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崩塌终结之日，都是一次对人性的终极大“测试”。平时峨冠博带、高居庙堂的满朝文武大员，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到了此时都会原形毕露。贪生畏死者，为了保住富贵前程，只得抛去伪装，屈膝投降。而那些忠义之辈，则会心如铁石，宁死不屈，选择为国尽忠，慷慨赴死。元朝灭亡之时，也出现了一批忠于元朝、以身殉国的忠臣，其中一个还把朱元璋气得死去活来。
元朝至正年间，当刘福通的北方红巾军在江淮和中原闹得天翻地覆时，南方也不太平。南方红巾军的鼻祖彭莹玉，虽然本人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却为日后红巾军的发展培养出了一大批骨干，这些人成为农民起义的“火种”，广泛散播到南方各地，使得南方红巾军也如燎原烈火般遍地开花，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人，都是其中实力强大的佼佼者。
战火连天、一片混乱的局势中，无论是红巾军还是元朝军队，都曾干过烧杀劫掠、侵扰百姓的事。很多地方在豪强士绅的组织下，自发成立乡勇民团，保境安民。福建汀州清流县也建立起一支乡勇，日夜操练巡逻，抵御红巾军和元朝溃兵的骚扰劫掠。这支乡勇队伍中，一个叫陈友定的人，智勇双全，胆识过人，作战勇猛，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这支乡勇的首领。元朝为了拉拢他为己所用，任命他为汀州路总管，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阀。
陈友定本是普通农家子弟，出身贫寒，接受了元朝任命之后，从此以元朝大臣自居，死心塌地为元朝效力。《明史》记载，陈友定“目不知书”，但他却显示出非同一般的远见卓识和才干。陈友定不同于一般的鲁莽武夫，而是非常注重人才，“数招致文学知名士”，把很多饱读书史的才学名士招致麾下，向他们朝夕请教用人用兵、古今兴废之事，从中受益匪浅。陈友定在所统辖的福建一带，招抚流民，垦殖荒田，轻薄徭役，临近行省的四方百姓纷纷前来归附，使得陈友谅足兵足食，实力日渐强大。
与陈友谅、张士诚等军阀不同，陈友定在元朝行将崩溃、大厦将倾之际，依旧不改初衷，忠心耿耿给元朝卖命。他远在福建，却每年组织规模庞大的运粮船队，不避艰险穿越千里风涛，去给北方的元大都送粮，几乎以一己之力维持了元朝统治的生命线。
随着形势发展，朱元璋先后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军阀，南方形势大定，几乎尽归朱元璋之手。而福建的陈友定却丝毫不为所动，厉兵秣马严阵以待，准备和朱元璋决一死战。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派遣汤和、李文忠、胡廷美等兵分三路，陈兵福建边界，向陈友定施加军事压力。
同时，朱元璋依旧没有放弃和平解决、招降陈友定的希望。他派遣一个能言善辩的使者，前去充当说客，拜会陈友定，希望能说动他化干戈为玉帛，放弃抵抗。谁知陈友定压根不吃这一套。他不仅拒绝了使者的招降，还一不做二不休，“杀明使者，沥其血酒甕中”，做成一坛子“血酒”，然后“置酒大会诸将及宾客 ”，痛饮“血酒”，以示与朱元璋不共戴天。
朱元璋知道后，怒不可遏。陈友定的这种残忍做法，摆明了就是对他的轻蔑和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朱元璋再也不考虑什么谈判解决，发了雷霆之怒，传令三军，立即出兵进攻福建，并且强调要生擒活捉罪魁祸首陈友定。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明军猛攻下，陈友定虽然竭力死战，但实力悬殊，最终败北，他本人也被生擒到朱元璋面前。
《国初群雄事略》记载，朱元璋为了发泄对陈友定的怨气，起用了一种“铜马”之刑。所谓“铜马”，即“古之炮烙刑也”，在一匹铜马的腹中放入烧红的炭火，铜马被烧得里外红透，然后把陈友定放到铜马背上，陈友定最终化为灰烬。陈友定虽是个军阀，但仅论他对元朝的忠诚度而言，倒还不失为一条有气节的好汉。
参考史料：《明史》、《国初群雄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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