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敏:文化共建與文化重建、文化復興、文化包辦

此刻,我幾乎以信仰般的虔誠來推崇“共建”。關於文化,專家學者們有太多論述,太多重要觀點,社會各界也不乏各種各樣紛紛擾擾的聲音。

以政治論述、精英視角講“文化重建”、“文化復興”,背後往往隱藏著知覺和不知覺的文化包辦。講“包辦”,大家比較熟悉和憎惡的是婚姻包辦,而文化包辦則體現在各種群眾文化場所由政府或企業單方面出資建設。在鄉村中體現得比較明顯的是由政府包辦,最終變成單方面的建設,諸如村史館,農家書屋,本土名人紀念場所,以及一些宗教場所等。

包辦型文化建設的群眾參與度不夠,容易造成認同度不夠,榮譽感分享不足,群眾不能獲得文化生產過程中的成長與自覺,最終使得文化建設本身生氣不足,後續運營狀況不佳,很大一部分處於閒置或者長期閉門緊鎖的狀態。

群眾文化工程的共建探索

成熟社會的標誌之一,是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共建公共文化,慈善公益,民生互助等工作。這標誌著社會對公共事務的關心與參與能力的提高,群眾在利己和利他之間找到平衡,在物質生活之外,追求道德榮譽,人情溫暖,社會和諧的更高人生體驗和人格成長。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由於基層政權的相對薄弱,大量文化,教育,慈善,互助等公共行為,均由社會共建完成,比如共同集資興建祠堂,書院,義莊,善堂,寺院,廟宇。在共建的過程中,完成基層社會的組織化訓練,自我動員,自我協調,自我化解矛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在落成之時,共同分享榮譽,共同記錄進這片熟人社會的歷史。

汤敏:文化共建与文化重建、文化复兴、文化包办

由民間力量共建的抗戰紀念館

在當前的社會背景下,城市化和能人流失,使得鄉村基層社會的共建能力非常薄弱,但鄉村外出的人才卻有著共建家鄉的巨大熱情。通過互聯網重構熟人社區,開展超越地理邊界的共建動員。通過互聯網完成資金籌措,人力整合,媒介傳播,新時期的鄉村基層社會的文化共建體現出了更強的活力。村內眾籌村史館,圖書館,紀念館,祠堂,古建築保護,老人食堂等一系列共建項目不僅得以超預期實現,在共建過程中還增強了村莊內外人員的凝聚力,形成了美德和凝聚力。客觀地說,文化共建項目的結果遠不及共建過程中成長起的社會經驗更有價值,這個過程中基層社會成熟需要的德治、自治、共治經驗都將得到充分訓練。

文化共建的政治經濟社會持續的正效應

根據我的觀察,文化包辦之後可能造成的離心離德,往往帶來經濟、社會的負效應,負效應越突出又進一步為包辦增加了理由,造成“水少了加面,面少了加水”的持續惡性循環。

文化作為社會生態裡的內核,是社會信任和凝聚力的源泉,推動社會由文化自覺到發展自覺,再到治理自覺的成熟路徑。在文化共建過程中,需要減少基層公共服務的投入和運營,以及降低大量的社會管理成本,同時訓練出一個具有高度責任感、自我管理的成熟社會細胞。於經濟發展而言,在扶貧工作中,越來越證實:經濟貧困的病灶來自於精神貧困和文化貧困。發展自覺的前提是文化自覺和榮譽自覺,一個成熟的文化共同體社會會自發激活群眾鬥志。於群眾民生而言,文化共建之後的基層社會,人們學會同心,同德,共情,體諒,協調,在過程中建立起與身邊人的深厚感情和對所在家園的歸屬感。這對自我化解村莊內部矛盾,有序的公共事務決策,以及不斷生長的互幫互助氛圍,都是巨大的推動力。

汤敏:文化共建与文化重建、文化复兴、文化包办

貴州背座村社會共建的水族客廳,人們在裡面舉辦長桌宴

結語:無共建不社會

隨著我國物質經濟水平的提高,與之相反的是,社會的原子化,人情冷漠、道德滑坡,各種聞所未聞的悲劇正在上演,社會生態的失衡威脅著每一個公民。應儘可能減少文化包辦,鼓勵文化共建,從政策和機制設計上讓公眾有更多渠道參與到文化共建中來,也只有共建機制得到落實,自下而上的文化繁榮,社會和諧局面才能得以實現。我很難想象包辦的文化能創造得出五彩斑斕的文化生活,一枝獨秀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園。

當前的中國社會如一個已經有了成人體格的高中生,可是他的心智和自我參與的能力很弱,加上父母長時間以愛的名義,限制了其有限的自我決策,自我嘗試,自我擔責的機會,所以出現一面是不斷抱怨的父母,一面是孤僻任性的青年,我們當前的社會和這樣的家庭本質上並無本質差異。

文化果實本質上不是目的,而是順帶而來的產物,文化共建更像是在改良文化果實成長的土壤,改良土壤的工作是髒的,是不起眼的,卻是保證結出優良果實的根本。人們都樂於去歌頌處於枝頭的玫瑰和牡丹,但當下中國社會需要更多的“蚯蚓精神”,“屎殼郎精神”,為不計其數的蚯蚓和屎殼郎給出空間,讓他們不起眼地改良土壤。

如果多回望一下故鄉,其實這些道理很簡單。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志其同

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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