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突厥贵族阿史那骨咄禄带领突厥余众窜居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设立牙帐，自立为可汗，称颉跌利施可汗，“以其弟默啜为设，咄悉匐为叶护”，建立后东突厥汗国，史称后突厥汗国。《阙特勤碑》东面第 10 到第 14 行对此也有相关记载，“（但）上面突厥的上天，（下面）突厥的神圣水土（神）这样说：‘不要让突厥人民灭亡！让他们成为人民！’（于是）把我父颉跌利施可汗、我母颉利毗伽可敦持护在上天之顶，高高举起了。
我父可汗同十七人出走。在听到（他们）外走的消息后，城中的人上了山，山上的则走下来，聚集起来是七十人由于上天赋予力量，我父可汗的军队像狼一样，（而）其敌人像绵羊一样。东西征战，（结果）集结起来的共是七百人。当有了七百人之后，（我父可汗）就按照我祖先的法制，组织和教导了曾丧失国家、丧失可汗的人民，曾沦为女婢、成为奴隶的人民，曾失掉突厥法制的人民，在那里组织了突利斯及达头（两部）人民，并在那里（赐）给了叶护及设（的称号）。”单于大都护府叛乱之后，突厥叛军最终在唐朝的镇压与讨伐之下建立起一个分裂政权，即后突厥汗国。其中原因令人深思。
《阙特勤碑》东面第 6 行第 7 行记载，“由于唐人的奸诈和欺骗，由于他们的引诱，由于他们使兄弟相仇，由于他们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丧失了成为国家的国家，失去了成为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唐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唐朝的诸官采用唐朝称号，臣属于唐朝皇帝”。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虽归降唐朝，接受了唐朝的羁縻统治，但是作为曾经盛极一时的突厥汗国，内心仍多有不甘，可谓“政亡心未亡”，这成为突厥复国的深层次原因。《阙特勤碑》东面第 8 行讲到突厥“（并为他们）出力五十年：前面，在日出之方，一直打到莫离可汗那里，在西方，一直打到铁门（关），把其国家和法制交给了唐朝皇帝”，通过这一记述可知突厥降部凭借着战斗力极强的骑兵成为唐王朝东征西讨的军事骨干力量。
“唐朝单独动用突厥降部进行的重大军事活动就有三次”，即史书中记载的：显庆五年（公元 660 年）五月“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侯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并为冷幵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总章二年（公元 669 年）十二月“延陀部落余众扰乱。诏发突厥进袭至乌罗德健山，大破之”与咸亨四年（公元 673 年）十二月“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 一方面归降的突厥部在唐朝羁縻政策的统治下，实力渐增，军事力量也日益强大，为后突厥汗国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另一方面，被唐朝频繁征调的突厥兵，在沉重的兵役之下对唐朝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这也是其脱离唐朝统治，重建政权的重要因素。
又《阙特勤碑》东面第 8 行到第 9 行载，“突厥所有普通的人民这样说道：‘我曾是有国家的人民，现在我的国家在哪里？我在为谁获取国家？’——他们说。‘我曾是有可汗的人民，(现在)我的可汗在哪里?我为哪家可汗出力？’——他们说。这样说着，他们就成为唐朝皇帝的敌人”。显然，突厥人民在突厥汗国灭亡后，失去了民族归属感，从内心深处极其渴望重建故国。所以才会出现《暾欲谷碑》第 17 行的记载，“当听到(我让)(突厥可汗)、突厥人民来到于都斤地方，我自己谋臣暾欲谷住在于都斤地方后，南边的人民及西边、北边、东边的人民都来(臣服)了”。
《阙特勤碑》东面第 10 行还载，“成为敌人后，(但)他们未能自立，重又内属了。(唐朝皇帝)并不考虑(突厥人民)曾出了这样多的力，他们说：‘我要灭掉突厥人民，并使其断绝后代。’他们(突厥)在灭亡”，这可能是关于唐朝在裴行俭第二次平定突厥叛乱后，由于内部政治斗争而斩杀降将阿史那伏念，致使突厥余众对唐朝失去信任的记述。这也成为突厥铤而走险，再次叛唐，建立后突厥汗国的原因之一。后突厥汗国建立之后，颉跌利施可汗东征西讨，扩地敛财，势力不断壮大，给唐朝北部边疆的稳定带来重大威胁。
颉跌利施可汗（公元 682 年——公元 691 年在位），即阿史那骨咄禄，“颉利之疏属，其父本是单于右厢云中都督尉舍利元英下首领，代袭吐屯啜”，叛唐前曾任唐朝云中都护府舍利元英部众首领，是一位善于把握战机的军事统帅。 阿史那骨咄禄领兵南侵时，恰逢时任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的阿史德元珍因坐事“为长史王本立所囚”，后元珍主动请求前往说服突厥退兵却“降骨咄禄，与为谋”，投降突厥的阿史德元珍被封为阿波达干，“悉属以兵”。 由于曾在唐朝单于大都护府任职，所以他对唐朝的政治制度、习俗文化以及边疆管理政策体系都比较熟悉，正是凭借这点，阿史那骨咄禄在阿史德元珍的辅助下多次南下入侵。
从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建国到唐玄宗天宝四载（公元 745 年）白眉可汗被杀，后突厥汗国仅仅存在了六十多年。它的兴起与发展使得单于大都护府下辖的羁縻府州基本被废弃，标志着唐朝在北部边疆的羁縻统治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对唐朝北部边疆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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