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今天凌晨，著名作家二月河在北京逝世，享年73歲。
在河南省南陽市的市委大院裡，隱藏著一個小小的院落。外面是窄巷、磚牆、爬山虎，裡面是小樓、水池、藤蘿架。一樓會客的房間很大，只是略顯凌亂，幾乎沒有任何裝修。一切都透出上世紀80年代的氣息。
這是著名作家二月河的家。2014年5月末，記者前去採訪時，正趕上他的哮喘病犯了。採訪開始前，二月河喝下妻子遞給他的一碗藥湯。但除了沙啞粗重的聲音外，他並不像一個古稀之年的老人。
書蟲子
二月河的哮喘病是在山西大同落下的。那時他是個工程兵，名字還叫做凌解放。從這個名字可以追溯到槍林彈雨的1945年。
那年11月3日，中共山西省昔陽縣委正在開會，有人進來報告說，縣武委會主任凌爾文和婦聯主席馬翠蘭得了個兒子。大家歡欣鼓舞，給這個新生的嬰兒起了個頗有特色的名字：凌解放。
名字的寓意在接下來的4年裡果然實現了。隨著戰事的變化，凌解放跟著父母輾轉河南各地。解放軍佔領南陽後，凌爾文和馬翠蘭分別留任鄧縣武裝部政委和法院副院長。
父母工作很忙，兒時的凌解放常被獨自留在家裡，或寄宿親友、同學家。他不受拘束的性格從小就表現得很明顯——上課從來都坐不住，字寫得缺胳膊少腿，放了學就跑到河邊摸魚抓螃蟹。不過，他對看小說很有耐心，大部頭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全都讀完了。那時他並沒打算當個作家，只是幻想著有一天能馳騁疆場、建功立業。
機會確實來了。1968年，在被紅衛兵連續抄了3次家後，高中畢業的凌解放參軍去了山西太原，成了一名工程兵。他腦子裡裝著“將軍夢”，乾的卻是打坑道、挖煤窯的工作，天天在地洞裡鑽來鑽去。
1968年，凌解放跟著部隊到達大同時，當地已經開始下雪。“煤井下面是恆溫，不管冬天夏天都是16度，但井上很冷，零下二三十度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說，井上井下溫差能達到四五十度。我那時年輕，不懂得保養，在井下累出一身汗，打著赤膊在風筒裡吹涼，穿上潮溼的棉衣回到井上，又凍得直打哆嗦。”二月河記者說，自己就這樣得了氣管炎。年輕時，他一度以為已經痊癒，沒想到年老了，病又找回來了。以前寫書時，咳得厲害了甚至會吐血。
在軍營時的二月河
對抽菸的喜好，也是在大同養成的。煤井下面很危險，晚上坐在煤井下休息時，聽到煤柱子被壓得咯吱亂響，很嚇人。“大家商量著，覺得應該有一個和生命同步消耗的東西，開始從每個月6塊錢的津貼裡拿出錢來買菸抽。”
儘管條件艱苦，但凌解放沒忘了看書。半夜裡，他打著手電在被窩裡看毛主席著作。地上的報紙，甚至一片檯曆，他也要撿起來看看。就這樣，他被調到團裡當了通訊員，負責辦黑板報，一篇通訊還上了《解放軍報》。部隊換防遼寧時，為輕裝和“破四舊”，要把書全燒了。凌解放偷偷從火堆裡扒出《辭海》《萊蒙托夫詩選》。後來，他乾脆到駐地農村找書。《二十四史》成為他的日常讀物。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聊齋志異》，因為別人追著要，他連夜抄了半本。
帝王傳
1978年，凌解放轉業回到南陽市委宣傳部當了幹事。當每天的工作變成打開水、拿報紙、接電話、喝茶看報，他又坐不住了，開始利用業餘時間研究一直熱愛的《紅樓夢》。
1980年，他將得意之作《史湘雲是“祿蠹（音同度，意為蛀蟲）”嗎？》寄到有關刊物，卻石沉大海。一氣之下，他把稿子寄給紅學專家馮其庸。馮其庸看過文章後，很賞識這個年輕人，鼓勵他用這種風格寫小說。凌解放就此開始文學創作，但最初幾部作品都被退稿。直到1982年，已是中國紅學會會員的凌解放到上海參加研討會，聽到有學者感嘆沒有文學作品表現康熙的文治武功，37歲的他當即表態：“我來寫！”
經過兩年的準備，1984年，二月河走上了“帝王小說”寫作之路。“剛開始寫《康熙大帝》時，我們全家住在29平方米的房子裡。我把所有資料捆成一捆放在床下，在地上鋪張報紙，匍匐著鑽到床底下，一點一點地查資料。”他回憶說，因為自幼對冰雪消融時的黃河印象很深，《康熙大帝》第一部定稿時，自己便以“二月河”作為筆名。
《紅樓夢》對二月河寫作的影響很大。初中後期和整個高中時期，他曾將《紅樓夢》讀了五六遍，之後又陸續讀了10來遍。寫“帝王系列”時，考慮到書中的時代和《紅樓夢》產生的時代差不多，二月河覺得語言特色也應該跟著紅樓夢走。書寫出來，很多人以為二月河是清代人。
1988年，4卷共160多萬字的《康熙大帝》完稿。第一卷《奪宮》出版後引起轟動，香港、臺灣相繼推出繁體豎排版。1989年，《康熙大帝》獲河南省優秀圖書獎。1990年至1992年，二月河又創作了《雍正皇帝》3卷共140多萬字。1998年，根據此書改編的電視劇在央視播出，引起全國熱議。1994年至1996年，二月河寫完了《乾隆皇帝》前3卷共130餘萬字。康雍乾三朝的歷史，在他的筆下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政治長卷。
二月河作品《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
歷史觀
隨著作品影響力的不斷增加，爭議聲也不絕於耳。其中一種說法是，二月河在為封建帝王樹碑立傳。
