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當我開始翻譯《巴西：未來之國》時，本科尚未畢業，對巴西也未有多少深入的瞭解。因此，茨威格筆下詩意美好的巴西輕易便打動了我。就這樣，憑藉一股近乎盲目的天真與篤信，我翻譯了茨威格同樣天真篤信的文字。從這個意義上講，或許年少時這種全情投入的譯筆，反倒更好地傳達了茨威格熱切誠摯的情緒。
然而，儘管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並未去質疑茨威格，卻不得不在譯稿完成之後，直面針對這本書內容與視角的追問。閔雪飛老師在讀完初稿後就指出了關於巴西“種族民主”的種種問題；九久讀書人的編輯何家煒先生此前就出版過《茨威格在巴西》，所以很清楚這本書出版之後在巴西引起的諸多爭議；甚至當我自己從翻譯的情緒中脫身出來之後，也無法忽視茨威格預言與巴西曆史走向之間的明顯不同。
在第一版的譯後記中，我就這些問題做了一些簡單的解釋與回應。但我當時在巴西僅求學半年，學識眼界畢竟有限，如今回頭翻看先前的論述，不免覺得有些流於淺薄。得益於這次修訂再版的機會，正好可以補充一些相關內容，希望讀者在閱讀之後，能夠更加理解茨威格，也更加理解彼時與現在的巴西。
1936年，茨威格首次前往巴西。
茨威格共有三次巴西之行。
第一次，如他在本書的引言中所說，是在1936年8月，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參加世界作家大會之前。這一次，他在巴西停留了約10天時間。這次短暫的旅程在奧地利作家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震動，當年便出版了遊記《巴西小遊》，其中部分片段被應用到了《巴西：未來之國》的寫作之中。不久之後，茨威格便給他在巴西的出版商寫信，表明他想要返回巴西，為撰寫關於這個國家的書蒐集資料。
1940年8月，茨威格終於再度來到巴西，直到次年1月。在5個月的時間中，茨威格與第二任妻子綠蒂大部分時間都呆在里約熱內盧，閱讀書籍、查詢資料，但也同樣遊覽了聖保羅、米納斯吉拉斯以及巴西北部的部分城市。在此期間，茨威格完成了《巴西：未來之國》的主體內容。同樣在這段時間，茨威格與巴西政府主管政治宣傳的官員羅利瓦爾·馮特斯（Lourival Fontes）交往密切，其在巴西的部分開銷也是由巴西政府負責的。
1941年8月，茨威格再次登上前往裡約的輪船。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到巴西，因為僅僅幾個月之後，他與綠蒂便雙雙在里約熱內盧附近的佩德羅波利斯自殺。在最後一次行程之前，茨威格已經完成了《巴西：未來之國》的德文創作與英語和法語譯本的修訂工作。因此，茨威格在巴西的最後時光並未對本書內容產生影響，正相反，這本書的出版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茨威格的生活，使他不得不面對巴西知識界的懷疑與批判。
之所以詳細回顧茨威格在巴西的三次行程，是因為《巴西：未來之國》這本書遭到最大的詬病，就是對巴西的“美化”。而當其他國家的讀者將這種“美化”歸於茨威格的理想主義和他對巴西的片面理解時，巴西彼時的知識分子卻懷疑他是被巴西“新國家”（1937-1945）時期的獨裁者收買了，是在有意用美好的假象去掩蓋現實的問題。
如今，僅僅通過對茨威格三次巴西之行的回顧與他這一時期書信資料的審讀，就能發現這本書的創作確實是出於他對巴西的熱愛，而非受僱於巴西政府。首先，茨威格對巴西的總體印象在1936年就已經形成。他是先有了書寫巴西的想法，才在1940年前往巴西，而非是在1940年收到馮特斯的招待與委託，才決定創作《巴西：未來之國》。而據阿爾貝託·迪內斯（Alberto Dines）等茨威格的巴西研究專家表示，馮特斯的真正目的是想說服茨威格為瓦加斯立傳，這無疑並未成功。
然而，在澄清了這一事實之後，卻引出了更多問題。比如，對於某個國家的讚美能否等同於對於特定時期政府的讚美？茨威格這種基於個人印象的片面化敘述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在多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茨威格對於巴西的描寫是真實的？
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首先要強調的是，面對巴西知識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識分子的誤解與批判，茨威格也並非完全無辜，因為他本身也確實誤解或者無視著巴西的時政局勢。即使拋開政治上的威權主義不談，茨威格似乎對瓦加斯執政時的排猶政策也一無所知。在敘述歷史時，他採取了全然的歐洲視角。在文化與藝術方面，他看中的主要還是十九世紀的經典文學與古典音樂，而對巴西文壇“30一代”的新生力量與桑巴等民間音樂形式毫無興趣。
因此，無論從哪個維度上看《巴西：未來之國》，茨威格採取的都是一種極度個人化的視角。其實早在1936年第一次來到巴西時，茨威格就形成了巴西“多種族融合”“對待外人熱情友好”“能夠用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的印象。而這種印象自然與納粹勢力的崛起和此後的二戰局勢密不可分。當1940年茨威格再度來到巴西時，他其實已經帶有這種先入之見，並在此基礎上查詢資料、遊歷各地。另一方面，巴西絢爛的自然景緻與獨特的歷史發展脈絡確實為茨威格提供了充足的素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巴西：未來之國》應運而生。
