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共同面臨著各類自然災害，以及人類經濟活動引發的氣候變化影響，如何有效規避這些影響，是該地區需要共同面對的一個問題。
《中國海洋報》上期理論版刊登文章，評估了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東南亞、南亞、中東地區的生態風險。本文，作者提出應對建議，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可在跨界水公共產品供給、農業、綠色投資、減災、培育環境類非政府組織等方面開展國際合作。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主要國家普遍面臨生態風險，但區域稟賦差異導致風險類型與程度各異。東南亞地區有著雄厚的市場開發潛力，不僅是“一帶”與“一路”的交匯點，也是美、日等大國角逐的著力點，其人為活動風險、自然災害風險均不容忽視。南亞地區則面臨較為嚴重的資源限制風險和嚴重的自然災害風險。中東地區的生態風險雖不及社會風險、經濟風險等傳統風險，但嚴重的資源限制風險和人為活動風險易引發政治、社會、軍事等系統性風險。為此，筆者提出合作應對生態風險的相關建議。
跨界水公共產品供給與國際農業合作
“一帶一路”建設的最終目的是“要讓中國的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周邊國家，帶動相關地區整體發展”。建議通過提供跨界水公共產品將沿線國家和地區納入海上絲綢之路的利益共同體，共享中國發展紅利。
應借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充分吸收各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發揮比較優勢，推動夥伴關係建設，利用中國的資金、技術等方面優勢，發揮主導權。跨界水公共產品供給的關鍵是在不損害中國利益的前提下，優先滿足流域內相關國家的共同偏好，使其成為公共產品的直接受益者。如有必要，可以主動犧牲一部分水電開發利益，或者與下游國家實行利益互換。通過利益共享，不僅有利於跨界水資源的合理利用，更能贏得沿線國家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認同。
跨界水公共產品不僅包含技術合作，還應有制度設計。建議以中國人工增雨、海水淡化等破解淡水資源危機的先進技術為契機，加強與中東國家的合作，注重雙邊甚至多邊的合作框架、利益分享、制約準則等制度設計：瀾—湄合作機制的常態化設計，設立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國家領導人峰會；加快建立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制度性框架，在各方合作共贏基礎上實現水資源的合理利用與開發。
2017年5月，農業部、發改委、商務部、外交部等4部委聯合發佈《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農業合作的願景與行動》。指出新時期農業發展仍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沿線大部分國家對解決飢餓和貧困問題、保障糧食安全與營養的願望強烈，開展農業合作是沿線國家的共同訴求。在“一帶一路”倡議下，農業國際合作成為沿線國家共建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最佳結合點之一。
面對全球範圍內的糧食危機，中國首先應加強對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相關國家的糧食物資援助，展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但更應該關注如何提高因耕地減少和土地退化而受制約的農業生產率。在巴黎世界氣候大會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組織一致認為，中國是全球沙漠治理的典範，內蒙古是中國沙漠治理的先鋒，庫布齊是中國沙漠生態治理的縮影。建議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生態修復合作”機制，提升庫布齊國際沙漠論壇規格，倡導沿線國家共同關注荒漠化治理，並利用該機制為沿線地區沙漠治理提供資金及技術援助。中國的廣西、四川、雲南等地的自然生態條件和農業生產條件與南亞國家相近，建議在這些地區廣泛開展與南亞國家在農業生態保護、高產作物栽培、作物病蟲害防治等方面的科技合作，為相關國家培養高素質專業人才，並提供農業科技培訓服務。
2014年中國與孟加拉、尼泊爾、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在雲南簽署《中國—南亞農業科技交流合作組聯合宣言（昆明宣言）》，宣告成立中國—南亞農業科技交流合作組。2017年，來自南亞、東南亞的10多個國家代表在雲南簽署了《聯合宣言》，併成立了南亞東南亞農業科技創新聯盟，使其成為中國與南亞、東南亞農業可持續發展科技合作交流的平臺。隨著我國西南省份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建設的推進，跨境農業合作的重要意義和獨特作用進一步凸顯，其中雲南走在跨境農業合作的前列。建議國家層面繼續加強對雲南實施跨境農業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另外，農業現代化應該成為我國對南亞地區的投資重點領域，在已有機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農業雙邊、多邊合作的空間。
加大綠色比重強化環保合作
經過多年的積累與發展，中國已經具備了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綠色發展的豐富經驗，有能力為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提供更好的支撐。