“第一本書出來後的第二個月，就有報紙用了一整版篇幅，以通欄標題《二月河的唯皇史觀》對我進行批評。這在當時是作為很嚴肅的政治問題提出來的。”二月河有點緊張，就給馮其庸寫了封信，說不知這件事是否有什麼背景。馮其庸寫了一幅字寄給他：“濁浪排空君莫怕，老夫看慣海潮生。”
“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我們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來寫作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只要作品裡有地主，就一定是壞蛋。人們現在衡量我的作品，有時還是會沿用這樣的模式：康熙是人民的敵人，是反動階級，你為什麼要歌頌？”
二月河告訴記者，自己判定一個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主要看3點：第一，對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有沒有貢獻。“我不管你什麼出身，做出貢獻的我就歌頌，反之就批判。”第二，在發展生產力、調整生產關係、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有沒有貢獻。“不管什麼出身，在當時的條件下能想辦法讓老百姓生活得好一點，我認為就是好人。反之我都覺得不是好人。”第三，在科學技術、教育文化、發明創造等方面有沒有貢獻。“蔡倫、鄭和是宦官，畢昇是平民，司馬遷是殘疾人，黃道婆是道士……不管什麼出身，只要在歷史上做過好事的，我就歌頌。”在二月河看來，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唯物主義。
“不同時期的觀點不是恆定的。抗戰時期就不講成分，只要抗戰就是好人，成分再好但成了漢奸也要照打不誤。土改的時候，要把土地分給農民，讓農民有地種、有飯吃，本身就是很大的進步，如果這個時候你反對，也是錯誤的。”對於批評，二月河很少反駁，而是希望人們在慢慢的認知過程中進行選擇，可以維持自己的觀點，也可以和平地探討。“我覺得，現在的社會是個多元體，允許你說話，也得允許別人說話。大家都能把話講出來才是一個和諧社會。”
王岐山的“知音”
當二月河回憶起2014年3月7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河南代表團的審議會議，他對記者說：“當時，自己是從歷史角度談了反腐倡廉的問題。”
在會議上，二月河對王岐山說：“《二十四史》我讀完了。說實話，沒有哪一個時期有我們今天的反腐力度，這恢復了老百姓對於黨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我寫的書裡有雍正的反腐內容，我對歷史上的反腐有一些認識，我們可以借鑑歷史經驗，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編成教科書。”王岐山則用“知音”作為回應：“二月河的意思我聽懂了，因為我瞭解他，比他了解我多。他寫的‘帝王系列’我認真看了。看了他的書，就能讀懂他。知音是什麼，知音是通過聽音樂就能聽懂作曲人想要表達什麼。”
“我和王岐山同志也談到這個問題：高薪不能養廉。宋代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歷史上，宋代的官員工資最高，官員收入是漢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朝代。高薪養出了什麼呢？養出了文恬武嬉！文官愛錢，武官怕死。工資高了嘛，誰都不願意為國家吃點苦、乾點事，更別說為國家捐軀了。最後把政治軍事搞得一團糟。”
“我看到過一個資料，包拯的收入摺合人民幣大約是650萬元。650萬元只養出一個清廉的包公，更多的是養出高俅、秦檜之徒，養出一幫逼著人們上梁山的貪官汙吏。”
“每年的公務員考試，幾千人競爭一個名額的事情時有發生。究其原因，就是普通公務員工作穩定，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收入足以養家餬口。如果再追求高薪養廉，公務員隊伍會變成什麼情況？如果國家還用高薪去迎合那些蠅營狗苟、追名逐利的人，他們對這個職業的追逐將更瘋狂，會花更大代價去走後門、賄賂官員。何況工資再高，也無法與貪汙受賄的數額相提並論。對於貪慾無窮的人來說，給多高的薪水都是不夠的。”
二月河對記者說：“王岐山在我眼裡是反腐英雄。我們沒太多私人交往，但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的決心和意志；從歷史到現實的宏觀角度上，我看到了反腐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鉅性。這可以說是壓在我們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身上很重的問題。這樣的事情，不是兩三年、兩三個人就能做到的，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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