但是，在明確了上述這些因素之後，我依然認為這是一本極好的巴西讀物。事實上，在經過意識形態立場極端分化的“新國家”時期與軍政府時期之後，巴西知識界對於這本書的態度也越來越正面。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巴西青年作家J.P.昆卡就明確說道：“今天我重讀了《巴西：未來之國》，想到這位作家眼中的國家看看。”茨威格的巴西是一個烏托邦範本，但並未十分脫離現實。換句話說，茨威格筆下美好的巴西確實存在，但他同時也將巴西不好的一面——尤其是腐敗與暴力——無意識地忽略掉了。
巴西佩德羅波利斯的茨威格之家
以佔全書四分之一篇幅的歷史來說，在史實方面其實並沒有什麼硬傷。與更為嚴肅的歷史讀物相比，茨威格的問題主要在於對歷史進程分析的簡化。換句話說，當歷史學家試圖對各歷史事件複雜的成因進行還原時，茨威格在意的只有兩點：一是巴西民族意識的誕生，二是其“和平”的過渡方式。在這樣的立場下，茨威格總會選取最詩意、最符合人道主義精神同時也最符合巴西利益的邏輯去解釋這個國家的歷史走向，比如將巴拉圭戰爭歸結於洛佩斯的單方面挑釁。儘管關於這場造成巴拉圭人口銳減的大戰已有更為深入的研究，但在成書的上世紀40年代，這種簡單化的歸因卻並非茨威格的一家之言，而是流行於巴西的主要觀點。
同樣，在講述巴西經濟發展與種族問題時，茨威格也並未忽略奴隸制的問題與底層人民的犧牲。誠然，在他強調巴西的發展與未來時，似乎將對過去的清算放在了次要位置；在他對巴西的“種族民主”發出讚歎時，的確會讓人產生巴西不同種族之間完全平等的誤解，無益於巴西黑人與印第安後裔的正當抗爭。但如果我們想想八十年前的時代背景，就會理解茨威格面對巴西種族關係時的感動與興奮。那時象徵著巴西“種族民主”基石的作品《華屋與棚戶》剛出版不久，美國種族隔離政策還未被廢除，而納粹在實行著種族清洗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巴西本身並不完美，也依然是值得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
時至今日，這本書在對巴西曆史概況做簡要梳理之外，最可貴的仍是茨威格這種理想主義的視角。正如我們上面說明的那樣，這種視角因為時代原因而略顯偏頗，但相對於如今追求客觀的羅列式研究來說，《巴西：未來之國》卻包含著一種獨特、自恰的行文邏輯。2006年，在這本書出版65週年之際，里約熱內盧特地舉辦了一次紀念性質的論壇，包括巴西知名歷史學家鮑里斯·福斯托在內的多位學者均參與發言。他們雖不完全贊同茨威格的觀點，但卻都認可這本書對於巴西過往歷史研究與未來經濟發展的啟發意義。
對於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茨威格更是提供了另一種認識巴西的方式。在本世紀初“金磚國家”的概念興起之前，因為足球、狂歡節等文化符號的傳播，大家對於巴西的想象大都停留在“自由”“狂野”“不拘小節”上。因此，當茨威格從一種溫和崇高的角度來展現巴西時，讀者首先會覺得意外。這是因為，在巴西越來越以其非洲文化特質來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可時，許多人都忘記了，來自葡萄牙、法國甚至德國的影響同樣構成了巴西的文化底色。
里約熱內盧以茨威格命名的街道
事實上，茨威格之所以將巴西作為未來之國，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這種歐洲底色。在居住於佩德羅波利斯的幾個月裡，茨威格與綠蒂都一直對當地的德國特色與德國僑民津津樂道。因此，當歐洲故步自封，舊世界接近滅亡時，茨威格最看重的便是巴西這種包容向上的生機。作為曾經的殖民地，巴西脫胎於歐洲文化，但並未止步於此，而是儘可能地將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吸納進來。在這種不間斷的融合過程中，巴西在實質上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種族觀與價值體系。它反對將歐洲、美洲、非洲割裂，反對以血統來規定種族，反對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中一爭高下，反對將經濟發展與國力強盛作為發展進步的唯一標準。
在這個意義上，巴西如今依然代表著某種值得期許的未來。在對《巴西：未來之國》的眾多批評中，最常見的莫過於說他的預言失敗。而當這些批評者援引巴西如今的經濟表現時，其實已經再度落入了茨威格對於“數據”的批判。將“永遠的未來”作為讖語，這種調侃無傷大雅，但在批判巴西經濟停滯、行政低效的時候，如果完全忽略了這個國家在環保、平權、社會互助等方面的努力與成績，就不免陷入到茨威格同時代歐美人的無知與自大之中了。另一方面，也許正是巴西的“平和”阻礙了它以決絕的方式根除社會的種種弊端，阻礙了它以部分群體的犧牲來獲得整個國家的繁榮。
更重要的是，在如今去過巴西並愛上巴西的人看來，這個國家依然擔得起茨威格的盛讚。里約熱內盧的美麗無與倫比；聖保羅州氣候宜人，市中心的規劃與設計並不輸於其他的國際大都市；在大部分巴西人身上，仍能看到那種天然的樂天、熱情與友善。在這個層面上，茨威格這種“印象派”寫作看似對部分細節做了模糊化的處理，卻實現了對巴西精神實質深刻而精確的把握。
曾經，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巴西曾短暫地為茨威格帶去過光明與希望。如今，茨威格的巴西同樣能為庸碌的現代生活注入一絲溫情，我想這也是為何在首次出版近八十年之後，《巴西：未來之國》仍能打動許多讀者的原因。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學葡語系助理教授，葡語文學譯者、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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