建議從准入、稅收、資金等宏觀政策上支持有實力的環保企業憑藉已有的技術、人才、資金等優勢率先實施“走出去”戰略。提高企業的環境保護標準，強化尊重各國國情和文化的制度約束，妥善處理與各利益相關者的關係，並適度本土化，自覺履行社會責任，塑造良好的中國形象。從投資方向上看，中國雖然在東南亞地區投入巨大，但主要是互聯互通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而在環境保護、民生建設方面投入有限。建議中國在該地區加大對環境可持續發展和民生工程的投入，如清潔能源、再生資源、環保產業等；提高基礎設施建設的環保標準，加大宣傳力度，使當地百姓能夠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綠色發展不僅體現在基礎設施和能源建設上，也要引領新的國際規則制定，確保產業轉移更加綠色環保。在中東地區，建議構建中國環保產業“走出去”合作機制。依託中阿合作論壇、中阿環保合作論壇等機制，以水汙染處理、垃圾焚燒處理為優先領域，以沙特、阿聯酋等國家為重點，開展空氣汙染治理、再生能源等環保產業的合作。
搭建沿線國家減災合作平臺
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地震、泥石流、颱風、洪水、乾旱、寒潮等各種災害都對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產生嚴重影響。在巨大的災害面前，將損失最小化的利器在於豐富的防災、減災、抗災經驗。因此，建議將國際防災、減災合作融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之中。
建議制訂和實施海上絲綢之路減災合作行動計劃。充分調研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各類災害時空分佈規律，組織沿線國家相關領域專家編制災害風險等級評價表，為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保護提供技術支持。建議實施“中國—東盟減災合作行動計劃”，並將其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在中阿合作論壇基礎上，提出“中國—阿拉伯減災合作行動計劃”倡議；推進中國與南亞等地區組織開展自然災害應急管理的跨地區合作。構建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災害仿真系統，強化與沿線國家的信息交流，重點針對印尼、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國的地震，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國的洪水，阿聯酋、卡塔爾的乾旱等災害，構建模擬仿真實驗環境，研究災害的評估模型和應對技術。
培育和發展環境類非政府組織
據瞭解，部分日本非政府組織活躍在中國周邊的南亞、東南亞等國，他們通過生活援助、環保、救災等活動深入當地社會，充當維護美國、日本國家利益的游擊隊，對塑造、改善日本的國家形象起到潛移默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緬甸密松水電站事件正是美國、日本的非政府組織策劃、炒作，並與當地非政府組織合作，向緬甸政府施壓，造成中國在緬甸的大型項目受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企業參與海上絲綢之路基礎設施建設的意願。因此，在海上絲綢之路推進過程中，需要重點考量如何使普通民眾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善意。需要通過非政府組織獨特的傳播方式與影響力，消除輿論壓力，形成有利於“一帶一路”建設實施的國際輿論環境。
非政府組織活動的開展應優先從防災減災、環境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展開。中國的全球環境研究所對斯里蘭卡、老撾的援助是非政府組織國際化的典範。鑑於中國非政府組織處於國際化的“成長期”，建議通過加大資金投入，突破瓶頸資源，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專業知識的高級人才，扶持優秀的非政府組織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佈局，尤其是東南亞、南亞等關鍵地區，但需要高度警惕境外不良資本對我國非政府組織的干擾。同時出臺政策規範支持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化道路，建議修訂《非政府組織管理條例》，對民間組織在世界各國設立分支機構和代表辦事處等事項予以明確。
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強調：“我們要踐行綠色發展的新理念，倡導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加強生態環保合作，建設生態文明，共同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對中國而言，如何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展示有別於西方國家崛起的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綠色發展的理念輸出至關重要。對沿線國家而言，“共商共建共享”的綠色工作原則與方法有利於消除壁壘，贏得認同。因此，認清和把握沿線國家的生態風險，通過國家之間的合作，共同應對環境危機，既是中國國家利益的考慮，又是區域公共安全產品的需要，更是中國打造沿線國家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時代召喚。
（作者單位繫上海政法學院，本文首次刊登於《太平洋學報》2018年第7期，此為部分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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