾錯措施。

這導致他們在新法出現問題時，不能採取有效的糾錯措施，積弊過多，積重難返。積弊過多，導致新法批評者更為猛烈和堅決的不合作或者反對。

且不說王安石自己的兄弟至親，就連二程中的程顥、二蘇中的蘇轍等一批精英士人，起初是在變法隊伍之中，他們指出了新法存在的一些問題，希望能夠有所調整。結果，被視作反對新法，被排斥打壓，原本處於觀望之中的士大夫，其中一大批最後生生被王安石推到對立面去了！

某些歷史教科書，把宋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原因，簡單歸結為，變法損害了既得利益者，這些保守的地主官僚階層，無法容忍自身的利益遭到侵害，故而千方百計阻撓新法。然而，包括保甲法、保馬法、市易法、青苗法和農田水利法等，損害和威脅的最大最廣的，不是地主階層，而是尋常百姓。反對派，並非都是保守派，相當一部分都是站在為朝廷穩定和繁榮的角度考量的，而非出自個人私利。司馬光、蘇軾、張方平等人激烈反對新法，是因為他們深信王安石變法會毀掉趙宋王朝。他們對王安石本人的才華和能力，都沒有惡評，但對其變法，則持不同意見。

6.運氣等偶然因素。

且不說，如果沒有“熙河之役”，沒有永樂城的慘敗，如果神宗能夠多活二十年，如果王安石獨子王雱沒有意外早逝，安石沒那麼早喪失人生的希望，沒有失去變法的信心，如果當時的西夏和契丹沒那麼強大……少了幾重壞的偶然，或者多了幾種好的偶然，變法失敗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很多。

“新法”本身已有種種問題，執行之時，人才又不足，加上用人失當，出現種種偏差。外有反對派的不合作，甚至阻撓，王安石變法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敗。然而，新法的影響，並未隨著神宗、王安石先後辭世而消失。相反，

關於王安石變法的影響、變法是否是北宋滅亡的主因、如何評價王安石等問題，“風雅人文觀察”將逐一探討，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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